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又是春寒料峭的3月，杨家屋外的二月兰已傲寒待放。
我每周一次叩访小金丝转眼已经一年有余。每个周三上午，我进门后右顾，便会看见坐在绛色沙发上的杨宪益先生，从正在阅读的报刊后抬起头，笑眯眯地望着我。银丝般的白发把老人慈祥的笑脸衬托得无比灿烂，我心里感动着，也向老人报以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把自制的八宝粥交给护工小薛，把洗好的智利无籽葡萄和女儿烤的香蕉麦芬或巧克力蛋糕摆在老人身边的茶几上。落座后，小薛必定给我递上一杯红茶。然后，我们开始聊天。
我早已不再拿着录音笔、捧着笔记本，同杨宪益先生一问一答地对话。虽然是随意聊，但我会注意尽量不提杨烨。我知道那是老人内心的痛，我不忍触及。
我问，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戴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左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戴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戴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我无语。
望着老人噙着泪花的双眼，我触摸到的岂止是后悔。
故事始于一个善意的预言。
1939年，在牛津大学读中文的戴乃迭向父母郑重宣布，她爱上了一个中国同学，准备毕业后同他一起回中国，在那里结婚安家。母亲又惊又恐，极力反对。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的母亲，深谙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目睹了许多跨国婚姻的失败。她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要扼杀女儿的跨国之恋于蓓蕾。
“如果你同一个中国人结婚，你会后悔的，”母亲耐心劝导着刚满二十岁的女儿，“你们的婚姻维持不了四年，”母亲断言，“如果你们有了孩子，他们也许会自杀的。”母亲以过来人的姿态预示这段异国姻缘的将来。母亲认为女儿少不更事，女儿则认为母亲观念陈旧，无法理解他们的爱情。母女俩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戴乃迭暗自下定决心，她只需再等上一年，就到了法定成年年龄；届时她就可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1940年初始，刚刚步入二十一岁的戴乃迭独自做出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她同中国男友杨宪益订婚了。
他们后来的婚姻远远超出了母亲预言的四年。事实上，他们的异国姻缘持续了整整一生，尽管他们的婚姻道路上不乏或预料之中或始料不及的种种障碍与困境。
1940年的夏天，欧洲战火纷飞，中国也备受日军铁蹄蹂躏。这对热恋中的情侣从英国的南安普敦出发，乘俄罗斯女皇号邮轮，取道加拿大回国。
她带着儿时对北京童话般的记忆和重归故里的兴奋，他怀着一颗对战乱中的祖国的忧虑和赤子之心，双双情笃意深，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在柏溪和贵阳，他们虽然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思想自由，谈古论今，撰文吟诗，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
1942年8月，杨宪益、戴乃迭离开英国整整两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烨。
虽然生于动乱与困顿的战争年代，杨烨却成长得聪明伶俐、阳光可爱，恰如其名。因为喜欢教父迈珂·苏立文寄来的美国玩具，“他强烈地向往美国，对任何美国的东西都有一股超乎寻常的崇拜，”戴乃迭在给苏立文的信里如此描写杨烨，“但在世俗之事上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傻瓜，常常把自己的玩具送人，或把家里的饼干、糖果偷出去送给小朋友。”杨烨那时只有三岁，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共内战又要开始，生活的困顿与战争的动乱仍在继续。
三年后，戴乃迭在给苏立文的信中把杨烨描绘成一个“小书虫”，吃饭都不肯放下手中的书，“极不善于交际”。六岁的小杨烨已经熟读了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儿童文学。一天，他听到妈妈给三岁的妹妹讲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他听出妈妈讲的跟自己书里读的不一样。“妈妈错了，不是那样的。”他打断妈妈，指出妈妈的错误。
杨烨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妈妈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妈妈不要来接我，”他有时会这样央求妈妈，“我不想让小朋友们都来看妈妈。”但有时他也会眨着大眼睛，不无骄傲地对妈妈说：“妈妈真漂亮！”
这个生性敏感的小男孩儿是随着新中国一起长大的。
1952年，杨宪益、戴乃迭应邀加入了外文局，十岁的杨烨跟随父母从南京搬到北京。他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保持一致。在学校里，他表现出色，学习优异，很快戴上了红领巾，又戴上了两条杠。在五十六中和后来的五中，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按他的表现，他本应一满十五岁就被吸收入团的。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真正的考验是在1961年。
学业优异、踌躇满志的杨烨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不仅轻而易举地通过了高考，初、高中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更是无可挑剔，还是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他坚持不懈地腿上绑着沙袋训练长跑，不仅训练体力，更为了锻炼毅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杨烨想象不到前面的道路上有何障碍。
6月的北京燥热，杨烨的心情却像北京周边的樱桃园里晶莹剔透的果实一样期待着丰收。发榜的日子到了，杨烨既没有收到北大，也没有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杨烨懵了。该不会哪里出了差错？是不是张冠李戴了？他期待着也许几天后会收到另一通知，告诉他搞错了，北工大录取的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年轻人。然而他失望了，糊里糊涂地失望了。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杨烨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但并没有气馁。他越发积极地表现自己，尤其在政治上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时时处处都要填写家庭出身的年代，杨烨深知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他的跛足，他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进入毕业班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积极投入了这场红色风暴。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一部油印机，为红卫兵组织印刷传单；还加入了学校广播站，为宣传“文化大革命”撰文组稿。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从不骂人的杨宪益骂了儿子“混蛋”。又气又急的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杨烨是选择妈妈去友谊宾馆游泳的时候回家造反的。他莫非在采取革命行动之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计划？他想革命，想造反，想以实际行动宣告他与家庭划清界限；然而他又难以横眉冷对自己的父母，尤其不忍面对深爱着自己的妈妈。也许他以为与其让别人抄家，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强，自己终归会手下留情吧。我们无从知道杨烨回家造反抄家的动机和目的，但他的确在外文局来人的几句劝说下停止了行动。也许他以为自己的主动革命已经明确宣示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
