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只称为“诗”，因为它收录的作品实际篇数为305篇，取其成数又称为“诗三百”。被称为“诗经”是到了汉代，儒家学者把《诗》尊为经典以后的事。全书的篇目共310篇，其中“小雅”部分有六篇有目无诗，称为“笙诗”。为什么叫“笙诗”？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这六篇篇目原本就是有声无词的，不过是笙乐之名而已。
《诗经》全书分为三个部分：风、雅、颂。这是音乐上的分类。《诗经》时代的作品还保留着歌、舞、乐三者相结合的特色，所以诗经里的作品都是一些乐歌，就是与乐、舞配合，按一定的乐调歌唱的歌辞。后来曲谱亡佚，加上音乐舞蹈的进化分离，这些作品才作为“诗”独立存在，也才显示出它们光辉的文学价值。
风是乐曲的意思，《诗经》中的“风”，是指地方乐调，所以又称为“国风”，大部分是各地的民间歌谣。“风”共分为十五国风，是十五个不同地区的民间乐调，共１６０首。十五国风分布在广大的地域之内。《周南》、《召南》合称二南，是南方的歌谣，其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汝河流域及湖北的江汉流域；《邶风》、《风》、《卫风》是原殷商首都地区的歌谣，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的一部分地区；《王风》是平王东迁后首都所在地区的歌谣，即今河南洛阳一带地区；《郑风》和《桧风》，是今天河南郑州一带的歌谣；《魏风》和《唐风》，指今天山西芮城和曲沃一带的歌谣；《秦风》和《豳风》指今天陕西一带的歌谣；《陈风》，指今天河南、安徽一带的歌谣；《曹风》，指今天山东西南部曹县一带的歌谣；《齐风》是指今天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歌谣。
“雅”是周王朝中央所在地的乐调，即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是“正”的意思，当时把这个地区的音乐看做“正声”，所以称为“雅”。“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犹如后世的音乐分类有大曲、小曲或旧曲、新曲一样，这也是从乐调上区分的，也可能与产生的时间先后有一定的关系。《小雅》共存诗７４篇（若算上有目无诗的六篇“笙诗”，则为８０篇），《大雅》３１篇，共１０５篇。因为《大雅》、《小雅》主要是王朝士大夫所作，产生的地区就集中在西周的首都镐京（今西安）和东周的首都洛邑（今洛阳）一带。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而兼有舞容的乐歌，也就是祭祀（祭祖或祭神）时用的歌舞曲。《颂》诗包括《周颂》３１篇，《鲁颂》４篇，《商颂》５篇，共４０篇。《颂》诗的地域，《周颂》是西周的首都镐京（今西安）地区的作品，《鲁颂》是鲁国的首都今山东曲阜地区的作品，《商颂》是宋国的首都今河南商丘地区的作品。
《诗经》中的作品，除了极少数以外〔5〕，创作的具体年代很难一一考定。经前人的研究，大体说来，《周颂》的全部和《大雅》的大部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大雅》的小部和《小雅》的大部是西周末年的作品；《小雅》和《国风》中的小部分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国风》的大部和《鲁颂》、《商颂》（经考证，《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的臣子歌颂宋襄公的作品，而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所以用了《商颂》的名称）一般认为是东迁以后的作品。这样看来，《诗经》中的作品产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前后共约五百多年。
作品产生的地域这么广大，年代这么漫长，作者的社会地位又很复杂（既有贵族统治者，也有劳动人民），但《诗经》中的作品变异性却比较小，形式基本上以四言为主，在四言的基础上形成变化，连很难统一的用韵也比较一致。这说明，《诗经》是经过一个搜集、整理和编辑过程的。但《诗经》不会是经过一时一人之手编辑而成的，大概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许多人共同搜集、整理、编辑而成。这跟古代某些风习和制度有关。相传古代有所谓“采诗”制度，就是统治阶级为了了解人民群众对自己政事得失的反映，就在每年的春天，派所谓的“行人”也就是“采诗官”到各地去采诗，采回来后呈送给朝廷里的乐师，配上乐曲演奏给天子听。各个诸侯国有自己的乐工和太师，周王朝也有自己的乐工和太师，各国的乐工和太师将搜集到的各地的歌谣呈献给中央的乐工和太师，再经由他们集中和整理。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了解民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因此而给我们保存下来一份宝贵的文学遗产，这是当时的统治者和采诗官都没有料到的。
《诗经》的搜集、整理还和周王朝的“制礼作乐”有关。“礼乐”可以说是维系周王朝统治地位的精神武器。当时在祭祀、朝会、征战、狩猎、宴饮、庆祝等活动的时候，都要按一定的礼仪举行仪式，并同时演奏乐章。当时的乐官“太师”在编制乐章时，要参考民间的乐歌，这也是他们搜集民间歌谣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周王朝还有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知识分子）献诗的制度，他们以诗歌的形式，向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进行讽谏。《诗经》中的作品，主要就是通过以上的三个途径搜集在一起的。
关于《诗经》的编集、整理，以前有所谓孔子删诗的说法。这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又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但实际上所谓孔子删诗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据《史记》的记述，孔子删诗是在他自卫返鲁之后，那时他已经69岁了。而据《论语》的记载，孔子在69岁以前就常常提到“诗三百”了。最有力的证据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５４４），记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当时鲁国的乐师为他演奏的风诗，其编排的顺序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基本上相同，而当时孔子只有八岁。这充分说明，《诗经》不可能是孔子删定的。不过，从《史记》上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再证以《论语·子罕》中孔子自己的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大概在乐曲的编排整理上是做过一些工作的。总之，《诗经》的编集、整理者，最大的可能就是朝廷里的乐官太师，是他们汇集了从各地采集来的作品，加以整理、删汰。这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也比较合乎实际的事。
《诗经》的传习，在周代的贵族子弟中很受重视，因为诵诗在当时有很广泛的用途，不仅盛典、宴会、娱乐场合用诗，而且庄重严肃的外交场合，也常常用诗言志。孔子提倡学诗，重视诗教的作用，对《诗经》的保存和流传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是应该肯定的。他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亲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见《论语·阳货》）又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以他的身份，这样重视和推崇学诗，当然会扩大《诗经》的影响。
《诗经》的传授，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齐指齐国人辕固生，鲁指鲁国人申培，韩指燕国人韩婴，毛指毛公，毛公又分为大毛公和小毛公，大毛公指战国时鲁国人毛亨，小毛公指他的后学赵国人毛苌。齐、鲁、韩三家在西汉时已立于学官，毛诗在东汉时才立于学官。但早出的齐、鲁、韩三家诗后来逐渐衰落，独有毛诗流传下来。三家诗称为今文经（因为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毛诗称为古文经（因为是用先秦籀文书写的旧籍）。由于今文经的三家诗早亡，故古文经的毛诗流传最广。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有关毛诗的著作，东汉大学者郑玄为《毛诗》作笺，杂采《韩诗》和《鲁诗》之说作注，并多有自己的发明，于是“毛传”“郑笺”成为《诗经》流传中的重要著作。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将毛郑两家合为一体加以注疏，成为有关《毛诗》的权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