英印工业虽同时发展，英国资本相对印度资本来说，无论在哪方面都占优势。在投资总额中，英资占绝大部分，所有铁路、港口、电讯等近代交通设施以及大型水利工程都属殖民政权所有。对工业企业和种植园的投资，1898年英印资本的比重为：棉纺织厂投资总额1490万英镑，英资占1/3，印资占2/3；黄麻厂投资总额498.5万英镑，基本属英资，印资极少；其他工业企业和种植园共投资3550万英镑，英资占9/10，印资占1/10.可见，撇开交通设施和水利工程不说，单就工厂和种植园投资而论，英资也占绝对多数，印资所占比重不超过30%。
英国资本占支配地位，是因为在资金方面有资本输出作强大后盾，在进口设备、聘请技术人员和从银行获得贷款方面有很多便利。印人办企业，特别是办较大企业，资金受限制，英国银行不提供长期贷款，只能从马尔瓦利等商人高利贷种姓中借款，数额也是有限的；英国经理行控制机器设备的进口和技术人员的提供，印商有求他们，刁难颇多，除佣金高昂外，有的提出要以控制部分股权，甚至管理权作条件；更重要的，是殖民当局对印资企业采取歧视、压抑态度。英资修铁路、办种植园、建水利工程，都得到提供土地和租税上的优惠（长期租给，低租率，甚至免除税收），印人建工厂，得不到任何优惠。殖民当局对民族工业产品使用铁路、港口运销，规定的运费率高于英国商品。更突出的是关税政策上的歧视。印度对英国商品包括纺织品输入征收的关税极低（棉纱3.5%，棉布5%）。1874年曼彻斯特商会还借口英国纺织品受到印度纺织品竞争，强烈要求殖民当局完全取消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税。因为这涉及到殖民政权的财政收入，殖民当局没有接受。英国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英印棉纺织品不存在竞争的问题，英国产品主要是细纱细布，而印度产品主要是粗纱粗布。委员会否定了完全取消关税的要求。但英国工厂主继续不妥协地向议会施加压力，结果议会做出决定，要印度政府在财政许可时即行取消英国棉纺织品的入口税，1879年又前进一步要印度政府立即取消。在这个压力下，殖民当局于1882年全部取消了英国棉纺织品的入口税。1882年后在自由贸易旗号下，英国棉纺织品输入量大增，1883—1884年度输入总值为2511万英镑，1893—1894年度达3236万英镑，十年增加30%以上。后来出于财政困难，殖民当局在1894年不得不恢复这项关税，却同时向印度民族资本工厂的同类产品征收同等税率（棉纱3.5%，棉布5%）的出厂税，并说这是为了“公平竞争”！这种税收史上罕见的歧视举动只能说明这些“公平”的标榜者是如何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私利！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家费罗兹沙·梅塔气愤地说：英国当局这样做，是“要把年幼的印度工业扼杀在摇篮里”。
不过，殖民政权对民族工业除压抑打击的一面外，也有不得不容许发展的一面。这是因为民族工业的一定发展能为英国的重工业产品（机械设备、煤炭等）提供市场，对英国资本家有好处，同时也能增加殖民政权的财政收入。例如，对纺织机械进口征收的关税（1864年）是10%，当局自然希望把进口税定得再高一些，但是过高了会影响英国纺织机械的销路，引起纺织机械厂主的反对，这是他们不能不考虑的。
印度棉纱打开远东市场得到了英印政权和英国政权的支持。这是当时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英国商品进入中国享有值百抽五的低关税特权，英国当局允许印度棉纱也作为英国商品进入中国，享受同样特权。受损害的是中国关税，然而印纱进入中国市场挤了英纱地盘，英国工厂主也受损失。兰开夏的工厂主曾为此提出抗议，但是英国政府没有理睬。英国政府知道，印纱生产和输出的增长能够带动英印政权税收的增长。其次，它同意英印政权的考虑：在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压制不住的情况下，有必要采取疏导政策。英纱当时在中国销路不广，把印纱导向那里，以在中国的小损失，确保印度的大市场，既可使英资印资各得其所，又可缓解印度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不满。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纱占领印度市场，印度纱占领中国市场，印度既是棉纱输入国又是输出国。由于印纱在中国销路好，生产受到推动增长较快，销售量也有较快增加，结果印度棉纱输出超过输入，成了出超国。在棉纱输出带动下，棉布的输出也有增长，不过输出量远小于输入量，依然是入超国。下表可以说明1880—1892年的变化：
不管殖民政权主观上如何考虑，它的疏导政策等于给民族工业以鼓励，初创的棉纺织厂能在艰难的条件下立定脚跟并得到较大发展，与殖民当局实行这个政策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