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终于以战争的形式打开了中国的打门。自1793年英使来华事件开始，英国和中国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西方现代文明对传统的中国文明的挑战，其推动力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因此，鸦片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并不堂皇的借口。林则徐的禁烟也只是触动双方基本矛盾的一个机关。林则徐不应该负、也负不起中英战争的责任。
现代英国有一个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运用了现代科技文明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现代经济体制，又有一套建立在社会契约和民主自由基础上的法权体制，其巨大的生产力能力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之上的传统王朝统治无法比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进取性和泱泱帝国的封闭、自负形成直接的碰撞，这些都不是清廷上下所能认知的。
林则徐以经世致用之精神，尽了最大努力维护王朝的利益和声誉，处在中西对撞的最前沿而坚定地以一种他认为最合理的方式处理危机，其行为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已不能简单地以功过论之。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本应是他处理鸦片问题的主要资源，最后因为面临如此强大而新型的对手，从而使他的文化背景成为他的阻碍。他冲破这些阻碍的努力仍然证明他是当时中国士大夫中最为清醒者，虽然他是否真的具有开放性思维仍然还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中国被迫开放港口，割让香港岛。但是，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清廷上下对于从陌生世界过来的敌人，仍然是认识不清，或者完全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们不仅没有明确的认识，而且也没有意识到鸦片战争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开埠后的香港鸦片战争开始后直到战争末期的1842年2月17日、5月1日和5月15日，道光帝才连续三次下旨询问英国问题，一方面，表明清廷反应非常迟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政府在最后关头不得不放下架子，由藐视对手到探询对手情况的心态转变。比如，道光帝从在浙江作战的奕经那里知道英军里面居然有“黑夷”、“克什米尔回民”等各族军人后，注意到英军“并非一国之人，系由各处凑集雇募前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这些信息显然不同于传统上清廷对英国是中国朝贡国的定义。于是，1842年5月1日，道光帝下令奕经等具奏回答八个问题，其中包括： “英吉利（加口字旁）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原文如此）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加利（加口字旁）、大、小吕宋、双英（鹰字之误）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裹胁，抑或许以重利？”同上书，第5册，第222页。经过审问英国战俘，这些问题得到了较为准确的答案。道光帝还没有收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前，5月15日，他又迫不及待地谕令台湾总兵达洪阿就如下问题审问驻台湾军队所获英军战俘： “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加口字旁）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除噗鼎喳系该国王所授，此外各伪职是否授自国王，抑即由带兵之人派调？”同上书，第5册，第264—265页。
直到战争结束，中国朝廷和官僚集团对敌人的认识仍然是“风闻”、“传言”一类，并无有计划地了解“夷情”的准备和工作。在如此不对等的信息状态下，中国的战败，也就是必然的了。林则徐在战争前积极搜集的夷务资料，以《洋事杂录》辑之。后来魏源从林则徐的资料中汲取大量营养，编纂《海国图志》。可惜的是，这些努力，都是官僚集团中较为开明的个人的努力。从1842年以后沿海开放口岸的绅民和地方官极力反对洋人入城和朝廷拒绝洋人进驻北京的实际对外态度来看，鸦片战争没有打开中国人的心扉。
§§第二章 用地图打开帝国的视野：魏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