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就是说，天下真理不是出于最高政治权力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校的中心——大学。看一个国家文化品位之高低、精神文明之优劣以及传承文明能力之强弱，首先要看大学。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是如此，中国五四以来的历史也是如此。
大学要引领时代潮流，崇尚学术，崇尚文化，崇尚科学，崇尚自由。《共产党宣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假如颠倒这个逻辑，像“文革”那样使它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人丧失自由是一切人丧失自由的条件，他们共同保证一个人“自由意志”的实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精神会被窒息、文化会被扼杀，大师一定挨批挨斗。
大学文化，又是名师文化。名师是大学的名片、品牌和灵魂。大学不能迎合低俗化，要培养大师，要敢于担当，不辱使命，不负众望。
政府要引导。
结束“文革”，拨乱反正，让陈寅恪、胡先骕吃尽苦头的时代结束了，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和谐，开始走向陈寅恪、胡先骕梦寐以求但没有看到的政治清明的时代。大批人才在涌现，大批“海归”在华夏大地创业，但在培养像陈寅恪、胡先骕那样的名师、大师亦即世界一流科学家、科技领军人物方面，还任重道远，仍需作出真实的努力。
当前，特别要注意克服浮躁作风和短期行为。长期稳定的科研实践活动是大师级人才成长的必要条件。分析表明，高层次优秀人才的成长，从正式参与科研活动开始，一般需要二三十年的科研实践磨砺，这期间不仅需要自身的勤奋、天赋和机遇，更需要能够保证其从事持续深入的科研实践活动的条件和环境。但目前，政治运动是不搞了，但科研资助体制机制上过于市场化和短期化，往往导致科研工作无法深入，进而影响到科研的效率、质量和效益，引发短期行为、浮躁作风乃至学术不端行为。因此，遵循人才成长客观规律，改革和完善人才开发利用体制与机制，重要而紧迫。
要克服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让科技人才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安心科研、潜心创新。官本位和行政化倾向，是目前影响我国高层次优秀人才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现实生活中，当官可以掌握和调控资源，拿到项目、开展经营机会比较多，也容易出成绩；同级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收入差距较大；当官可以在申请项目、成果署名、评奖、晋升职称、出国考察、住房分配等方面占尽先机等等，这些均诱使科研人员热衷于当官，不愿坐冷板凳搞科研。这是一些有才华的科研人员不愿搞科研的原因。因此，建立长效机制，改变科研经费等资源分配不公，为科研人员特别是高级科研人员配备基本的研发经费和生活经费（工资与津贴），落实激励创新的各项政策，保证相当级别的科研人员上行政人员的收入相当，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和评级向创新和科研能力倾斜等，重要而紧迫。
要倡导和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原创，扶持创新，宽容失败，尊重知识产权。现代社会发展的事实表明，单位、地区或国家发展的快慢和竞争，并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人才资源开发利用尤其是拔尖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效益的高低。创造和建立一个科技人员乐于和安于投入创新活动的体制、机制与环境，是开发人才资源的百年大计。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知识精英留下位置。欧美到处是名人雕塑，巴黎有忠贤祠。不久前，一帮中国人去德国自驾了4500公里，进过无数的高速公路加油站的便利店，发现一个让人惊讶的风景：除了食品、杂志，还必定有一小块地方是卖书的。那些书，很多都是严肃文学类的书，以小说居多，而且还有很多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给精英文化留下一角的。”虽然只是加油站里的便利店，但是却让我们以小窥大，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精英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学人要努力。
陈寅恪、胡先骕时代社会动荡，多灾多难，难放一张平静的书桌。改革开放30年，现今社会和谐，政治环境逐渐宽松，大学在呼唤，社会在呼唤，学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机，要造就开宗立派的人物。要养成学问家的基本素养和人格。比如勤奋好学，执著坚毅，勇于创新，追求真理等等，防止和克服心浮气躁，学术不端，利欲熏心，浅尝辄止等。
双峰竞秀，万壑争流。陈寅恪、胡先骕是榜样，学人要努力。
2009.5
注：
③④见胡宗刚撰《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583页。
⑤见《江西通史·先秦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富厚在书
4月的双峰，青山滴翠，田野溢彩。走进富厚堂，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犹如和风扑面而来，领略曾国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路，恰似徜佯在山阴道上，令人目不暇接，心境起伏难平。
一
豪门深似海。富厚堂是曾国藩在家乡的乡间府邸，依山临水，俭约大气。但最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富厚堂建筑的庄重和堂主事功的辉煌，而是它深藏百余年的30万册图书，因为书深似海。
