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诗能代表一诗人整个人格者，始可称之为代表作，诗中表现的是整个人格的活动。前说之《野望》，可称为王无功的代表作：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对此首笺曰：“五言律前此失严者多，应以此章为首。”然此语并不足以说出王氏《野望》之好处。王氏作此诗之动机（诗心）——有诗意前之动机、诗心的前半——即元遗山《论诗绝句》所谓：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不论派别、时代、体裁，只要其诗尚成一诗，其诗心必为寂寞心。最会说笑话的人是最不爱笑的人。如鲁迅先生最会说笑话，而说时脸上可刮下霜来。寂寞的心看不见，可寂寞的脸看得见。最是失去母亲的小孩儿，那脸是一张寂寞的脸。小说中写寂寞者可看《现代日本小说集》加藤武雄（英文：Takeo Katou）的《乡愁》。电影贾波林（Chaplin）的笑是惨笑，陆克（Lloyd）是冷笑；惨笑是伤心，冷笑是讥讽。哈代（Hardy，胖）、劳瑞（Laurel，瘦）是捣乱，不是真正滑稽。真正滑稽必须背后有一颗寂寞的心。
有一颗寂寞心，并不是事事冷漠，并不是不能写富有热情的作品。To live a life，严子陵、陶渊明、王无功，皆能如此。德歌德（Goethe）的《法斯特》、意但丁（Dante）的《神曲》，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然此二诗乃两位大诗人晚年作品，虽西方人因精神饱满，晚年仍能写出精神饱满的作品，然其心已是一颗寂寞心了。必此寂寞心，然后可写出伟大的、热闹的作品来。我国《水浒传》亦为作家晚年的作品；《红楼梦》亦然，乃曹雪芹晚年极穷时写的，岂不有寂寞心？必须热闹过去到冷淡，热烈过去到冷静，才能写出热闹、热烈的作品。若认为一个大诗人抱有寂寞心，只能写枯寂的作品，乃大错。如只能写枯寂作品，必非大诗人。如唐之孟东野，虽有寂寞心，然非大诗人。宋之陈后山亦抱有寂寞心，诗虽不似东野之枯寂，然亦不发皇，其亦非大诗人。
王无功《东皋子集》中，热烈皆从寂寞心生出。
王无功善饮。诗人多好饮酒，何也？其意多不在酒。为喝酒而喝酒者，皆为酒鬼，没意思。陶诗篇篇说酒，然其意岂在酒？其意深矣。并且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世上无可恋念，皆不合心，不能上眼，故逃之于酒。“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这就是有寂寞心的人对酒的一点喜欢。
寂寞心盖生于对现实之不满（牢骚），然而对现实的不满并不就是牢骚。改良自己的生活，常欲向上、向前发展，也是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叹老悲穷的牢骚不可取，就是说，牢骚不可生于嫉妒心。纯洁的牢骚是诗人的牢骚，可发。
《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两句，是“起”。“欲何依”三字，寂寞心。“依”字有二解：一为物质的、肉体的，“白日依山尽”（王之涣《登鹳雀楼》）之“依”；二为心理的、精神的，“皈依”之“依”。心无着落、无寄托时，即最寂寞的。（小孩子的心最大的着落、寄托即是母亲，所以没母亲的孩子最寂寞。）人之信仰、事业，亦为人心之所居。“饱暖思淫欲”，逸居而不敬则为禽兽，即因其肉体虽有寄托而精神无寄托，其人最可怜；心死，而自己不知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杜牧《阿房宫赋》）。而一个伟大的人在精神没有着落、没有寄托时，乃愈觉其伟大。如亚历山大（Alexander）征服世界后之悲哀，是胜利的悲哀；霸王乌江是失败的悲哀。《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堂之后说：“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就因无寄托。
人无“癖”不乐。
平常人之寄托多“不诚”，故不成；“诚”则能得到愉心，此所谓“涅？”。盖即当做一件事，心不外骛，心完全着落、寄托在所做事物上，是“诚”，是“一”，即是“涅？”。若寄托不“诚”、不“一”，在二以上则是精神分裂，精神之车裂。孟子对梁王之问曰：
