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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理器之分与真俗之辨

区分学术与政治,承认求是与致用各有其存在价值,这自是持平之论。可理解是一回事,喜爱又是另一回事。章太炎虽笃嗜“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轮到辨析论学宗旨,还是有明显的倾向性。倘若章氏论学只是既讲实事求是又讲经世致用,未免近于乡愿,不可能一时间振聋发聩。就学术训练及师承而言,章氏无疑倾向于实事求是,一辈子不能苟同康有为的傅会臆断,或“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可生当衰世,良心未泯,章氏又不能不以某种形式介入现实政治,专讲训诂老死书斋决非其所愿。这么一来,讲求是章太炎不如乾嘉诸老彻底,讲致用章太炎又不如康有为明确;其特点是努力在求是与致用之间取得某种合理的平衡。可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学术与事功不两至”;或者说,“夫求是与致用,其道固异;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两立”。最理想的设计似乎是:论学时讲求是,议政时求致用。可什么时候该论学,什么时候该议政?政学是否真能泾渭分明?还有,政治与学术能否固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1906年,章太炎作《建立宗教论》,其中有这么一句:

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

这话移用来概括章氏论学宗旨,颇为恰当:“上不失真”讲求是,“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求致用。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二者完美统一而不是互相拆台?如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先要鱼还是先要熊掌?或许这才是关键所在。

20年代初,章太炎曾作题为《说求学》的演讲,分求是与致用二途,并比较其长短:

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

求学理精深者讲实事求是,求切近人事者讲经世致用,二者不分长短高低,只是宗旨不同因而问学途径有别。这自是通达之论。可章氏紧接下去还有一句话:

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

章氏晚年感于国势衰微,论学颇多致用之说;再加上平日关注政治,活跃于清末民初政坛,20年代中期甚至发表暂停讲学与著述的“专心国事之通启”,这就难怪世人心目中的章太炎,以经世致用而非实事求是见长。用张灏的话来说,就是“年轻时他就被两种不同的治学思想所吸引”,而“最终显示更具力量的是伦理实践思想”。

最能体现世人对章太炎的评价的,是其弟子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中的一段话:

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还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

世俗名声与学术贡献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是关系不大。单纯以学术成就而倾动朝野者,古今中外实为罕见。公众对古音之甄别与制度之考辨,远没有像对现实政治那样感兴趣。章太炎得名于提倡种族革命而不是音韵训诂之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能否因此断言章氏只是个“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持此说者意在推崇太炎先生,可立论的基础是置革命于学术之上,而不是章氏自述的求是与致用各有短长。其实,章太炎的业绩到底以革命还是以学术为大,这二者本身是无法折算并加以比较的,纯因立论者的主观视野及价值尺度而上下浮动。我想考察的是,章氏本人是如何看待政治与学术,或者说他论学时到底重求是还是重致用。

真正体现章太炎置政治于学术之上的,或许是其与康门师徒的微妙关系。章氏论学与康有为迥异,变法维新期间有过短暂合作,变法失败后又著文多所回护,时人或不以为然,章太炎于是解释道:“说经之是非,与其行事,固不必同。”说经之是非可以争论,而心术之邪正不容辩驳。以“揭邪谋”的名义“驳伪学”,实是借政治权势解决学术争端,不管其说是否“中窾要”,都“自成其瘢宥”,都是心术不正的表现:

苟执是非以相争,亦奚不可,而必藉权奸之伪词以为柄,则何异逆阉之陷东林乎?

因此,尽管“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可一旦共同的政敌以“伪学”攻康氏,章氏马上抛弃门户家法之见,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著《今古文辨义》,反对“经术文奸之士”之“借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力图将今古文之争限制在学术范围内。1899年1月,避地台湾的章太炎接到康有为复书,感激兴奋之余,将其加上识语刊于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识语”中专门表白他对于政术与学问的看法:

或曰:子与工部,学问涂径故有不同,往者平议经术,不异升元,今何相昵之深也?余曰:子不见夫水心、晦庵之事乎?彼其陈说经义,判若冰炭,及人以伪学朋党攻晦庵,时水心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谬。何者?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由是观之,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焉耳。

应该说学有“异同”,只是比起心术之“邪正”来,这一“论学虽殊”显得无关紧要——这自是有感于中国人之不屑于“执是非以相争”,而喜欢借“揭邪谋”、“驳伪学”置学术对手于死地这一卑鄙习性。

