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民初宋诗风的影响
胡适的文学革命论本来是由诗的讨论而萌生的。根据《尝试集自序》的记载，1915年9月胡适在绮色佳（Ithaca）送梅光迪赴哈佛大学，作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
梅君梅君毋自鄙！（《胡适文存》1卷189页）
由这几句诗我们可以见到两个要点：一、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报国”，使国家进入“新世纪”；二、他对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极为不满，认为近百年来都没有好的作家和作品。同时他又写了一首给任鸿隽等人的诗：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胡适文存》1卷19页）。
“诗国革命”就是他的“文学革命”的出发点，主要方向是“作诗如作文”；而“不作腐儒生”的意义就是前首所讲的“报国”功业。
“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其实正是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正面同时也是反面的影响。胡适等一群留学国外而又关心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对当前诗坛实在看不过眼。胡适说：
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胡适文存》1卷196页）。
任鸿隽与胡适讨论“文学革命”时说：
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胡适《逼上梁山》，《建设理论集》，9页）。
胡适在《留学日记》（1916年4月17日）说：
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胡适留学日记》，893页）。
任鸿隽形容当时诗坛说：
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胡适文存》1卷197页）。
胡适《寄陈独秀》又说：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胡适文存》1卷2-3页）
以上提及的都是当时诗坛的著名人物，其中陈三立，字伯严；郑孝胥，字苏□；与陈衍、沈曾植等都是光绪期间得大名的诗人，继承清中叶以来宋诗派的风尚，称为“同光体”，主张“不墨守盛唐”，杜甫、元白、王安石、黄庭坚都是他们效法的对象；另外黄公度是黄遵宪，写诗主张“我手写我口”，梁启超以为是“诗界革命”的旗帜。樊增祥字樊山，与易顺鼎等为清末晚唐派的代表。南社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学团体，包括陈去病、柳亚子、苏曼殊、马君武等多人，社员中尊唐尊宋不一，诗风并不纯粹。在胡适眼中，除了黄遵宪之外，其余都是“言之无物”、“文胜质衰”的代表。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又举出陈三立诗来批评：
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至如此失败矣（《胡适文存》1卷8页）。
论诗，这一首并不是陈三立的上乘作品；但胡适亦没有真正评析其优劣，只以其中崇敬杜甫的想法为嘲弄对象，显示出他与诗坛领袖争衡所采取的策略：仿古只能同陈三立等一路；要“不作古人的诗”，才能有突破。
胡适在《寄陈独秀》及《文学改良刍议》当中对诗坛的种种状况做出批评，这里不必细论。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他所肯定的是前代哪一类型的作品。《逼上梁山》记载1916年他和梅光迪辩论“诗之文字”、“文之文字”时说：
古诗如白香山之《道州民》，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如黄山谷之《题莲华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耶？
即如白香山诗：“诚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建设理论集》，9页）
同年的《留学日记》（4月17日）说：
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胡适留学日记》，893页）。
同年十月《寄陈独秀》说：
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龙鳞识圣颜”。宛转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胡适文存》1卷2页）
《尝试集自序》说：
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胡适文存》1卷187页）。
从胡适举的诗例看来，他喜欢的是开展了散文化倾向的诗，虽然他举了许多唐诗作为例子，但这种写诗的方法都在宋诗得到更大的发展（参《白话文学史》，355、418页）。胡适少年时代正是宋诗极受尊崇的年代；他虽然对当时诗坛不满，但他的思维范畴也离不开宋诗的格局。《逼上梁山》记载了他的想法：
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近世诗人欢喜作宋诗，其实他们不曾明白宋诗的长处在那儿。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所以说“要须作诗如作文”，又反对“琢镂粉饰”的诗（见《建设理论集》，8页）。
宋诗作为时期风格（perid style）的统称，本来就存在着“雅”和“俗”的对衡辩证关系。宋代诗人探求诗的法度，讲修辞，讲章法，不是为了天才而作的（天才不必问诗法），而是为了普通读书人而设的；“诗法”、“句眼”的讲求，一方面使神圣的诗境世俗化，另方面也为俗世架起登天的云梯。宋诗的议论、纪日常情事，是诗境的扩阔，但宋诗人又无时不想“以俗为雅”。胡适所指摘的陈三立、郑孝胥，讲求“清苍幽峭”、“生涩奥衍”是传统文论求雅的向上一路；
感染胡适的却是宋诗的俗世人情，他描述当时文学的背景时说：
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摹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近代学宋诗的人，也都犯了这个毛病（《胡适文存》2卷214-215页）。
所以他努力为“做诗如说话”找例证，上文引述他为说明好诗可以不用典时，曾举出杜甫律诗《秋兴》、《诸将》、《宿府》，甚至李商隐的《无题》例，但实际上他不能欣赏律诗。《尝试集自序》中提及自己早年读诗的经验时说：“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胡适文存》2卷188页）。后来在《答任叔永书》中分析杜甫几首著名七律就说：《诸将》五首“完全失败”，“不能达意又不合文法”，《咏怀古迹》五首有“律诗极坏的句子”、“实在不成话”，《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有“做作”、“不自然”之处（《胡适文存》2卷97页）。
看他苛评律诗时所执的标准，可知他最欣赏的是能够发议论、语气自然、合文法（注意：是散文的文法）的“白话”诗；另一方面，从他对同一些作品前后的评价如此悬殊看来，我们又可推知他在表达文学主张时所搬弄的文学史事例，主要是为了论说方便，而不一定是对作品的真正认识。因此，在要建立他的“白话文学”为文学史中心的理论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先订目标，再四处翻寻合用的例证。有关这一点下文再有补充。
