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至的《十四行集》（十六）
1948年，冯至在为他七年前创作的《十四行集》重新撰写序言时，这样回顾自己当年的创作过程：
有些体验，永久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我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下一些感谢的纪念呢？由于这个念头，于是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连的，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
虽然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一本诗本来应该和一座雕刻或一幅画一样，除却它本身外不需要其他的说明”，但这篇序言确乎不止提供了创作背景、思路缘起与构思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27首作品的主题和情绪，而且，这段话更可以被看做是诗集中第16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一诗的最好诠释。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人生经历的点点滴滴的尊重和珍视，以及这种有意识地将一切感悟融入生命、融入思想、融入诗歌的观念与实践，成就了《十四行集》这部文学史上重要的诗集，也成就了这首隽永深沉、富含哲理的小诗。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是整个诗集的核心，也许并不算过分。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首诗中，“化”——包括“化身为”、“化成”——共出现了六次之多，成为全诗最为核心的动词。这种不避重复的使用，显然是诗人有意为之。而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化”字是全诗的诗“眼”所在，它传神地点明了全诗的主题。
在诗的第一节，诗人以一种非常高大的主体形象出现，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这似乎是一种浪漫主义抒情诗的调子，但是，接下来的传达方式却表现出了与浪漫情调之间的巨大差异：诗人以连续三个“化”字统领诗句，直接把人的个体生命与广漠的自然融合在了一起，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惊异的诗意的联系。山巅上伫立的人与一望无边的平原，这一高一阔两个意象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强烈的纵横反差，更加强了读者在阅读中感到的震撼，将原有的对浪漫抒情的阅读期待彻底颠覆了。而在这一震撼之后，这三个由“化”字统领的意象，又循着一个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的顺序，落回到读者的面前，从而将想象的思绪从“一望无边的远景”又拉回到“面前”“平原上交错的蹊径”。这种效果就如同欣赏一帧巨幅山水画，观者先为整体的恢弘气势所震撼，随即又可以在细细赏玩中品析画中韵味。
要理解第一节诗的含义，关键的问题在于对“化”字的理解，否则，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上的“我们”，与面前的壮阔自然只能是审美者与自然美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正是一个“化”字，使得二者融为一体，并在这一融合中揭示了诗篇的主旨。诗人在此所要表达的是，人的内在生命与外在世界是密切相关的，把生命投入自然，或将对自然的感悟融入思想，就能够获得生命的开阔、生命力的滋长，以及灵魂的丰富。
如果说，这一主题在第一节中还未及表现得那么明确，那么，第二节则表达得更加充分明朗：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连，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诗人用“关联”和“呼应”点出了人的内在生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如前文引用过的诗人自述中所说的那样，“从历史上不朽的精神到无名的村童农妇，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无不与我们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所有的经历，无论快乐还是痛苦，无论惊心动魄还是平凡琐碎，都在无形中丰富和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成为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
至此，诗人将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清楚完整地表达出来了。后面两节，则是在同一主题上的加深。
第三节出现了两个相对具体的意象：松树和浓雾，并以此对应“我们的生长”与“我们的忧愁”。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心理现象：当我们看到一棵葱郁的松树时，会想到自己生命的年轮正和自然之树一样生长，并从中体味到一种成长的喜悦；而看到“城上的一片浓雾”时，则可能感到情绪上的压抑甚或淡淡的“忧愁”。可以说，我们的悲欢哀乐从来都与身外的自然和社会紧密相连，我们以心灵捕捉和体验自然，同时也在外界的影响中感受自己。
诗的最后一节构成了对第一节的回响，由此造成了一种旋律的回荡之感，诗情更显完整。“风吹”和“水流”无疑是对于时间的象征，象征着我们的生命随着时光的流转，在自然中、在人群里，不断积累着思想与情感的点滴，变得日益丰富成熟。
综观全诗，在严肃的人生思索之外，还洋溢着一种淡淡的乐观情绪。遥想1941年诗人在昆明的生活，流离失所、国破家亡，加之身处穷乡僻壤，其精神上的痛苦和物质生活的匮乏可想而知。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写出了“我们并立在高高的山巅”这样的诗篇，表达的竟是一种坦然面对困境、将一切痛苦都看做生命的财富和收获的精神。这不能不说是反映了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超拔坚忍的情怀。
客观地说，这首诗的诗情并不算特别地丰富充沛。它的主题比较明朗，表达也相当直接，无怪乎废名在《谈新诗》一书中谈及《十四行集》时，专门提到第15、16两首，并评论说：“这两首诗虽是铺张，但我们读者都感到切实，一点也不空泛，十四行体真是有助于诗情。若用自由体，必不会有着两首诗，必显得诗情不够。”应该说，这个批评是敏锐精当的。诗人正是出色地运用了十四行体旋律方面的优长，在形式的回环往复中，“铺张”地叙写了一个单纯的主题，使读者既受到了哲理的启发，又在曼妙的音乐感中获得了沉醉。
（张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