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未将“新文学”作为相关诉求。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新旧文学之得失，并不在改革者的视野内。相反，在改革者眼中，“新教育”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改变中国人“重虚文”而“轻实学”的毛病。因而，关于新学制的设计，文学课程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遗漏”了。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的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则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胡巡抚建议大量裁汰“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的原有书院；即便保留，“每月诗文等课”，亦应“酌量并减”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7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李侍郎眼界更高，对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新式学堂大不以为然，称其或只讲西语、西文，或不重专门、术业不精：夫二十年来，都中设同文馆，各省立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皆合中外学术相与讲习，所在而有。而臣顾谓教之之道未尽，何也？诸馆皆徒习西语西文，而于治国之道，富强之原，一切要书，多未肄及，其未尽一也。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44页。前者将“溺志词章”作为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后者谈论西学时不及“词章之学”，这在晚清，几乎已成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
传教士也不例外。先是李佳白(Gilbert Reid)“拟请京师创设大学堂”，以符“首1善之区”高名。至于大学堂的课程，李君也有所设计：总学堂应有之各等学问，如中西文法文理、中西史鉴、政事学、律法学、富国策、地理学、地势学、算学、格致学、化学、天文学以及机器学、矿学、金石学、工程学、农政学、身体学、医学，并中西各等性理学、性灵学，必须并蓄兼收。李佳白：《拟请京师创设大学堂议》，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如此“并蓄兼收”的课程表里，找不到今日看来不可或缺的文学与艺术。约略与此同时，另一位传教士、创办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Calvin W。Mateer），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也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是书再次建议设立总学堂，其课程设计似乎更趋合理：今建立总学堂，则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天算、地舆、测绘、航海、光、电、声、化、汽机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制造、工程之学皆入之。狄考文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6页。有趣的是，“文学会”开出的课程表，也与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根本无涉。“文学会之设”，据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为这一奏折所加的跋语称，“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照林教士的说法，“欲造就人才，必先振兴文学；欲振兴文学，必先广设学堂”参见林乐知为狄考文等《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所作跋语，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7页。。如此关系重大的“文学”，并非今人熟悉的汉译literature，而是广义的文化教育。这一点，有此前林译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为证——该书以及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国学校》、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七国新学备要》等，在晚清影响极大，梁启超等新学之士正是从中获悉“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并开始“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的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时务报》第5—6册，1896年9月。。
经由热心教育的大臣及教士奔走呼吁，朝廷终于决心在京师开办大学堂。主持其事的孙家鼐，对文学课程的有无似乎拿不定主意。1896年《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称“学问宜分科也”，所拟十科中，“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24页。。两年后，大学堂即将正式开办，孙大臣改变了主意：“查原奏普通学凡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材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为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47页。百日维新失败，大学堂的事业虽勉力维持，策略又有所调整，被任命为管学大臣的孙家鼐，转而强调尊亲之义与礼教之防：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体达用，以仰副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孙家鼐：《奏大学堂开办情形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49页。这与光绪皇帝开办大学堂之上谕所强调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可谓丝丝入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为举办京师大学堂上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43页。。
既然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定在“废虚文”而“兴实学”，文学教育又如何才能进入改革者的视野？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学在课程表中之重新浮现，依然得益于时人之“醉心欧化”。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立章程，都只能依据其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之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学堂章程的制定，又悄然复归——虽然只是在字面上。
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之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白无误地表明朝廷独尊“泰西各种实学”之旨意——尽管此章程据说出自梁启超之手。这部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名家，则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82页。。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皇上批示“尚属详备，即着照所拟办理”张百熙：《奏筹拟学堂章程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6页。。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氏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七目。将“辞章”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鉴于其时学生水平，张大臣主张先办政、艺两“豫备科”。对于“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的政科，章程规定周二学时的词章课，任务是讲述“中国词章流别”。至于“词章流别”如何讲授，与章学诚、姚鼐、康有为之讲学书院有无差别，章程并无明确指示。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据张自述：“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于中国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称之不可解者改之，其有过涉繁重者减之。”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惟近代文人，往往专习文藻，不讲实学，以致辞章之外，于时势经济，茫无所知。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观，诚痛乎其言之也！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今拟除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外，至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则明定日课时刻，并不妨碍他项科学。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4页。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其强调“中国文辞”之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之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这就不难理解，主张设立“中国文学”科目的张之洞，谈及文学时，与历来皇上对科考文章的要求毫无二致：“但取理明词达”，“不以雕琢藻丽为工”，“以清真雅正为宗”。除此之外，还“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当然，章程也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可理由是“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205—206页。。至于“西洋文学”是否也属于“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也值得设专科“听好此者研究”，上述奏章、纲要及章程，均无明确说明。
虽无说明，1903年的《大学堂章程》里却已有此“摆设”。章程规定，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03页。。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须知，京师大学堂的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的时间迟至1910年；而且，文科大学中真正开设的，也只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史学两门。
虽说西洋文学课程的设计在很长时间里只是“虚位以待”，但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依然大有新意，其中尤以对文学课程的构想最值得重视。兴办西式学堂的直接目标，乃通过传授“西学”与“西艺”，培养治国安邦的“有用之才”。这点，朝野间认识并无差别。在晚清人眼中，“西艺”局限于声光化电，“西学”也不包括文学艺术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见《劝学篇》41页，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机器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教育不如人，难道连原先自诩“天下第一”的“道德文章”也都不如人？时人对连“文学”都必须“进口”，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以介绍西方文化为己任的梁启超，1903年畅游美国，也谆谆告诫留学生们：“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骛哲学文学政治。”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1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一直到1930年代初，老诗人陈衍仍对钱锺书到国外学文学大惑不解：“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旧文四篇》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可是，借助于“大学堂章程”的不断修订，“文学教育”的重要性日渐得到承认；另外，新式学堂里的“文学”，与传统书院的“辞章之学”，也日渐拉开了距离。即便暂时无法开设正规的“西洋文学”课程，单是“中国文学”的科目设置及“研究法”，也让中国读书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