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传讯行商，并发给谕帖二件，责令鸦片贩子缴烟，要求它们具结，宣布区别“良夷”、“奸夷”的政策。4天后，义律在澳门回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即帕麦斯顿，Viscount Palmerstone）告之此事，并说他“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转引自杨国桢： 《林则徐传》，第223页。，鼓吹对华强硬。此信于当年8月5日才到达英国外交部。4月3日，义律又致书巴麦尊，提出向中国作战的方案与具体步骤。
义律诬蔑禁烟运动是“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严令禁烟是“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主张“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他建议： “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应该经过白河口向朝廷致送通牒（不在前一步之先致送），提出要求： 林邓两人撤职惩办；就那些对女王多次失敬的行为提供适当的道歉；对于暴行所造成的沉重损失给予一定的金钱赔偿；正式把舟山群岛割让给英王陛下；并以充分而毫无保留的上谕明令准许帝国人民在那些岛上和一切沿海港口和我们做生意；等整个赔款付清，一切其他条款都忠实履行了以后，然后才解除封锁。”“英国货物取得自由输入广州、宁波、厦门与南京的权利，为期十年。”“应该使用足够的武力，并以西方国家对这个帝国所从来没有过的最强有力的方式进行武力行动的第一回合。”来新夏： 《林则徐年谱》，第205页。义律的战争对策建议显然获得主张发动对华战争的英国人的认同，因为鸦片战争整个过程大体是按他的建议进行的。
英国外交部于8月5日第一次收到义律的报告后，旋即组织和鸦片利益相关的下院议员、银行家、商人、鸦片走私船的退休船长等在密室策划，积极进行挑起战争的幕后活动。
义律在9月初挑起九龙海岸冲突的同时，英国商人拟就了致巴麦尊子爵的第二次请愿书，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施以影响。其请愿书说： “五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国政府就最近三月间所进行的暴行这件事，再次迫使我们要恭敬而诚恳地向阁下请愿。这次请愿，又是我们遭到出自同样来源、更深一层的暴行所威胁。”他们大肆渲染所谓中国的“暴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家庭和病人就处于被残酷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境地。”“他（钦差大臣）一向对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采取粗暴的态度。”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和英国的“国家的体面”联系起来： “英国人如再回广州的话，则他们本身及其财产都将遭到和从前同样的危险，并损害他们国家的体面；到了英国政府的力量能使中国当局信服时，那种暴行才不会继续下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180—181页。
9月21日，英国政府收到了义律的正式报告，巴麦尊立即叫嚣说： 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参见丁名楠等：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页。表明英国上层的态度已明确转向战争。
10月1日（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林则徐年谱》，第232页。根据英国体制，内阁通过的决议须经议会通过。英国政府的决定在议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0月18日，巴麦尊用密函告知义律关于对华作战的决定与具体步骤。其战略和义律的设想很相似，并且态度更为强硬： “这样的行动将继续下去，一直等到他们派遣适当的官吏，有权并携有训令到司令的船上答应大不列颠的一切要求的时候为止。”同上书，第240页。
同时，英国国内在华有利益的商人不断给巴麦尊出谋划策。广州最富有的英商维廉·查顿早在1839年1月就回到伦敦，及时利用了这次因没收鸦片问题所引起的争论。查顿在10月26日私下会见巴麦尊时对他所希望的干预要达到的程度概述如下： “封锁中国港口以索取赔款；签订公平的贸易协定；开放四个新港口；占领香港等几个岛屿。”从那时起，巴麦尊经常请求该豪商的伦敦分行提供情报；后来策划以长江为界分中国为两半的策略也同样受到了鼓励。参见〔美〕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政府的侵华计划在不断充实。对此，中国方面是一无所知的。
1840年1月16日英王维多利亚在下院发表演说，称“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同该国商业来往的中断，这一事件深为影响我臣民利益以及我本身王权的尊严，朕早经注意，今后仍将继续予以最密切的关注”《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185页。英王在为战争辩护、造势。
2月20日（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英国任命驻好望角海军司令懿律（George Elliot）为对华谈判全权公使，义律为副使，准备作战后和中国谈判。其要求和条件拟定在《对华条约草案》十条中。同时拟就了《致中国宰相的抗议书》。此抗议书即后来英军在天津所投而由琦善上奏的那件。巴麦尊错误地将中方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英文作Minister of the Emperor），是对中国政情的误解。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都是直接由皇帝理政。参见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第169页。由此，也知英国对中国不甚了解。鸦片战争完全是一场不知彼不知己的战争。双方的政策都有很强的单向性。
