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的我发育得比较好，个子高出同龄人不少，若说没超过5岁，估计还真没太多人相信。幸亏妈妈教我一个办法，若别人盯着我的身高看，我就假装蹲下点，估计“糊弄”一下就过去了。但这简单的“蹲”，对我来说真是遭罪了。一进火车站，我就开始偷偷练习“蹲功”，既得让自己看着不那么高，又得把腿拢起来，尽量不要那么显眼。
终于熬到了门口检票处，我记得检票的阿姨眼睛特别刁，犹如火眼金睛，一下子看到了我的畏畏缩缩。现在想起来，人家工作人员成天面对逃票，对我们这套“小儿科”的把戏简直再熟悉不过了。
她粗鲁地问爸妈：“小孩买票了吗？”
爸妈赶紧说：“我家孩子没超过一米三，今年才不到5岁，不用买票……”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那个检票阿姨听完根本不信，直接弯下腰来大声问我：
“小孩，你今年多大了？”
我当时就傻了，头脑一片空白，根本张不开嘴！
我停顿了大概10秒钟，只蹦出一句话：
“妈，咱们还是补票吧！”
再往后的情节就有些模糊了，只记得妈妈不停地数落：
“你这个孩子太傻了，说成5岁不就没事了，主动补票不等于咱们‘暴露’了嘛！你转过头来让我去买票，那不明摆着家长在欺骗事儿嘛！我这脸往哪儿搁啊……”
可当时我心里实在太别扭了，说成5岁，仿佛舌头上了锁，真就张不开嘴。
不知为何，这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现在想一想，确实印证了好多东西。
对于逃票这件事，在我成为父亲之后有一些深刻的感悟。我们常常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比如说谎是错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可能撒谎，会发脾气，会动手打人。在孩子看来就产生矛盾了：家长之前又说这个是不对的。家长有的时候还会狡辩“爸爸其实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做十分不好，没给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不应该“言传大于身教”，所以平时我基本上跟孩子是说到做到的，在我能够跟他说的这些话题里，我基本能做到80%以上。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在看，有时候你讲给他，他看到你这样做，有时候你没讲给他，他会自己悄悄发现。
发现了以后，他自己会总在心里琢磨：“哎？爸爸原来说的是那样，他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有时候他会问，有时候他就存在心里了，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事情。成人总是一边对孩子耳提面命灌输良好品行，一边自己却用行为展示错误。对孩子来说，父母的教育从来都是行大于言。
很多时候，小石头跟当时的我几乎一模一样，若撒个小谎，逃个票，这一路比“逃难”还难受！
逃票风波过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一起回到了青海。
“北京小子”变成“西北娃”
青海生活是个全新的开始，对一个6岁的男孩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与北京迥然不同。
爸爸妈妈对我的宠爱有加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六七岁的小男孩好像都很招人嫌，就像现在的石头一样，有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到了青海以后，我做过一件很恶劣的事。
事情的起因就是我想回家，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回家！”
爸妈说：“这不是你的家吗？”
我说：“不是，我要回我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家，这里不是。”
然后妈妈就冲我发脾气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啊，一点不听话。”
听妈妈这样说，我也发脾气，把鞋一扔，说来也寸，就把妈妈额头给打破了。之后我内疚了好久。
在青海时的总体家庭氛围还是欢乐和谐的，爸爸妈妈之间关系也还算融洽。可能是因为在一个边远地区，远在他乡，所以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而且因为工作上施展不开，所以他们更加关注家庭生活。那时候大家心里总想：“在这种地方待着，哪一天才是尽头啊？”在这种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状态不如意的境遇下，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我妈妈的工作能力特别强，在上中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多喜剧天赋。她当时演了一部很经典的喜剧小品叫《两个心眼》，几乎家喻户晓。直到现在妈妈的那些中戏同学提起来，仍旧会说：“哎！你妈妈当年很厉害啊，她是生不逢时！”我想自己有喜剧天赋可能是继承了我妈妈的一些基因吧。
