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独秀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在我心中是个负面的形象。然而，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兴趣和关注，所以，踏访他的故土，寻觅他的旧居，拜谒他的陵园，一直是我的心愿。
还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我几乎每年都是乘船往返于上海、九江之间，船一靠安庆，就会不由自主地下船上岸，漫步码头，遥望独秀峰，想到陈独秀。
很快，40多年过去了，却一直无缘专门去拜访，这回单位组织到安徽考察文化产业，我终于在安庆市住了两天，得以拜谒独秀园。
正值隆冬季节，气温低，但入冬以来南昌就没下过雪，前天下午抵安庆，昨天一天也都晴好，今天要去独秀园了，天色阴沉沉的。早餐过后，突然风生雪飘，大片大片的雪花漫天飞舞，乱琼碎玉似的落个不停。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不知老天是考验我们的诚意，还是有意壮我们的行色。我们一行乘坐中巴车，冒雪从安庆国际大酒店出发，北行30多公里，来到十里乡叶家冲，独秀园就坐落在这片丘陵之中。
独秀园规划的面积很大，正在全面建设之中。陵园四周的房屋均已拆除，但墓道两边尚未及绿化，空置的地块随处可见。陈独秀纪念馆两个月前才开放，是新建的一幢两层楼的精致小楼。敞亮的展厅全面展示了陈独秀的生平事迹，翔实而丰富的资料、图片和实物，使我们可以全方位近距离地接触这位一生伟大而坎坷，有争议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
离开纪念馆，风雪依旧，我们冒雪向坟茔走去。穿过高大的独秀园牌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9米多高的陈独秀青铜雕像，头已开始谢顶，一看便知这是主编《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那横空出世、超凡脱俗、激扬文字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
雕像后面是《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二号模型雕塑。《新青年》，这可是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开启一个时代的号角啊！我们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心驰神往起来。从1915年创刊到1922年的8年中，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近400篇文章，仅1919年这一年就有150多篇。创刊号共刊登27篇文章，陈独秀一人就写了13篇。可见他用心之专，用力之勤。
再往前，是新辟的一口水塘，方方正正。走过水塘，便是基座，中央是半圆形白色墓冢，黑色碑石上镌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基座900平方米，四周是雕石栏杆。据说，黑碑、白墓、方塘，寓意陈独秀一生为人方正，黑白分明。
我们一行都没有带雨具，头上、身上积满了白雪，但谁也没有因此而行色匆忙。每个人的心情都像这漫天翻飞的雪花，凝重而又激奋，灵动而又晶莹。大家披雪沐风，在墓前列队鞠躬志哀；绕墓一周，且行且思；在碑前集体合影，并一一拍照留念。
从纪念馆所见和馆长的介绍中，我们对这座坟墓的变迁和墓主不平凡的经历，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陈独秀1942年病逝于四川江津，5年后三子陈松年遵嘱将父迁葬至此。长时间里，这里是一个不敢亮名的普通坟丘。“文革”前，陈松年等亲属还年年作清明祭扫，尔后就无人问津，慢慢湮没了。直到改革开放，随着党史界、社会上对陈独秀的研究、评价日渐活跃，日趋正面，墓园也就一修再修，规模渐大，陈独秀纪念馆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充实，史料和观点均不断更新，参观者也日渐增多。
独秀园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陈独秀认识的深化，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成熟的表现。
我做学生时，陈独秀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葬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分裂党中央的“陈托取消派”，领日本津贴的“日本间谍”。“文革”中，陈独秀被再次“批倒批臭”，并“踏上一只脚”，似乎“永世不得翻身”了。
然而，正是“文革”期间，我在复旦校园内读到许多流传的内部讲话，其中就有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的讲话，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以后又从《体育之研究》和《湘江评论》上看到，毛泽东评价陈独秀“其人魄力雄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毛泽东还把自己人生的转变归结为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这些与教科书上和大字报中完全不同的论调，振聋发聩，我的思想认识也开始冲破樊笼。
“文革”后拨乱反正，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之一。陈独秀纪念馆的突出特点和成功之处，就是客观地展示了这些最新研究成果。我特别赞赏纪念馆能把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我党领导人和鲁迅、胡适、章大钊、郑超麟、沈尹默等与陈独秀同时代的学者对陈独秀的经典评价公布于众，为人们全面了解、科学评价陈独秀提供了重要史料和新的视角。这是一个严肃的名人纪念馆应该做的。
如今已经查明，所谓“日本间谍”，是王明、康生强加给陈独秀的诬陷不实之词。至于“右倾错误”、“陈托取消派”和“二次革命论”等，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决策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有关，随着联共党史对诸多重大问题的改写，实事求是地认识和重新评价陈独秀，也就成为必要和必然的了。
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和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历任五届中共总书记，是一位为党增彩而不是抹黑的人物。