4月7日，英国下院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声称“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得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5月10日，上院几乎未经讨论，便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英舰从好望角等地启程，开赴印度加尔各答集结，前往中国。6月21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G。 Bremer）率舰队到达珠江口，6月28日，英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率舰队也到达。三天后北上与伯麦汇合，直逼舟山海面。茅海建认为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则徐的武备才挥师北上的。原因是他们的原定任务是立即占领舟山和躲避台风。参见《天朝的崩溃》，第142、154页。
英国下院在4月7日的辩论中，反对党托利党人指出，这场不义战争是由女王的鼠目寸光的现任顾问们引起的。辉格党的年轻阁员托马斯·巴宾顿·马可黎作答辩时称被封锁在广州的英国人是： “属于一个不习惯于接受失败、屈服或耻辱的国家……他们属于自从伟大护国公发誓要使英国人享有从前罗马公民所享有的同样声誉以来一直没有衰败过的国家。”〔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12页。
曾随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并得到乾隆帝赏赐、后来又随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中国通”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此人是George Leonard Staunton的儿子。老斯当东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著有《英使谒见乾隆记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2 Vols，1797）。 该书已有中译本，是马葛尔尼使团访华的重要文献。，在1839—1840年的巴麦尊对华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840年4月7日，他又一次在下论院阐述他的论点： “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法〕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前言，第17—18页。，“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 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法〕佩雷菲特：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603页。
林则徐一直把禁烟问题当成是天朝反对毒品的斗争，而伦敦的上层却认为这涉及贸易自由和英国的荣誉。
侵略者在6月28日封锁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前，由义律签发了两个充满强盗逻辑又耐人寻味的公告，兹引录部分内容如下，可看出他们的理由和策略。
在第一份告粤省沿海居民的通告中（6月25日颁布于澳门），他们说明了侵略的原因，矛头直指林、邓二人。通告说： “曾访问过英商务监督以及在广州之英国臣民之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林（则徐）、邓（廷桢）二人，背信弃义，滥施暴行，藐视皇上以公正温和相待之谕令，伪造报告，上奏天朝。为此，英国女王陛下，决定待皇上派出特命之官员前往中国海岸，以便将事实真相向皇帝陛下陈明，使持久和平以及正当贸易，从此打下牢固之基础。”他们把掠夺描绘成向皇帝“陈明”，把攫取中国领土和特权说成是为正当贸易打下基础。接着颁布英国女王的威胁命令： “如不反抗我女王陛下武装，中国人民及其财产应特别受到尊重……正式宣布本地船舶不准进出指定之港口，或其他港口（港口名称容后宣布）。直至英国贸易在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若干地点范围内，不受阻碍，继续进行为止。”此文告以及下引文告均见《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189—192页。
在第二份中文公告中（6月26日颁布于澳门），对林则徐的禁烟举措进行了污蔑和攻击。他们说： “林竟用惩办私枭之办法，对待合法贸易。使从事商业之本地商贾以及英国商人，均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对林则徐封锁洋馆诬为“反而即将义律秘密禁闭在广州狱中，凡数周之久……在此无法无天，极为强暴箝制之情况下，以违则处死之恐吓，迫使义律交出其英国臣民所有之全部鸦片”。他们还是承认交出的是“鸦片”！
对于林则徐要求惩凶的林维喜一案，他们辩称： “去岁七月间，香港曾发生有数以百计之外国水手参加之骚乱事件，当地土人一名不幸身死。义律根据其本国之手续，严加调查，英美两国臣民邀请帝国尊敬之官员参加，对当时参与闹事、造成混乱之人员，给以严厉之惩罚。但由于义律未能找出杀人凶犯，不能同意将一无辜臣民交给处决。对此，钦差大臣采取行动，强行驱逐全部英国臣民，其中有年老体弱者，有快将分娩之孕妇、儿童等，离开距肇事地点约四十多英里之澳门。这是什么行径呢？”义律无视中国之司法管辖权，又是何种行径呢？
最后，公告劝中国人勿予反抗： “我英国官员钦奉严命，爱护本地人民，仰各安居乐业，只要对女王陛下武装力量不加反抗，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任何暴力侵犯。”
英国把开战的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一方面反证了林的行为的正义性，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分化中国的权力阶层，孤立林而力图从朝廷的政策改变中寻求侵略目的的实现。他们很卑鄙地暗示了朝廷可以从处分林、邓中找到下台的台阶。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