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人类到蒙古人种的形成以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古代居民华夏族的形成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古代居民的语言和信仰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的石器，绝对年代都在200万年以前。据说重庆巫山也发现了200万年以前的石器，同时还有人类牙齿化石出土，并被命名为巫山人，但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175万年。此外在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和郧县龙骨洞采集的人类牙齿化石也被认为是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直立人。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而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在探讨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问题时，除了要重视非洲，亚洲也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尤其不能忽视中国的有关发现。不过这些最早的年代记录都是由古地磁方法测定的，准确性不是很高。中国火山不甚发达，至今没有发现被火山灰覆盖的古人类遗址，无法像非洲那样用比较准确的钾氩法测定年代，选择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实际年代时，亚洲（主要是中国）和非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可比性。再者，由于亚洲至今还没有发现比直立人更早的相当于非洲能人的化石，没有证据说明亚洲有过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的材料又比较零散，因此，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而后扩散到亚洲等地。由于遗传和选择因素的作用，造成了群体变异和地区性的连续性特征。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晚期直立人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陕西的蓝田人、北京的北京人、安徽的和县人、南京的汤山人和湖北的郧县人等。蓝田人化石包括一个中年女性的头骨和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颚骨，分别发现于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二者在形态上也有差异，前者明显比北京人原始而后者则比较接近于北京人。据古地磁测定，前者的年代为110—115万年，而后者只有65万年。北京人化石出自北京西南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3—第11层，从1927年起连续多年的发掘，获得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大量标本。据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古地磁等多种方法的测定，其绝对年代为46—23万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东曲江的马坝人等。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发现有40多件，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在原河套人地点附近的萨拉乌苏层中就发现了23件人骨化石。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阶段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承袭性与连续性。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扁、鼻部较宽、鼻骨较直，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显著转折等，在各个阶段的化石标本中都可以见到。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交流为辅。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他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符合的。
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也就进化到了现代人，而现代人是有种族区别的。世界上有三大人种：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鲁人种。人种的区别主要根据肤色、发色、眼色、发形、脸型、头型和身高等，其中不少与环境的长期影响有关，这与三大人种各有其主要分布区是不无关系的。不过这种分布区并不是在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直立人时期各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后来全部或绝大部分绝种了。所以人种某些特征的萌芽可以在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化石上看到，蒙古人种尤其如此。根据研究，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之间的差别在童年时期比较小，到成年时期才比较显著；而蒙古人种在童年时期就与其他两个人种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种的祖先同其他两个人种的祖先长期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所致。
中国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在旧石器时代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人骨，其中经过鉴定研究的毫无例外地属于蒙古人种。韩康信和潘其风在全面研究我国古代人骨的体质特征后指出：“黄河流域一些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一般地接近东亚或南亚人种，青铜时代居民接近东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相当明显的关系。我国南方的早、晚新石器时代居民则有更明显的接近南亚人种的性质，并有同赤道人种相对比的性状。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和更晚的古人骨骼上，较常见北亚人种或北亚与东亚人种混合的性质。”新疆没有发现青铜时代以前的人骨，从公元前13世纪以后才陆续有欧罗巴人种进入。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在同其他人种成分相对隔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尔后中国古代文化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总之，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从古至今，中国的居民都是以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为主，兼有少量北亚蒙古人种，相互之间有不少混血的情况。从三千多年前起，一些欧罗巴人种进入新疆，以后更有少数人逐渐进入内地，华南一些地方甚至有尼格鲁人种的成分。所以在人种的问题上，中国从来就是采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态度而不是相互排斥。
如果说种族主要是依据人类体质特征来划分，那么民族则主要是依据语言和文化等特征来划分，与种族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现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55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9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8%。其中4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壮、蒙、藏、回、维吾尔、满、苗、彝8个。各少数民族有相对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是同汉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始原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现在知道，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明显地区别于非洲或欧洲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同时自身又有不同的区系。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从而为往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从古史传说的研究中也可以略知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而非一元，同时在不同的部落集团之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形成之时，其周围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民族性群体。