在我看来，陈独秀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民主斗士。他主编《新青年》，以崭新的思想、磅礴的气势、犀利的文风，批判旧思想，传播新思想，受到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欢迎，是“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的核心人物都是受他的影响而成为他的学生的。陈独秀是第一个把“民主”、“科学”从西方舶来中国，并树为救亡图存的大旗的伟大旗手，仅此一点，功莫大焉。
晚年的陈独秀，在困厄和放逐中依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以苏联为对象，深刻反思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他石破天惊地说：“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苏维埃制度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不能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等等。晚年的言论，虽有偏颇，却不乏思想火花。今天我们读到这些泣血的文字，该不会再说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吧。
陈独秀还是一个魄力雄大的“特立独行者”。他5次入狱，视死如归。1937年8月，入狱已5年的陈独秀被提前释放，国民党方面有意让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而陈独秀说：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装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他在法庭上的检辩词和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倾倒观众，时人评为“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成为法律教材范本。国民党要释放陈独秀，狱方奉命通知他写个悔过书，陈闻讯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全若虹。”陈独秀在狱中应邀书赠刘海粟的这幅对联，正是陈独秀铜头铁牙、傲骨铮铮的写照。李大钊《欢迎陈独秀出狱》诗云：“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信仰坚定、意志坚强、性格坚毅的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没有向敌人投降。
性格决定命运。当年，中共隶属于共产国际。1937年出狱后，陈独秀致友人的信中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己负责。”“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误又不对的话。”此时的陈独秀是在主动辞去总书记职务并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0年之后，已是无官无党一身轻。在总书记任上，他就曾大声疾呼：“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然而，他的身份和他所处的环境又使他不得不痛苦地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无奈地接受和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那样复杂的国际、国内、党内斗争中，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最后成为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成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的替罪羊，成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人物，是不奇怪的。所幸中共的这种被动局面，在陈独秀写这封信的前两年，已经由他的学生毛泽东扭转过来：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疏离共产国际，走上陈独秀早就向往的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国革命从初始艰难走向辉煌胜利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说过，所谓悲剧，就是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陈独秀一生不就是“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吗？今天，从国内外、党内外斗争的背景来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陈独秀，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心、民心的呼唤。
结束独秀园的拜谒活动，我们拍落身上的积雪，驱车踏上归程时，大家都兴奋地谈论着。为自己对陈独秀多了一份认识而高兴，为陈独秀终于有了一个应该得到的归宿而高兴，为党内实事求是传统的回归而高兴。
真奇怪，不一会儿，风停了，雪止了，阳光穿过云层把大地照亮了，地上的积雪开始在融化……
2009年12月
双峰竞秀
——陈寅恪、胡先骕的多难多彩人生
陈寅恪与胡先骕是同时代的江西人，虽然两人专业不同，但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虽然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处于不同的生活区域，但都走过了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在经历、精神、气质、性格、结局上有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将两位大师的生平和事业加以梳理、分析，虽然心情有些沉重，但却会给人有益的启示。
一
才气过人，学贯中西