但他们也是有抱怨的，只不过大多的抱怨不是针对我。而是“文革”那个时代。妈妈更经常因为受人排挤而抱怨，所谓受人排挤就是在话剧团里，演一个剧一般分主角、二号人物、三号人物，他们会写成大字报公告出来。但私下里谁谁谁有什么关系，谁谁谁用了什么方法，可能不太光明，但是赢得了男主角或者女主角。
而我妈妈往往是女主角的二号人选，也就是B角，往往要等女主角身体不好了或者有事儿的时候，她这个备选才有机会上。当时妈妈的抱负和拳脚施展不开，就会有这方面的抱怨，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往后的日子里，中戏其他班的同学，留在北京的，都爆发了，也有了作品与展示，而她们在外地封闭的情况下，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在事业方面慢慢就走了下坡路。
其实在青海的物质条件挺好的，在北京爷爷奶奶家我一直住的是平房，但到了青海跟爸爸妈妈住的都是楼房。而且那个时候在青海物质条件比内地要好多了，因为当时支援边疆的人是有国家补贴的，什么高原补贴、支边补贴，加在一起大概有64块钱，我爸妈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将近130块钱的生活费。在当时来讲，这个收入算非常高了。
当时，我们家地窖里，永远有从青海草原来的牛羊肉——整扇的羊和牛大腿啊！我印象特别深，大卡车运到家门口，卸几扇冻得硬邦邦的牛羊肉，放到地窖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冰箱，家家都有地窖，储存在地窖里可以保温和保湿。在青海，我没饿过，也没有因为缺钱怎么样过，跟小朋友天天玩儿沙包、三角、跳绳。爸爸手比较巧，会做饭，把我妈养得比较胖。妈妈从那时起就很富态，年轻时外号“王肉儿”。我妹妹营养也好，生下来胖得像洋娃娃似的。
但是青海自然条件很差，在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馒头是蒸不熟的，水也烧不开，必须得用高压锅。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自己经常望向窗外，漫天都是黄沙，一片黄澄澄的映入眼帘。我从小就体验了沙尘暴，后来慢慢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慢慢从一个地道的北京口儿，变成了一个带有一点西北口音的小孩了。
初挑大梁
我人生的第一次表演就发生在青海，那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记得是在爸妈单位自己办的一场新年联欢晚会上，我演大春——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角色，我跟院里一个学钢琴的一个小女孩合作，她弹琴，我跳舞。当时我完全是即兴模仿，没有专门排练过，刚开始跳得很兴奋，本以为跳两下可能就结束了，结果音乐没完没了，我一边跳舞一边想：这个音乐怎么那么长啊……边想边跳，越跳越乱，终于结束的一刻，我站在台上亮相，场下足足有30秒鸦雀无声。
不过爸爸还是给予了我肯定，他说：“儿子，你厉害啊！跳大春是挑大梁了！”
那时候整个生活都是乱七八糟的，但是热闹非凡。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很多展现老岁月的电影，比如说顾长卫和贾樟柯的，都觉得特别有感触，就跟我记忆中的小时候生活一样。
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们，就像现在的小石头一样，用单纯、懵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单纯到人都傻乎乎的。孩子不知道的事，家长也不见得都懂，不像现在，我可以告诉石头，这个不能做，但那个很好，电视里这个是怎么回事，你那样思考是不是更有意思。我的那些父辈，就那样被历史的浪潮裹挟着前行，不知道也不敢想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成长。
大概在我快9岁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家大事：我有了个妹妹，叫郭月。
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暑假，爸妈让我到他们在军区的好朋友——一个解放军叔叔家去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到别人家去住？为什么不让我回家？爸爸妈妈后来哄我说，因为要给你添一个小妹妹或者是小弟弟，你要不要呀？我说不要！但还是被送走了。
半个月后我就回来了，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知道要有妹妹了。有妹妹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开心。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在妈妈临产前的那个晚上，我准备睡觉了，她已经到医院等候生产，我爸过来跟我说：“今天晚上你好好睡，明天你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就出生了，你要乖一点，自己在家里睡觉。”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了，也不需要人陪着睡觉，我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在我还迷迷糊糊的时候，爸爸满脸兴奋地回家叫我：“快起来！快起来穿衣服！换上这身新衣服，去医院看看妈妈去，你妈妈给你添了一个小妹妹，你高兴不高兴？”
