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这一革命高潮，又促成了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批共产党人的惨遭杀害，革命势力的极度削弱，反革命势力的空前嚣张。这是一种多么不合逻辑的发展变化！然而，历史却就是如此这般血淋淋地写着。当时，中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北洋军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弹，不是敌人从对面射来的，而是“盟友”从背后射来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难怪革命失败得那样惨。以鲜血为代价的学费无疑是最昂贵的学费，花费这样的代价学来的知识自然是最宝贵的知识。共产党人终于懂得了自己要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有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装。这在现在看来已是普通常识的问题，而在当年却是来之不易的重大转变，尽管它姗姗来迟。
§§§第一节合作是国共双方的需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必然产物。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也为了实现各自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也需要寻找同盟者。
孙中山先后组织和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等组织，或是官僚、政客的集合体，或是资产阶级的松散同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在这些党派组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致使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屡遭失败。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此后，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多次组织和举行武装起义，都一一失败。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总算把清王朝推翻了。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面手法，肆无忌惮地篡夺革命果实。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当时认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是革命成功。因此，同盟会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和涣散。孙中山内外交困，被迫妥协，让位于袁世凯，致使辛亥革命功败垂成。从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取代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统治者的招牌换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依然如故。
于是，后来有了1913年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同样由于国民党内部认识不一，组织涣散，发动不到两个月便失败了。
1917年至1918年间，孙中山借用军阀的势力，发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但各派系军阀在战争中并不图“护法”，而是争夺私利，一旦私利有所满足，便各行其是。护法战争因此以失败告终。
使孙中山失败得最惨的，要数陈炯明的叛变。
陈炯明于1909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海外。1915年护法运动中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世凯死后，陈表示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把陈炯明的粤军作为主要依靠，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对陈炯明委以重任。当时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粤军。随着权力的增加，陈炯明的野心迅速膨胀。他拥兵自重，反对孙中山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的主张，鼓吹“联省自制”、“保境息民”，企图独霸广东。孙中山多次派人劝说陈炯明改变立场，陈炯明毫无悔改之意。甚至借故刁难，制造障碍，暗中勾结吴佩孚，阴谋南北夹击孙中山的北伐军。孙中山被迫下令解除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职务，只保留其陆军部长职务。陈炯明便立即决定公开与孙中山对抗。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支持下，公然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虽然孙中山及时转移得以脱险，但他惨淡经营的粤军几乎瓦解，广州革命根据地也随之丧失。
孙中山对这次失败痛心疾首，他在《致国民党同志书》中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①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完全陷于绝望之中。
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危难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深刻总结了革命数十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他痛切地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②深深感到依靠原有的力量，按照过去的老一套办法，绝对不可能完成革命事业。
于是，他决心改弦更张，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孙中山全部革命生涯中最有意义的转变。这一伟大的转变既是他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他领导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起死回生的迫切要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国共合作，对于国民党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共产党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远远不够强大，初创时期的共产党力量还很弱小，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联合其他革命阶级和政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是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革命事业所应采取的正确策略。
首先提出国共合作问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共产国际。当时，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没有认识到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性，又因为国民党是堕落腐化、争权夺利的集团，而不愿与其合作，甚至连后来推行投降主义的陈独秀，起初也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等国的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中，有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还有以各种不同身份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邓恩铭、林育南、高君宇、于树德、罗亦农、张太雷、瞿秋白、俞秀松等人。
在大会上，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做了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有关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等重要问题。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和援助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同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并且要求无产阶级把农民吸引到民族民主革命中来。
大会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和邓培。列宁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表达了他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希望。
1922年4月，张国焘、瞿秋白等人回国。他们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党员汇报了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提高关于建立国内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共产国际还通过其驻中国代表，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做了大量促成联合战线的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之下，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政策，从而迎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会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广州市延安路鲁迅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李维汉、夏曦、于树德等出席了大会。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还参加了大会宣言、组织章程、组织宣传、组织党务等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的。以此为标志，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05年11月提出的同盟会政治纲领，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对其先前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的概括。它在当时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皇帝，而未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等等。旧三民主义的这些弱点，正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前屡屡失败的理论根源。国民党一大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比旧三民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因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③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大大推动了中国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后的有利形势，积极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广泛开展工农运动和军事工作。
自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转入低潮的工人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各地工人罢工斗争日趋活跃，并不断取得胜利。1924年五六月间湖南湘潭铅矿工人、江西九江码头工人、上海丝厂女工先后罢工。七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斗争坚持了1个多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受共产党建议，通过了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决定。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为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近800名农运干部，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后，工农运动更加迅猛发展。1927年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加入工会者达280万人，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工人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武装纠察队。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全国性的工人斗争尤其是南方各省的工人斗争形势越来越好。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群众集会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英国水兵以武力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合的群众，当场用刺刀刺死1人，伤数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5日，武汉人民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举行30万人的大示威，愤怒的群众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接管了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为反击英国水兵枪伤码头罢工工人，奋起占领了英租界，并迫使英帝国主义于2月2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正式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3月，周恩来等领导和指挥上海80万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在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出现新的高潮。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发展得尤为迅猛。广东作为北伐战争的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开展得早，发展得快，早在1925年5月1日，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省农民协会时，会员就达21万多人。湖南省在北伐前拥有农会会员40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群众约100万人；北伐军进入湖南后，会员激增至130万人；1927年初，又猛增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以上。湖北省农会会员，1926年7月末为7.2万人，12月底达28.7万人，翌年2月增至80万人。江西省农会会员，1927年2月发展到30多万人。
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972万人。农民协会组织迅猛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向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农民运动特别发达的地区，农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
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国共合作前，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党只有420名党员，到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前夕的1927年3月，党员已发展到57967人，比国共合作前增加了137倍。党的组织遍及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党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且，党还领导和影响着国民革命军3万人，在军队中有共产党员约1500人。
国民党通过国共合作获得了巨大的好处。改组前的国民党原是一个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的团体，军阀、政客充斥其中，组织力和战斗力很弱，孙中山领导这样一个党，历经磨难，落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健全了组织，创办了军校，发展了军队，得到了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于是有了北伐战争的辉煌胜利。
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消灭封建割据，是广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北洋军阀是袁世凯建立的封建买办军事政治集团。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末通称辽宁、河北、山东等北方沿海各省为北洋），实际上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他把新建陆军扩充改名为北洋常备军，习惯称北洋军。从此，袁世凯一派北洋军阀的势力就逐步形成发展起来。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他们都是以某一两个帝国主义为靠山，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互相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混战，争权夺利，抢占地盘。在长期的混战中，他们的势力经常分化组合，消长不定。至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主要有三大派系。
直系军阀吴佩孚，拥兵20万，拥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
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拥兵20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
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兵35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
此外，还有一些小军阀，控制着本省或本地区。
国共合作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运动迅速高涨，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工农群众的罪行愤怒到了极点，用革命战争推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