陈寅恪、胡先骕都出身名门望族，才气过人。陈寅恪12岁出国留学，先后到过日本、德国、法国、美国，与胡先骕是哈佛大学校友。陈寅恪很会读书，但不以文凭为念，留学十几年，没有一张毕业文凭。胡先骕1950年在《北京史话》上撰文介绍陈寅恪：“博闻强记，才殆天授。”“其广博深厚之基础，并世罕见其匹，殆鲜能几及之者。”1919年，中国留美学生誉称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为“哈佛三杰”。吴宓也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论之，吾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虽系吾友，实为吾师”。30年代在清华，吴宓又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年轻一代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1959年，周扬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说他肚子里就是一部历史书，盛赞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学识渊博，能清晰地记得哪些史料在哪些典籍上。
胡先骕的启蒙老师是母亲，从小有“神童”之称。5岁即读《论语》，7岁能作诗。其父赴陕西任某知县，他随母亲到码头为父送行，他画了一幅画，题了两句诗：“连日风和雨，孤舟远远行。”父续后两句云：“可怜儿七岁，犹解宦游情。”15岁入京师大学堂。18岁留美，进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25岁回国任大学教授。29岁又赴美，进哈佛大学深造，获植物学博士学位。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备、学识渊博、名扬四方的大家。
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陈寅恪、胡先骕都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无论授课、演讲还是发表文章，都不忘传道授业解惑，坚守道德底线，坚守学术为本，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并且身教重于言教，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胡先骕创办东南大学生物系，任系主任，是中国第一个高校生物系。编撰中国第一本《高等植物学》教材，倡修《中国植物志》。毛泽东两次说，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界老祖宗”。植物学界“十九皆出其门”，蔡希陶、唐耀、汪发缵、俞德浚、郑万钧、陈封怀等为其弟子。陈寅恪一生执教，从清华大学到中山大学，培养出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王永兴、蒋天枢等一大批著名文史学家。
勇于创新、开宗立派
陈寅恪、胡先骕都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开宗立派的学界泰斗。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讲历史，他对学生说，凡是他本人没有特殊见解的，不讲。因此他上课不用点名，而缺课的人很少，是当时清华听课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称为“教授的教授”。讲白居易《长恨歌》，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考证一个“汉”字，就讲了4节课。陈寅恪把诗文证史用作一种重要的史学方法。如以李商隐《无题》诗“万里风波一叶舟”证李德裕归葬日期为大中六年（852年）夏季，以陶潜《桃花源记》释十六国时期北方坞壁，以韦庄《秦妇吟》补述黄巢起义的事迹等。陈寅恪从来不以僻书吓人。他引用的书都是最常见的，却能在一般人的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陈寅恪重视“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的序文都能背诵。陈寅恪能运用十几种中西古今文字从事文史研究，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奇才。前半生涉猎广泛，在佛学研究、中亚古代碑志及古语文研究以及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考据学等领域，作出罕见的成就，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胡先骕在留学期间，就发起成立第一个中国现代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创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皆为中国开创之举。与郑万钧共同发现并命名中国植物活化石“水杉”，著《水杉歌》。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奠基人，有“中国分类学之父”之称，被誉为“院士中的院士”。
正气浩然，热爱新中国
陈寅恪、胡先骕都是名重天下的大学者、大教授，1949年蒋介石逃台前夕，曾用飞机接他们去台湾，但都被拒绝。他们相信共产党，愿意留下来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即使后来政治运动频繁，一再受到冲击，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也没有后悔过，更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
陈寅恪从北京到南京，最后定居广州中山大学。陈寅恪对解放以来频繁的政治运动十分厌恶，但绝不反对共产党及人民政府。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强大”。此前，他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不屑一顾，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很清楚。
胡先骕在1959年写的《自传》中这样叙述：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我们重理旧业，不再参加政治，陈立夫的党徒曾劝我参加国大代表竞选，我也谢绝了”。胡先骕在解放前夕之所以留在大陆，实在是因为他太爱自己的专业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他决定不离开北京；中国植物分布在大陆，要研究中国植物就不能离开大陆。曾经闪现的赴台想法一扫而光，这也反映了他爱国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陈寅恪、胡先骕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高风亮节，光彩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