我说：“高兴！”
说完赶紧穿上新衣服，跟爸爸去医院找妈妈了。
去医院的路上，爸爸嘱咐我：“到医院床前跟你妈多说点儿好听的。”
“行！”我答应道。到了妈妈床前，我一下子扑上去，趴在妈妈耳边上说：“妈妈，你给我添了一个小妹妹，我特别高兴，谢谢你！”我妈当时听完，热泪盈眶。
那一瞬间，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幸福。
回家的道路充满了曲折
1979年政府要落实政策了，我们家也准备回到内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调回内地会多么不易。要找领导，找各种关系，批条子，写调回内地的流程，然后同意文件落实以后，才能把户口关系转回内地。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回北京。我记得那时一问我妈妈干吗去了，都说跑调动去了。但是到了1979年，因为各种原因，组织上不批准回北京。
我父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爸爸肯定是希望回北京的；妈妈呢，不是不想来北京，而是不敢来北京。她想到我亲奶奶脾气不好，怕到北京婆媳关系不好处。而且又觉得老郭家整体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背景，脾气相对暴躁，对她有所嫌弃。而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文艺女青年，对这样的家庭也有一种排斥。另外，她本能地感觉到，现在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她能调回娘家西安，有我姥姥、姥爷还有她的弟弟妹妹撑腰，外人就不敢再欺负她。
站在一个家庭女性保护自己的角度，她觉得比起北京，西安会是更好的选择。我爸爸则希望回北京，他觉得北京多好，毕竟是首都啊！首善之都，各方面条件肯定比西安和青海好很多，另外落叶归根嘛！
每个人的愿望都很美好，但当愿望与愿望冲突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式。
据爸爸说，妈妈为了回到西安，曾经跟西安的朋友说：“你们不要让老郭回去，他要是回北京，我就跟他离婚。”我无法揣测父亲听说母亲如此阻挠时的心情，只是当时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确有一定难度，所以后来有些落实工作突破不了的时候，爸爸也就顺其自然了，或者按照他的话来说，委曲求全地放弃回北京。
几经周折，一家人定下回西安。最先调回的是爸爸和我，爸爸把关系落到了西安市话剧院，之后到了1980年，妈妈和妹妹才落过来。一家人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内地，说起来，应该是件高兴事。然而从那以后，我感觉连在青海的那点相依为命都没有了，这个家剩下的仿佛更多的是争吵、压抑、摔摔打打、相互埋怨。一开始还少，渐渐地，低气压和吵闹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父母给了我太多的负能量
爸爸在西安的日子，父母陷入彼此的矛盾，我和妹妹常躲在一旁，不知所措。有时候吵不过想躲一躲，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生闷气，一个人关在屋里也不吭声。
妈妈觉得，两个孩子还这么小，自己很受拖累，夫妻之间感情又不和谐，所以更是一肚子怨气。我跟妹妹年龄差距大，又是男孩，所以他们争吵后的怒火怨气更多是附着在了我的身上，我被当作了一个出气筒。我们家庭比较奇怪，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们家却是重女轻男的。为什么呢？
因为郭家上下三辈没有女孩，到我这一辈，更只我一棵独苗。妹妹出生的那一天，爸爸特地给在北京的爷爷发了一封电报：母女平安，女儿取名郭月。老爷子收到电报一看，是女儿，一高兴，当天晚上脑溢血，就过去了。
对当时的老郭家来讲，女孩子是掌上明珠，妹妹比较可心，跟我差距又大，所以对我就比较忽视，常让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我是后娘养的，或者是被领养的。那种感觉，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越来越强烈。
而在小学毕业前，我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小身体就好，个子高，从小学就一直当班长，也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小学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和班里一名矮个子的小朋友一起说了一段双口相声，叫《取长补短》。演出很成功，台下反响热烈，我当时站在台上，感觉很自豪、很骄傲，笑容阳光灿烂，心态开朗积极，总有一股想往前奔的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