（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定于一”是静，而非寂寞——“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苏福《咏初一夜月》），“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静是如此，复杂的“一”，蕴是实，无是有。曹雪芹晚年一切都完了，都放下了，而拿起笔，一部《红楼梦》出来了。王无功写《野望》时心是无着落的。“徙倚欲何依”，“欲何依”三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亦即寂寞心。平常人无着落是无头苍蝇，瞎撞。诗人的心与得道之人的心不同，得道是“定于一”，作诗的那点境界，像得道而不是得道，动机不是“定于一”。因若在作诗前已“定”，则无诗矣；然若“不定”，也作不出诗来。
诗人实在是不愉快的，有愉快只是创作的愉快，此愉快在创作成功之前。李太白有“落叶诗”：
落叶辞枝，飘零随风。
客心无托，悲与此同。
（《独漉篇》）
诗人于苦是一有、二知、三受。鲁迅先生说可怕的是使死尸自己站起来看见自己腐烂。诗人即是死尸站起来自己看见自己腐烂，且觉得自己腐烂。（诗人该有关公刮骨疗毒的劲。）此点老杜表现最充足。世人不觉自己悲哀，是幸福的。
平常人在不愉快时，心是没有生机的。心在静止时（不起作用）是《佛经》所说的不思善、不思恶，若用儒家的话讲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中庸》）——止水。有动机时如水波动，是诗心。心静止时是诗的本体，动是后起的，非本体，然必动而后能生（表现出来）。由小到大、由有到无是生，动不一定是生。诗人的话也是平常的，而说出来却生动美丽，复杂动人。平常人之简单不能动人，只因其只是动而未生，心不愉快时只能动不能生，故没有生机。诗人写悲哀、痛苦，照样复杂动人，何以故？有生机也。王诗“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四句，以及末二句“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生机旺盛。真正寂寞是外表虽无聊而内心却忙迫——身闲 心忙=寂寞。王氏此诗便在此情绪中写出，然此时是矛盾、破裂，最不易写出好的作品。
创作不能只顾自己，抒情诗人是自我中心，然范围要扩大。小我扩大有两方面：一为人事，多接触社会上人物。鲁迅先生文章的技术、情绪、见解都好，然而仍是小我，未能扩大，故其小说不及西洋人伟大。人事的磨炼对做人、作文皆有帮助。另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欣赏，此则中国诗人多能做到。然欣赏大自然要不只限于心旷神怡、兴高采烈之时，要在悲哀愁苦中仍能欣赏大自然。一般人多于愁中饮酒，欲借之以“压伏”心中悲苦耳；或者欲借外力以“消除”之。此二种皆不成。一个诗人抱着悲哀愁苦走进美丽的大自然去得到调和，虽然二者是矛盾的。一切文学皆从此出发，真正的调和便没有诗了。如融入父母之爱中，便没有诗，写父母的爱，赞美之，多于父母不在时；又如歌咏儿童的诗，外国多，中国少，尤其是带有赞美的诗，盖觉得不必说。杨诚斋尚有歌咏儿童之句——“闲看儿童捉柳花”（《初夏闲居午睡起》），实不甚好，“闲”字不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是千古名句，也是千古之谜。“悠然”的是什么？从何而来“悠然”？可以说是小我扩大了，其中没有矛盾、抵触，没入大自然之内。然而一个人没入大自然，如同没入父母之爱中，大自然对我的抚摩，同时我心与大自然合二为一，不但是扩大，而且是混合，如此便无诗了。真正冲突、矛盾的结果是破裂，没有作品，组织不成，作品要组织；真正的调和也没有作品，如糖入水，无复有糖矣，真正的调和，便没有材料可组织作品。只有在冲突之破裂与调和、消融的过程中，才能生出作品来，于此才能言语道尽。
西洋人是自我中心，征服自然；中国人是顺应自然，与自然融合。山水画中人物已失掉其人性，而为大自然之一。西洋人对大自然是对立的；中国人是没入的，甚至谈不到顺应。人在愁苦中能在人事上磨炼是英雄的人，诗人也是英雄的诗人；人在愁苦中与大自然混合是哲人、是诗人。
王氏此诗是凄凉的，平常人写凄凉多用暗淡颜色，不用鲜明颜色。能用鲜明调子去写暗淡的情绪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只有天地能以鲜明调子写暗淡情绪，如秋色红黄。以天地之心为心，自然小我扩大。心内是寂寞暗淡，而写得鲜明。王氏首尾四句“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不见佳，然诗实自此出；而此诗之成为好诗，不只在中间两联。凡文采、美的光彩皆须从内里透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