1967年12月，“文革”中推迟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党的分配。戴乃迭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愿意接受任何工作，主动要求去外省……我们当然会很想他，但我支持他想离开生活舒适的首都，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的动机和决心。”杨宪益、戴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选择的支持。“尽管政府有政策，不主张把独子分配到远离父母的地方，我们不想干涉儿子认为正确的选择。”戴乃迭这样告诉自己的母亲，“有不少家长大闹”，但杨烨为父母的理解与支持感到骄傲。
他们推测杨烨很有可能被分配到武汉，因为那是湖北的主要工业城市。但谁也没有料到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西方面孔一下子就成了众人指手画脚、观望议论的对象。杨烨装作视而不见，尽量不去理会。但在一个没有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要妹妹杨炽给他寄些书籍，不承想惹火烧身。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包寄走了。书籍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逼供、审讯自是当时流行的伎俩。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因为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一次他同师傅一起外出修电线，他爬到电线杆顶端作业，但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标语碍手碍脚，师傅在下面高喊：“杨烨，你把标语撕了，不然怎么干活？”杨烨便把电线周边的纸撕了。待他检修完毕，从电线杆上下来，才看清标语原来是“毛泽东思想万岁！”，而他撕掉的正是“毛泽东”三个字，他吓出一身冷汗。在那个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多少人因为失手摔碎毛主席石膏像，或无意撕毁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而付出了惨重，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杨烨此举足以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大狱。他不仅害怕，甚至怀疑他的师傅是有意陷害。
尽管事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杨烨的臆想、多疑愈加厉害了。
1970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把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推向高潮。杨烨作为来自北京的昔日红卫兵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1972年3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4月，四分五裂的杨家在分别四年之后终于团聚，虽然短暂，却幸福无比。戴乃迭在给姐姐希尔达的信中说：“在小妹炽经济上没有自立之前烨每月给妹妹寄生活费。”又说“三个孩子原本就关系密切，这几年的困境使他们越发亲密了，尽管他们天各一方”。
戴乃迭出狱后给希尔达的书信大多是谈孩子们，毕竟作为母亲的她整整四年没见到孩子，也没有听到孩子们的任何消息。5月，戴乃迭写道：“几天前收到烨的来信，很温馨。他在小县城，小工厂的工作经历对他是有益的，他已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了。作为那里唯一的技术员，他不得不解决各种问题。”但是戴乃迭也感到儿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失落或忧郁，“我常常感到他更渴望能去大一点的企业，能在有一定的文化生活的城市工作，或者能有机会使用他的外语知识。”没过多久，戴乃迭和杨宪益就发现了儿子的精神异常。
1973年1月，戴乃迭给友人大卫·霍克斯的信中说，我们的儿子“在文革中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儿子能调回北京，他也许就不会太敏感多疑，情况会大大改善”。
1973年9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戴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中写道。
“我们儿子的心理状态仍然不够正常，但他还能工作，医生们说换了环境他就会好起来。”
在给另一位英国友人约翰·吉廷斯的信里，戴乃迭说杨烨对许多事物的看法太“古怪”：“他不打扑克，不听西方音乐（阿尔巴尼亚音乐除外），不看英文书，也拒绝往国外寄信。”
1974年10月，戴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在‘文革’中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当然他工作不顺，所分配的工作既不对口，也乏味。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
杨烨的这一180度的大转弯，来得突然，显得古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他与美国专家韩丁的女儿卡玛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卡玛与杨家孩子一起长大，杨烨因为年长，又聪明多识，所以是孩子们仰慕的大哥哥。现在卡玛已经回美国读大学，1974年的夏天回北京探亲。杨烨这次与卡玛见面显得比以往健谈，也许因为卡玛在美国读大学，让杨烨有新奇感。
他们谈到国籍与身份。卡玛说国籍不过是一纸证明，并不能与身份等同；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是谁，而不是让一张纸定义你是谁。“比如我自己，我既可以选择做中国人，也可以选择做美国人。”卡玛的想法一定给在闭关锁国的新中国长大的杨烨耳目一新之感。最后，卡玛还给杨烨推荐了当时正风靡美国的牙买加歌手吉米·克里夫（Jimmy Cliff）主演的牙买加电影和他的唱片。影片描写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歌手，被社会压迫，被生活欺骗，而走向犯罪的故事。吉米·克里夫的“雷鬼音乐”和他那反抗压迫，与命运抗争的歌词深受美国青年的喜爱。
我们有理由猜测，卡玛的谈话和吉米·克里夫的歌给了杨烨某种启发和激励。在他做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一个革命青年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让他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他想到自己还有一半英国血统，他可以选择做英国人。
杨烨从7月开始三次拿着妈妈的护照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第三次他终于成功闯进大使馆，并拒绝离开。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尽管这是一起严重事件，但当局对杨烨很宽容，对他进行再教育和治疗，”戴乃迭在给霍克斯的信里说，“他们说他已经有所改善，但我们不可以见他。”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局是如何对他“再教育和治疗”的？为什么不允许父母见他？一切都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