将政术邪正置于论学是非之上,这一点章太炎从来不含糊。戊戌前后因政术合而靠近康梁,不问双方学派之歧异;1906年后因政术分而斥骂康梁,不讲双方学术上之互补。尽管后来章太炎也承认《民报》时期与梁启超的一系列论争有利于刺激双方深入思考,并非真的水火不相容;可当年章氏更愿意强调的还是政术之异。1907年3月,梁启超将读《说文》的数十条劄记编为《国文语原解》,托人转求精于此道的章太炎作序,希望章氏能超越“政见歧殊”,成就此“学问上一美谈”。可章太炎根本不予理睬,或许是看不上梁氏的小学功夫(章太炎对梁启超的学问历来评价不高),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因“政术歧殊”故。

章氏论人衡文,常以政治立场及气节高下为第一前提,尤其是在提倡种族革命时更是如此。评述时人尚且不能局限于道德判断,更何况情况更为复杂的古人。章氏论学因政治偏见而出现较大误差的,当推其对清代学术思想的评论:就因为当中横着一个章太炎力图推翻的满清王朝。如批评魏源之“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前者指学派,后者则指气节。不要说魏源曾出任清廷官吏,就是黄宗羲允许儿子入清王朝的明史馆,在章氏看来也是不可原谅的过失。明末清初三大家中,章太炎独不以黄宗羲为然,以为其“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远甚;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学术高下其实很难说,章之故意贬低黄氏,主要是认定其气节有亏:“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一切以是否与清廷合作(其标志是出仕)为取舍标准,而不大考虑特定时期的历史情境与思想潮流,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颇,更何况以之褒贬思想家和学者。

章太炎品人评事重气节而轻功业,尤其鄙薄世之所谓“有文无行”者。一旦“文”与“行”、“著述”与“气节”、“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尖锐对立起来,章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可品人重气节不能直接转化为论学主致用;相反,气节之士很可能不屑“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因而倾向于寂寞的求是之学。在某些特定场合,为唤起民众拯世救亡,章太炎也会大谈学以致用;可正式论学时仍严格区分“学说”与“功业”,反对以有用与否来衡量学术:

学说和致用的方术不同,致用的方术,有效就是好,无效就是不好;学说就不然,理论和事实合才算好,理论和事实不合就不好,不必问他有用没用。

对于相信“大士说法,唯在应机”,且对“应机之云”别有新解的章太炎来说,既然有意应政俗风云迁变之机而化人,论学时不免有因时因地与诲人律己之别。表面上章氏既讲求是又讲致用,不说宗旨含混,也有折中之嫌。可我以为,实事求是才是其论学宗旨,经世致用则是“应机说法”。

章太炎论学虽兼及学理精深与切近人事,却重在求是而非致用。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还是其真俗之辨。真俗互存互转,即所谓“真妄同源”,或者“真必有妄,舍妄无真”,不应该孤立地谈论真俗之高下是非。《菿汉微言》中自述学术思想历程,不也落在“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上吗?可是,当章太炎用真俗来概括两种不同的论学宗旨时,还是蕴涵着某种价值判断的:

人心好真,制器在理,此则求是、致用更互相为矣。

虽说强调二者“更互相为”,可一理一器,一真一俗,已经显出论者的倾向性。

理器之分与体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老话题,或许有点玄虚,章太炎还有更通俗的说法。1910年章氏以独角为笔名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专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的《庚戌会衍说录》,其中论及致用与求是之别,纯是推己及人的大白话:

况且致用的学问,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还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机会,机会不巧,讲致用的还是无用。专求智慧,只要靠着自己,并不靠甚么机会。假如致用不成,回去著书立说。

致用与求是,一需机会凑合,一靠自己努力。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经世致用’却由不得儒者自己作主,必须要靠外缘。所谓外缘便是顾亭林说的‘王者’,因此无论是顾亭林或黄宗羲都要有所‘待’。从历史上看,儒家所期待的‘王者’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章太炎立身处世,历来讲“自贵其心,不依他力”,自是推崇不必有待的“求是”。求是而不为时人赏识,尚可著书立说,企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这对读书人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因千古文人多叹怀才不遇,之所以还能活得挺认真,就因为“立德”、“立功”不成,还有此不待社会认可的“立言”。至于致用之学,成者固然风云际会显赫一时,可“机会不巧”者毕竟占绝大多数。而致用之学一旦无用,那可真是一钱不值。如此“应机说法”,没多少理论思辨色彩,可挺实在的——此也可见论者的良苦用心。

