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业者，和出版业者的交谊遗闻，在外国一向流传得很多。自从什么都资本主义化了以后，文章有市场拍卖的制度，著作者同车夫厨子一样，可以入中人行去求主求售，而文学掮客，艺术商人，就同交易所经纪人，信托公司仲买人一样的变成了铜心铁口的金乌龟，像英国十九世纪所特有的那一种浪漫书商，自然不得不在出版界绝迹了。因为你若要讲情，你就得饿死，蚀本破产，还是小事。
中国旧日的书商，和作者的关系如何，我不大晓得；但自从我弄起文墨，以著作当作了并非职业的职业以后，于出版界中，认识的不少事业家之内，觉得洪雪帆先生，倒是最顾情谊，最有礼貌的一个。
十几年前，我在武昌大学教书。当时有几个湖北的学棍，同几位在大学里教《东莱博议》、《唐诗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结合在一道，日日在寻仇想法，想把当我们去后，重新争得的每月几万元学款，侵占去分肥私用。这几位先生的把持学校，压迫和贿买学生的卑鄙丑恶，简直同目下在我们近旁的一家学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学府叫作学店者，就因为当事诸公，实在是明目张胆，在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看的缘故。我看得气起来了，觉得同这一种禽兽在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把我的人性，也染成兽色。
因而在有一次开会的席上，先当面对它们——那些禽兽——加了一场训斥；然后又做了一篇通讯，把它们的内幕揭了揭穿，至于我自己哩，自然是袱被渡江，顺流东下了。是在这一次的长江轮船上面，我于无意之中，竟认识了洪雪帆先生。
这一次的同船者当中，有一位是李孤帆先生。他本在汉口经商；有时候也常渡江，到武昌城里来和我们一道玩；所以我们的几个自北京去的教书先生，谁都和他认识。有时候，我们在汉口玩得晚了，不能渡江回去，也常常在他的那间商号里打馆宿歇；买物购书，若钱不够用的时候，也时常向他去通融若干。我的这一次下长江的船票费用之额，记得也还是他老先生替我负担的。而他却是和洪先生自小就在一道的同乡，两人的年龄，也相差了没有几岁。
我们在轮船上，喝喝酒，打打牌，每天晚上，谈天总要谈到午前一两点钟，才回舱去睡。又因船上的买办之类，都是他们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们吃的一桌菜，办得特别的丰富，特别的精致；所以自汉口到上海，在船上住了三日三夜，非但不觉得气闷，等船到了黄浦滩外的招商码头，大家要上岸分手的时候，反各自有点依依难舍的神情。自从这一次的同船之后，我和孤帆，反而见面的时候不多，但与洪先生，却每年总有几次在一道吃饭或聚谈的机会。
雪帆先生相貌魁梧，谈话的声气异常洪亮，面上满面红光，笑起来的时候，却有点羞缩像小女子似的妩媚。我们在轮船上，记得有一次曾猜谈过大家的将来。我对洪先生一望，就毫无迟疑地说：“几个人之中，寿命当以洪先生为最长，至于事业的成就，和发财的迟早，孤帆和雪帆，却要争争东风看，谁先借得着，就是谁早到目的地。”不料这一句预言，仅仅十数年间，就完全被事实来摧毁得连根都拔起了；我以后只好再也不去相人，再也不多说一句关于未来的话。
当时听说洪先生在经营煤炭业，沿长江一带的码头，都是他的经商地域，故而他每年总要上长江各埠去巡视一二次。可是当我去广东跑了一趟回来，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打算在上海住落的那一年年底（大约是民国十八、九年之交），洪先生却忽而送了几百块钱来，说将献身于文化界，从事于出版事业，教我竭力为他帮一点忙。第二年的春天，现代书局就在上海四马路的书业市场，张起旗帜来了。从这一回之后，我因为失了业，并且也住在上海的缘故，同他往来见面的次数，就一天多似一天的繁了起来。现代书局的出杂志，出新书，大抵总由洪先生来和我商量；许多作家的作品及单行本之类，亦以我所介绍者为多。新起的作家的书，洪先生独鼓起了他的三分戆气，将这些生气泼剌的作品，陆续送上了读者的手头。而许多内地青年，经济力和求智欲都没有像现在那么的衰落，所以在这一时期，现代书局既尽了它的促进文化的天职，同时也扩张了它在各省的营业。书局的根基，仅仅于一二年之中就打定了。
可是当艰难草创的时候，旁人只冷眼相看，到了根基一定，有权利可享的时候，大家就明枪暗箭，起来争夺，是中国一般事业家的故态。现代书局，于根基固定之后的两三年中，洪先生和他的合伙者中间，似乎经过了不少的风波磨难。
前两年，他为开设支店之故，去广东住了几月：事务的繁杂，与水土的不服，竟使他那个堂堂的身体，瘦削了一半。回上海之后，又因合伙者的忽离忽合，纠葛缠绕，总也拖累了他一年的光景。这中间，我因为在上海滩上，不能生存，迁到杭州来住了，和他见面的机会，自然是很少。直到去年夏天，上青岛去之先，和他在现代书局里一见，竟使我大吃了一惊，疑心我在白昼认错了人。
他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来是狭小的两只眼睛，变得很大很大；脸上没有了红光，只剩了两颗很高的颧骨；说话的声气，也变得很幽很缓慢；我和他在正兴馆吃了一餐午饭，只见他喝了几瓢汤。
“现在好了，弄得一天星斗，现在总算把书局弄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业。”
他于吃饭之后，慢慢地同我说。
“我以后想改变方针，不以营利为本位，就是蚀本，也想出几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书。一般作家，实在太苦不过，假若是可能的话，我先想出一种无名作家的丛书，将这丛书的利润提出来，专作救济穷作家之用，积成一种扶助作家的基金，将来或者也许要请你当一位义务的委员。”
这是在他去世前三四个月时候的计划，我想当他病到了十分，苦闷在病院里的铁床上的中间，也一定还在辗转思维的无疑。
我从北方回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小孩病了，在上海没有耽搁。后来就上天台雁荡去旅行，正想静下来写一点东西，拿了稿子去硬卖给现代，但在旅舍的烛火底下，忽而在报上见到了洪先生的讣告。我的写作计划，当然是变作了水泡，而对于人世的无常，生命的短促等等的谛念，更在我的本来是衰颓的精神上，加了一锥重大的打击。坚强宏壮，像洪先生那样的人，尚且不能享到中寿，那么像我这种老受疾病缠扰，养生无物，处世无方的弱者，又能在人世间残留得几何时？兔死狐悲，是物伤其类的一句中国的成语，我的对于洪先生的追怀，当然也脱不了这一句成语的范畴，但是人生的寂寞，“送者自崖返矣”的一种孤独的实感，却是我不得不写这一篇文字的动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现代》月刊第六卷第二期，据《达夫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