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东方杂志》写“我的生活的一页”
我的祖父母有十二位子女，这位姑母是他们的长女，我的父亲是他们的幼子，故这两位姊弟的岁数便相差到二十年，而姑母也就比我大了四十多岁。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了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候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坚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我懂事而能认得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人了。在她的许多侄儿女中间，她最宠爱我，她常常对我的父母夸奖我，说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后来隔了十多年，我因为违反了父亲给我定婚的命令，陷入了一个很黑暗的境地。后来虽然得到了父亲的谅解，得仍旧在上海读书；但一则因为经济的困难，二则因为良好学校的缺少，故这个黑暗的境地依旧存在。所以不久我又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去，等待着一个镜花水月似的求学的新机会了。她的家是一个大而复杂的家庭，一个无权无能，又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处在它的中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这一个自身及环境都是布满荆棘的生活中，只有姑母对我的偏爱给了我一线的光明。
她住的地方是离开苏州不远的一个小城，那里有的是明秀的山水，到了秋天更是可爱。她常常叫了一只小船，命老妈子预备了茶酒食盒，自己带着杜诗和她自己近作的诗，同着我一个人去游湖看山。有一次，她在船上看了一点多钟杜诗之后，忽然站起来，背着双手，在那小舱中间踱来踱去的吟着：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她吟到这里，便站住了，叹了一口长气，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因为她的唯一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儿女那时都成了烟鬼，故她的那个大宅子，和那一个大观园式的花园，看看不久便要卖给旁的人家了。她是一个有刚强意志的人，她对于这个情形，只能叹息，不能流泪。但在我看来，这叹息比了一江的清泪还要伤心。我忍不住便对她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她听到这话，高兴起来了，立刻对那老妈子说：“去把菜热了，拿来我们吃酒吧。我同二小姐今天要好好的看看湖光山色呢！”
于是我们便谈着，吃着，笑着，两人心里都感到了轻松与快乐。
有一次，我病了，害的是疟疾。她自己给我医治，待我稍好之后，又每天自己在一个小洋炉子上，给我炖鸡汤，为我做清淡而滋养的菜，直到我完全恢复为止。在日常吃饭的时候呢，她总是叫我坐在她旁边的一个位置上，凡是老太太吃的精致菜，我是没有不同样享受的。我睡在她的书房里，那书房是一间从来不让他人占用的她的圣室！
我这样的生活在她的爱护之下，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我的一位同样宠爱我的舅父从前曾对我说过，世上的人对于生命的态度有三种，一是“安命”，二是“怨命”，三是“造命”。他常常勉励我，说我应该取第三种态度，因为他相信我是一个“造命”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的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了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
我住在姑母家里是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年。在最后的一年，她在她的一位朋友家为我找到了一个家馆，我便在那里教了半年的小孩子。到了夏天，正是欧战爆发的那一年，清华学校忽然开始考取女生，送美留学。我因为自己程度太浅，不敢尝试，跑到姑母家去和她商量。她却鼓励着我，劝我去考，说我一定有希望。结果我听了她的话，到上海去应了考。考完之后，我仍旧回到了乡下的那个家馆去。后来她在报上见到了我的名字，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不记得那信上写的是什么话，我只记得我还没有把它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
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一九三五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