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广东不久，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可是，自我到了广东之后，舅舅对于我进学校的一件事——他从前最热心的一件事——现在却不提起了。等我对他说起的时候，他却总是这样的回答：“我看你恐怕太小了一点，过了一年再说好不好？在此一年之内，我可以自己教你读书。你要晓得，你的知识程度还是很低呵。并且我还可以给你请一位教师，来教你算学和其他近代的科学。这样不很好吗？”
舅舅的不愿意我立刻进学校，当然是由于爱护我，知道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学医的时候；知识又太低；而立身处世的道理又一点不懂。故他想用一年的工夫，给我打一点根基。后来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感的一点慈爱，不过那时我正是一个未经世故的莽孩子，对于尊长们为我的深谋远虑，是一点不能了解的。我所要求的，仍是“进学校”。
后来舅母和舅父商量之后，只得把我带到医学校去，姑且去试一试。我同舅母一进学校的房子，便有一位女医生，叫做什么姑娘的，出来招呼舅母，并笑着对我点点头。舅母对她说了几句广东话，那女医生就用广东话问我，“今年十几岁了？”
我回答她：“十三岁，过了年就算十四岁了！”
她摇摇头，说：“太小了，我们这里的学生，起码要十八岁。”
这些话我当然都不能懂，都是舅母翻译给我听的。我就对舅母说：“我虽然小，却愿意努力。请舅母替我求求她，让我先试一年，看行不行再说。可以不可以？”
舅母便把这话对她说了，她说：“就是行，也得白读四五年，反正要到十八岁的时候才能算正科生。”她又用广东话问我，“懂广东话呒懂？”
我也学了一句广东话回答她，“呒懂！”又赶快接着说，“可是我愿意学。”她听见我说“呒懂”两个字，笑了。她又对舅母说了一阵广东话，说完了，便大家站了起来。她给舅母说声再见，又笑着对我点点头，便走进去了，我只得跟着舅母带了一颗失望与受了伤的心，回到舅舅家里去。
晚上舅舅回家后，舅母把白天的经过告诉了他，舅舅听了大笑说：“是不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怎样？你只得仍旧做我的学生了！”
舅舅是一位很喜欢教诲青年的人，这也不能不说是我的好运气，因为在那一年之内，他不但自己教我书，还请了一位在广东客籍学校教数学的杭州先生，来教我初步数学。不但如此，他又常常把做人处世的道理，以及新时代的卫生知识等讲给我听。我对于他也只有敬爱与崇拜，对于他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不愿遵行的。比如说吧，他要我每晚在十时安睡，早上六时起身。但是，晚上是多么清静呵！舅舅是常常在外宴会的，舅母到了九时便要打瞌睡，表弟妹是早已睡着了，我自己也常是睡眼矇眬。可是，因为舅舅有这么一个教训，我便怎样也不敢睡，非到十时不上床。
我到了广东不过三个月，舅舅便调到廉州去，将文作武，去统带那里的新军了。我跟着舅母在广东又住了约有三个月，方大家搬到了廉州。舅舅的职务是很繁忙的，但每天下午，总抽出一点功夫，回家来教我读书。他常穿着新军统领的服装，骑着马，后面跟着两个“哥什哈”，匆匆的回家，教我一小时的书，又匆匆的走了。有时连舅母自己做的点心也不暇吃。舅母是一位最慈爱的人，对此不但不失望，反常常笑着对我说，“你看，舅舅是怎样的爱你，希望你成人呵！他忙得连点心也不吃，却一定要教你这个功课！你真应该努力呀！”
我不是木石，舅母即不说明，我心里也是明白，也是深刻感铭的。舅舅所教的，在书本方面，虽然只是那时流行的两种教科书，叫做《普通新知识》和《国民读本》的，以及一些报章杂志的阅读；但他自己的旧学问是很有根基的，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了从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年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虽然一切是这样的顺适与安乐，但他们仍不能使我取消进学校的一个念头。后来舅舅被我纠缠不过，知道对于这一只羽毛未丰而又跃跃欲飞的鸟儿，是没有法子去阻止她的冒险了。就在那年的冬天——正当我到舅舅家里的明年——乘舅母回籍省亲之便，舅舅便让她把我带到上海去。临走之时，又教训了我许多话，特别的指出我的两个大毛病——爱哭和不能忍耐——叫我改过。他说，“我不愿在下次见你的时候，一动又是哭呀哭的，和一个平凡的女孩子一样。我是常常到上海去的，一定常去学校看你。但我愿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有坚忍力，能自制的大人了。别的我倒用不着操心，你是一个能‘造命’的女孩子。”
舅舅叫我到上海进一个学校，叫做爱国女校的，因为那是他的朋友蔡孑民先生创办的，成绩也很好。我正不愿意学医，听到这个真是十分高兴。到了上海后，舅母便把我送到一个客栈里，那里有舅舅的一位朋友的家眷住着。舅母便把我交托了那位太太，自己回家去了。但那位太太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只得拿了舅舅写给蔡先生的信，自己去碰。不幸左碰右碰也找不着蔡先生，我只有忍耐着，以为蔡先生总要回来的。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时蔡先生已经不在爱国女校了。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什么学校，因为种种的牵引，我就被拉了进去。这是后话了，现在不必去说它。所可说的，是我在那里读书三年的成绩，除了一门英文功课外，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零”字！但那位教英文的女士却是一位好教师。我跟着她读了三年英文，当时倒不觉得怎样。可是，隔了几年之后，当清华在上海初次考取女生时，我对于许多英文试题，却都能回答了。后来我得考中被派到美国去读书，不能不说是一半靠了这个英文的基础。
民国三年，我在上海考中了清华的留美学额，便写信去报告那时住在北京的舅舅。可是，他早已在报上看见我的名字了。他立刻写信给我，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
我自幼受了舅舅的启发，一心要进学校。从十三岁起，便一个人南北奔走，瞎碰莽撞，结果是一业未成。直到此次获得清华的官费后，方在美国读了六年书，这是我求学努力的唯一正面结果。但是，从反面看来，在我努力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以及失败所给予我的教训，恐怕对于我人格的影响，比了正面所得的知识教育，还要重大而深刻。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不但如此，舅舅对于我求学的动机，也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他给我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几句：“吾甥当初求学之动机，吾知其最为纯洁，最为专一。有欲效甥者，当劝其效甥之动机也。”有几个人是能这样的估计我，相信我，期望我的？
民国九年，我回国到北大当教授，舅舅那时也在北京。我常常去请安，请教，很快乐的和他在同城住了一年，后来我就到南方去了。待我再到北京时，他又因时局不靖，而且身体渐见衰弱，不久便回到原籍去终养天年。隔了两三年，我曾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到常州去看了他一次。却想不到那一次的拜访，即成为我们的永诀，因为不久舅舅就弃世了，年纪还不到七十呢！
我向来不会做对联，但得到舅舅死耗之后，那心中铅样的悲哀，竟逼我写了这么一副挽联来哭他：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
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这挽联做得虽不好，但它的每一个字却都是从我心头的悲哀深处流出来的，我希望它能表达出我对于这位舅父的敬爱与感铭于万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