胡适在宋诗的环境中选择了宋诗不为当时注重的作诗如“作文”、“说话”的一面，就好像在文学传统中选择了不受重视的民间传统一样；他再进而专门推尊传统的白话诗，一方面固然是性分所趋，另一方面也有历史条件为基础。
（二）“俗话文学”的发现与文学史“正统”之争
在胡适提出他的“文学革命”理论之前，白话的应用主要见于两个地方。一是传教士以至部分教育改革家运用白话以传播新思想以及开导民智，胡适和陈独秀在早年亦曾加入这个运动的行列（Chw Tse-tsung，27-271；李孝悌，1-42）。其次是白话小说的大量产生，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曾略加总结，分成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有《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南方的讽刺小说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广陵潮》等（68）。教育家推广白话以改革社会的目标，启迪了胡适的致用文学观，切合了他早就认同的白居易一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实际主义”（real-ism）。民间白话小说之盛行，则与新知识分子所怀抱的民众力量有关，胡适说：
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的小说……这些南北的白话小说，乃是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6-7页）。
胡适的“文学革命”本来由“诗国革命”出发，所以他曾刻意地去搜罗白话诗来作为自己理论的张本，但历史能够提供的材料不多，他说：
白话诗确是不多；在那无数的古文诗里，这儿那儿的几首白话诗在数量上确是很少的（《逼上梁山》，《建设理论集》，2页）。
因此他后来就要花好多气力去证明白话可以作诗，终于写出《尝试集》的各个篇章来，这已是后话。在美国留学时，胡适和任鸿隽、梅光迪等讨论“作诗如作文”，一直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于是他就把目光由诗转向“俗话文学”，认为这些白话文学有重要的价值。这种看法，所受的攻击就少了。由是，胡适决定以“俗话文学”为基础，建立他的文学史观：
我到此时才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才认清了中国俗话文学（从宋儒的白话语录到元朝明朝的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是中国的正统文学，是代表中国文学革命自然发展的趋势的。我到此时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逼上梁山》，《建设理论集》，1页）。
胡适说自己在1916年的2、3月间，“把中国文学史看明白了”，在年底写成的《文学改良刍议》当然不会将郑孝胥、陈三立等人视为当世文学的代表，他心目中的人物正是白话小说名家：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胡适文存》1卷8页）。
当世文学有吴趼人（我佛山人）、李伯元（南亭亭长）、刘鹗（洪都百炼生）三人为代表，文学史上也有必要列举“正宗”作支援：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胡适文存》1卷15页）。
本来胡适在讨论中国“今日”（当日）的文学革命需要用白话替代古文，然而在有意无意间，他的论述由“今日”转移到“过去”，认为中国文学“史”都应该以“白话”为“正宗”；于是他就在中国文学史上检查追索一条白话文学的发展脉络。《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就揭示了他的探索发现：
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诗短词。及宋而语录体大盛，诗词亦多有用白话者（放翁之七律七绝多白话体。宋词用白话者更不可胜计。南宋学者往往用白话通信，又不但以白话作语录也）。元代之小说戏曲，则更不待论矣。此白话文学之趋势，虽为明代所截断，而实不曾截断。语录之体，明清之宋学家多沿用之……小说则明清之有名小说，皆白话也。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笔记短篇如《聊斋志异》之类不在此例）。故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胡适文存》1卷33页）。
文学革命的目的在于“当前”的文学、“将来”的文学；但胡适为了与传统的文学势力抗争，于是标举“过去”文学传统的潜流，为“当前”的革命方向增加声势：
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的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逼上梁山》，《建设理论集》，19-2页）。
他抬高“新工具”的方法，是否定“老工具”曾经是“工具”，说“新工具”才是惟一的工具；因此追溯白话文学的源流，变成文学史的“正统”之争。
原本胡适说：“夫白话之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声誉，不列于文学之‘正宗’”，但因为他主张“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文存》1卷33-34页），所以文学史也要重新改写。他费心劳力地工作：
一、找来“白话诗人王梵志”（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36-367页；《白话文学史》，229-236页）、访得韦庄的《秦妇吟》（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71页）、发现“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679-7页；《白话文学史·自序》，11页）。
二、把“白话”的定义放宽，连本属“死文学”的《史记》都变成是白话活文学的部分（参《白话文学史·自序》，13页；《答朱经农》，《胡适文存》1卷89页）。
三、又把“文学”的定义放松，连佛经译本、宋儒语录都包括在内（参《白话文学史》，157-215页；《胡适文存》卷一，33页）。
于是，他可以正式宣布：“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引子》，3、5页）。这个过程，正好说明了历史如何被“书写”出来。由这个角度看，胡适推动的确是一场“革命”，他“这种新的文学史见解”不单是“文学革命的武器”（《建设理论集·导言》，21页），开展了将来的局面，更加改造了过去的历史。
随着文学革命的成功，以往的传统文学只能退居幕后，就如胡适在《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中所预言的一样：
大学中，“古文的文学”成为专科，与欧、美大学的“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占同等的地位。
古文文学的研究，是专门学者的事业（《胡适文存》1卷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