例如夏的东方就有一个强大的夷人族群，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穷国，曾经一度夺取了夏的政权，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近年来发现于山东一带的岳石文化，是直接继承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一般认为它就是夏代东方夷人的文化。事实上相当于夏王朝的东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的朱开沟文化、西北方的四坝文化和东南方的马桥文化等都已经是青铜文化，应该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群体，并且都与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关系。商族有自己的起源，但商的先公在夏朝做官，事实上也属于夏。成汤革命，推翻了夏王朝而建立商朝，势力大为扩张。同样周族也有自己的起源，周文王原在商朝做官，当了西伯，所以周族的地方也应该属于商朝。武王革命，推翻了商朝而建立周朝，势力范围又扩大了许多。由于周朝统治的范围内包含了许多被征服的和非华夏的民族，除了周人故土和当时王畿范围以外，大多难以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所以从武王时期起便广泛地实行封邦建国的办法，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为了能够对各诸侯国实行有效的控制，中央王朝便制礼作乐，在各封建国内大力推行王化，从而大大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各国的情况不同，推行的方式也不相同。例如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都有大量夷人，齐国的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因势利导；而鲁国的政策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强制推行华夏化。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称雄，周朝作为政治实体事实上已经分裂，但是在名义上大家还是承认有一个周天子，必要时要“假天子以令诸侯”。这时期各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大家使用同一种文字，只是写法稍有不同，相互交往并没有多大困难，一些学者可以到各国讲学，一些政治家也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做官，促进了各国的接近，事实上也就是促进了各国的华夏化。这个时期兼并战争不断，一些非华夏族的小国往往被华夏族的大国所兼并。例如秦穆公就曾经“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兼并了12个西戎小国。楚国也先后兼并了45个属于群蛮或百濮的小国。本来东方还有许多夷人小国，在这种形势下也都被齐、鲁兼并而逐渐华夏化了。由此可见华夏族是逐步扩大的，其中融入了许多原本是非华夏族的人民。同时其影响更远及于尚未华夏化的周围各族人民，从而在民族关系上初步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华夏文明在中国处于核心地位，又是最先进和影响力最大的，所以成为中华文明上古期的代表，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往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
要了解古代各族的语言和信仰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拿现在的情况作参考。现在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汉藏语系，如果按人口计算大约占98%以上，单是讲汉语的大约占94%以上。其次是阿尔泰语系，全部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主要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满族（现在的满族多讲汉语），总人口不到⒈5%。属南亚语系的民族主要在云南南部，人数很少。台湾的原住民属南岛语系。在古代，属于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人口按比例也许比现在要多一些，只是后来一部分融入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至于属印欧语系的只有俄罗斯人和塔吉克族，俄罗斯人是后来迁入的，人数极少；塔吉克族也只有三万多人。
在汉藏语系中汉语是主体，其余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和四川西部，壮侗语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苗瑶语族分布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等地区。事实上有不少少数民族也会讲汉语，汉语已逐渐成为全国各族的共同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语言之一。现在的汉语有北方、吴、闽、粤、湘、赣和客家七大方言。在古代有些方言也许是独立的语言，只是由于华夏族大量融合相近的民族，独立的语言逐渐变成了方言。在语言形态分类中，汉语是所谓词根语，语言简练，语词的意义与词性常常依据它在句子中的次序来决定，与带有前置词或前缀、词尾和助词等附加成分，有的又有变位和变格等复杂结构的粘着语和屈折语大不相同。古汉语多属单音节词，并且有四声的变化。随着语言的发展，需要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又产生了不少双音节词和少量多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多是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
古代人的信仰可以从商代大量的甲骨卜辞和先秦文献中窥知一二。《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相信天神、地上的山川河岳和四方风等自然神，也十分相信和崇敬自己的祖先神。各种天神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帝或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也能够左右人事。殷人相信他们的先公先王都具有神力，能够宾于帝或配于天，也就是处在上帝左右，关心或干预现实世界的事务。所以殷人凡事都要敬神问卜。殷墟的甲骨卜辞主要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一般的商殷遗址也常常发现卜骨，说明各地的殷人也实行占卜。周人相信天命，只是更加强调德治，即所谓以德配天。周人为了推行宗法制度，更加强调祭祀祖先神，同时也祭祀天神地癨。在占卜方法上除了龟卜还有筮占。《周易》本是筮占用的筮书，不过里面包含有重要的哲学思想和历史掌故，所以后来被视为儒家的经典。
在古代人的信仰中龙似乎占有特殊的位置。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颂扬和喜爱历久不衰。但龙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传说“大？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语）。另一传说讲黄帝令应龙蓄水攻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至夏代传说有豢龙氏和御龙氏，龙是为人所用的。商代甲骨文中有龙字，但形态极不统一。商代的青铜器上也常常有夔龙纹的装饰。《周易》乾卦就五次提到龙，有“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还有“九四或跃在渊”的或也应该指龙，可见龙是极富于变化的神物。《管子·水地》篇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雛，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龙既然如此神奇，人们自然会顶礼膜拜，又想利用它的神力。《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海外西经》都谈到夏后启乘两龙上天的事。龙能够播云降雨，所以历史上常常有建龙王庙、画龙、塑土龙以祈雨的事。人们喜爱龙，用龙作建筑和各种物品上的装饰，百家姓中有龙，十二生肖中有龙，赞颂美好的婚姻叫龙凤呈祥，春节舞龙灯、端午赛龙舟，凡此等等，龙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逐渐脱离开原有的迷信色彩。龙能够腾云驾雾，薄光影，撼震电，威武奋发，更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腾飞向上精神的象征。
不过总起来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先秦时期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有教宗、教义和教规的宗教组织。虽然从汉代以来产生了道教，以后又从域外传来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但是由于儒家在思想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宗教势力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某些少数民族以外，信教的人只有一小部分。一些宗教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也往往吸收某些儒家的思想。在这种环境下，各种宗教共存而不相互倾轧，没有一种宗教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全民信奉的国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