曾氏迁湘乡大界，到曾国藩是第九代，其间虽有读书之士，却均未涉足科举。从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开始，提出“书、蔬、鱼、猪”的治家四字经，把藏书、读书放在首位，并建利见斋书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设馆课徒，又读书应试，连考17次，到43岁时才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成为大界曾氏第一个秀才。曾麟书虽然未取得功名，但重视藏书、读书。他在利见斋自撰一副长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读在耕前，寄希望于子孙，功名不成的痛楚，对后代的殷切期待，尽含联中。
曾国藩年少时随父就读十余年。后科举入仕，一生爱书，自称“书痴”。除从政、打仗外，便是读书、买书、搜书、藏书、刊书、著书。他在京师十余年，公余常到琉璃厂等处访书购书，穷日不倦。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致书诸弟说：“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唯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阉均分，我所有的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存一物，以为官囊，一禄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此前，他还多次说过：“余将来不积钱粮留子孙，唯书籍尚思添买耳。”综观曾国藩一生，居官不嗜钱而爱书，他是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了。
继利见斋之后，曾国藩兴建求阙斋存放图书。他给儿子曾纪泽的400多封家书，大多论及藏书和读书。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其子曾纪泽有归朴斋，曾纪鸿有艺方馆，其孙曾广钧建环天室，曾孙曾宝荪建思云馆，一家五代七座藏书楼30万册书，其规模之大，藏书之丰，均在浙江天一阁、五桂楼、西涧草堂、玉海楼，江苏铁琴铜剑楼，山东海源楼等私家藏书楼之上，为全国之最。
曾家不为藏书而藏书，而是为读书、为经世致用藏书，富厚堂内，除经、史、子、集外，还藏有外文、医卜、星相、数学及太平天国史料等，其文献价值更为其他私藏无可比拟。
这么丰富而有价值的藏书为什么能历经百年而未散失、损毁呢？恐怕与富厚堂地处穷乡僻壤，远离城市，避开战乱有关；与国共两党领袖都高度推崇曾国藩有关；与全国解放后，这里曾长期是区、乡政府的办公场所，因而躲过土改、“文革”等浩劫有关；同时，也与曾国藩善待邻里有关。富厚堂内无慢室，是曾国藩接待客人的地方，为八方门。命名取自《论语·尧曰》：“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乎？”门联曰：“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曾国藩力陈“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四邻”，多次告诫家人欢迎八方来客，不可轻慢一人；切忌“有钱有酒敬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对待四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显然，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富厚堂及其藏书得以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
二
有书真富厚，读书气自华。曾国藩为官30余年，政务繁忙，带兵20载，戎马倥偬，但他饱读诗书，孜孜不倦，是一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典型。他继承儒学传统，笃信实践。认为经世之学即礼学，“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践行经世致用，就是治学要落到实处，讲究“格物”、“诚意”。年轻时，他借钱购得一部《二十三史》，如饥似渴，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通读了一遍。
曾国藩规定义理、经济、辞章、考据为四门必修课。他总结修身十二条，其中五条专讲读书。例如：读书不二，即一书未读完，不看他书；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每日阅十页，闲忙均不间断；日知其所亡，即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月无忘其所能，即每月作诗文若干篇，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寡和应用程度；作字，即饭后写字半小时。曾国藩还常常写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门上，以激励自己，防止懈怠疏忽。他以自己的读书体会教育家人：“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日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曾国藩相信相学的“相随心转”之说，认为“读书可以变换骨相”，但“须先立坚卓之志”。他告诉家人，他30年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立志戒烟以来，至今不沾。46岁以前做事无恒，近5年深以留戒，现大小事均尚有悟。可见无事不可改变，读书就可以使人发生有盖变化。曾国藩不仅忙，而且长期身患蛇皮癣，奇痒难熬，但他读书不止。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曾国藩典试四川，出差四个月，带万卷书，行万里路。
曾国藩致书家人：“吾不望代代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事实证明，他本人就是曾氏一颗“种子”、一块“招牌”、一面“旗帜”。