以个人之利弊得失论治学门径,自然不是“大道”。可即便从家国兴亡着眼,章氏也仍倾向于学以求是而非致用。章太炎确实强调学术与政治之关系,如《哀焚书》中力主“建国家、辨种族”之根基在“言语、风俗、历史”;故灭其国者必毁其史变其俗易其言,此“帝王南面之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提倡种族革命者,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借学术发思古幽情,进而光复故国。章太炎对“主义”(政治)之倚仗于“史籍”(学术),有过这么一个妙喻:

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

这话常被用来作为章氏治学讲致用的证据。其实,统贯章太炎此前此后论学思路,此乃强调经世必须借重学术,而不是治学必须讲求经世。若把章氏论学宗旨简单化明朗化,大约可化为如下三句:治世必须借重学术;求学不必讲求致用;求是之学为无用之用。

求是之学为无待之学,为无用之用,故是“真”是“理”是“体”;而致用之学相对来说只能是“俗”是“器”是“用”。至于说“趋于致用”容易“浮说致人”,而“趋于求是”则“左证有事,攻守有法”,其实倒在其次。关键还是在于真俗之辨这一思维方式。之所以选择“真俗”来说求是与致用,实关联到章氏对自身历史地位及存在价值的估计。

章太炎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几十年,乃万众瞩目的民国元勋,革命胜利后论功授勋,甚不以得二等勋位为然,自称其“首正大义,截断众流”,功在孙中山之上。如此注重功业声名,似乎走的是政治明星的路子。可实际上,章氏最为自得的,还是自家学问。辛亥革命高潮中,章太炎致书吴承仕,称:“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此等表白,并非一般读书人套话。

最能说明章太炎特重学术的,是两次系狱临危时近乎“盖棺论定”的“自祭文”。1903年章氏因《苏报》案系狱,于狱中有一自记,劈头就是“上天以国粹付余”;其中最为忧虑的并非光复故国之大业能否成功,而是担心自家学问及身而绝:

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这种中华文化系于自家一身安危的感觉,在章太炎并非一时戏言。1914年章氏被袁世凯囚于北京,致书黎元洪,称“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决意绝食,以死抗争。虽有“进退”之分,似仍以为民请命为大;可绝命书中最大的感慨还是:“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二十年后,弟子朱希祖对此有过大致合理的诠释:

先师尝言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矣。此二十年前在故都绝粒时之言也。至今思之,仍不能逾于斯言。

不管章太炎对自家学问的估计是否恰当,但其自视为并世中唯一能“为往圣继绝学”者,这一点几乎是没有疑义的。生死关头之思念,最能体现个人之志趣。立意绝食时,“自分以一书生提倡大义,功成事遂,可以永终”;真正引以为憾的是“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在给长婿龚宝铨信中,章太炎一再表白此“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恨:

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虽从政蒙难之时,略有燕闲,未尝不多所会悟,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

章太炎生死关头大谈学术,或许真的只是政治上“功成事遂,可以永终”,而学术上自觉未尽其才故遗恨千古;或许是认定政治上的功业别人也能完成,唯一不可替代的是自家“夐绝千古”的学问;或许是以为政治上的成功犹如过眼烟云,唯有学术上的贡献方能流传久远……所有这一切,都只能任凭后人猜测,唯一确凿不移的是那危难关头以中华文化(国故或国学)守护神自居的独特姿态。章氏晚年之不言“经世致用”,而只求“惇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正是这一思路的合理延伸。这种解释可能会稍稍动摇章氏“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的传统说法。不是否认章太炎前后期论学兴趣有所转移,而是试图指出常被论者忽略的一点:即便高谈政治投身革命之际,章氏内心深处可能仍以学术为重。就注重学术之独立价值及深远影响这一点而言,章太炎前后期并没有多大变化;同样,论学中以“求是”为“真”、以“致用”为“俗”这一独特思路,基本贯穿章太炎一生。

§§第二章 官学与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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