富厚堂之八本堂让人驻足，耐人寻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个“八为本”集中体现了“修齐治平”的基本精神，也是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官的基本原则，处在第一位的仍然是读书。
曾国藩毕生勤奋学习，勇于实践，手不释卷，著述不辍，从一介书生成长为有作为的军事家、政治家。世人评价曾国藩往往看重他的事功，但他自己却更在乎诗文。事功是他治国平天下的文治武功，诗文才是他智慧闪现和毕生心血的结晶。他不仅留下320多首诗作、140多篇文字，还撰写《求阙斋读书录》，刊刻《船山遗书》，编撰《经史百家钞》、《十八家诗钞》。他的诗文芳迈群妍，主持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文坛，成为桐城派湘乡派之盟主，当之无愧。
三
曾国藩留给家族和后世的重要精神遗产之一，是他的1450多封家书。百余年来这些家书广受欢迎，近年来更热销海内外，也是富厚堂参观者乐购的书籍之一。
曾国藩是有“大本大源”的人，也是律己极严的人。曾国藩家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儒家“修齐治平”的高度，秉持经世致用的原则，与家人平等对话。因为是家书，所以没有官腔官调、大话空话，没有矫柔造作、虚言客套，而是谈事明理，实话实说。因为律己极严，所以常常在家人面前，坦诚地解剖自己，检讨反思不足，寓说教于零距离的亲切沟通之中，时时闪耀着智慧火花、人格魅力和道德光辉。
家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修身与养性方面，曾国藩十分强调进德修业由自主，认为能勤能进方能兴家。他勉励家人力戒惰傲，盛时宜作衰时想，经常有避名之念。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他指出，凡事当存谨慎俭朴之见，人处顺境，感恩之心易生，人处困境时，与更困者相比后，亦怀感恩之心则不易，非特别仁厚者难以做到。顺境、困境都要懂得感恩。他说，“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得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并将自概之道“清、慎、勤”改为“廉、谦、劳”。他还特别谈到，“诸弟宜常有敬畏，勿谓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特别指出，将他的《日记》比喻为顾炎武《日知录》是恭维太过。
在教子与持家方面，曾国藩主张尽孝悌，除骄逸，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他强调子孙辈要读书明理，不能浪掷光阴，并常以子侄辈骄傲为虑。对长辈应尽敬爱之心，时记勤敬二字。他说，惟崇俭可长久，故切勿沾富贵习气，须勤俭自励以长保盛美。“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至。其衰也，则反是”。要体会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以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相勉。他认为，“君子之道，以知命为第一要务”。养生之道在顺乎自然，每日须静坐养神、发奋用功，家事切不可趋于奢华；居家情意宜厚，用度宜俭，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早在咸丰九年九月，他在家书中便说：“家事如馆内之书、园内之蔬、塘中之鱼、栏中之猪，四者皆一家生趣，余时时挂心。”
在交友与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择交是第一要事”。“成大事者须兼顾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兄弟间当爱之以德，戒惰傲乃保家之道。“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二字”，“以勤与爱民回报君亲”。他常告诫家人，盛极之后，格外小心；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时存盛名难副、成功难居之心”。认为天道忌巧、忌盈、忌贰，“不必占天下第一美名，平世辞荣避险是安身良策”。
在用人与理财方面，曾国藩力主勤俭耕读。认为将才应具备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等四端。“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习劳为办事之本”，“观人论事益博采众论”。“天下虽乱，法律不可废”。“人人独成其功不如与人共享其名”；“只可畏天命，不可怨天尤人”；“置祸福毁誉于度外”。强调用人要有德有才，德比才更重要。
在治军与为政方面，曾国藩主张“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治军以能战为要，用兵最重气势二字。带勇勿存畏难之念，处绝地只有死中求生。曾国藩奉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忧以终身，乐以终身”。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声言“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对曾国藩家书，历来好评如潮。毛泽东早年说过：“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饭后散步法，得益不少。”在延安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国藩家书。蒋介石引曾国藩“为吾人之师资”，一生苦学，临终之前还再三叮嘱，要蒋经国终生研究曾国藩家书。
四
曾国藩读书起家，从一介书生成为学者型军事家、政治家，并引领湘军集团崛起于晚清政坛。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早年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说：“要救国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国藩）、胡（林翼）。”国共两党的领袖都如此推崇曾国藩，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