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去挑水。村里人从开始就没帮我挑过水，他们帮那两个太原来的女学生挑水暗算着哪天能把她俩挑进他们的窑里挑到他们的炕上。他们可不想挑我。我在他们看起来是个怪物。生产队长叫我去修梯田的时候眼里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可真饶了我。还得把头发再剪短些，队长、大队干部就更没我什么“意思”了。怎么行了我这么大个方便。
我拒绝修梯田去。根本上说，我拒绝“修地球”。我得想法儿弄个肝大脾大淋巴大的医生证明。
还是得起床，还是得吃。吃了两块昨天的冷红薯，从里到外地冷。翻衣服穿，翻出我大哥给我的那身将校呢军装。我把它穿上，扣上帽子，在洞里晃悠两圈。不行，还得挑水去。
出门碰上李小莲，劈头盖脸地，问我什么时候走，参军去啦？特种兵吧？瞅你这身军装也不是一般的兵！
我说明天就走。
她说她要能混上这么身军装她非在全村子游行庆贺。她说你小子可真能保密，当了“五好战士”别忘了照个大相片给咱寄回来。
我说那还有错。
她说你一参军就剩下我和张萍两个知青了。
我心想我不走也只剩你两人。队长、书记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时候他们那炕桌上从来就剩你两人。
挑两个半桶的泥浆回到窑洞，碰上上工的人都跟我说当兵好啊，一当就当毛料子兵。
就这么简单？把《红旗杂志》的封皮儿套在我存的那些电影杂志外面，我读的就是《红旗杂志》；把“毛选”的封皮套在《悲惨世界》外面，《悲惨世界》就是“毛选”。毛料子军装一下就把我套成一个高人一等、让人羡慕的毛料子特种兵。不好下台了。明天脱下这身军装，谎言是不能脱掉的。
我得走。让他们看着我穿着毛料军装从这村里永远走掉。
我得回北京。让谎言收场。
一九七○年四月二日
收拾行李。真像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全村的人都上我这儿来拾破烂，边拾边说当兵多带劲儿。
东西全给他们拾去，只剩书和杂志。我可不想这帮人拿《悲惨世界》去上茅房、糊窗户、剪鞋样；我可不想那张褪色的白蛇剧照给他们贴到土墙上叫它“妖精”。我得把它们带走。从十二岁起，我走到哪儿就把白蛇带到哪儿。
火车开到定襄上来许多人。我坚绝不睁眼，让乡亲们认为我睡死过去了。还是有人踢我说，大兄弟你看这位大嫂撅着八月大肚子。
第一次听人叫我大兄弟。跟“红旗”、“毛选”一样，外皮儿是关键，瓤子不论。我十九岁，第一次觉得自己身上原来有模棱两可的性别。原来从小酷爱剪短发，酷爱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是被大多数人看成不正常起码不寻常的。好极了。一个纯粹的女孩子又傻又乏味。
原来我在熟人中被看成女孩子，在陌生人中被当成男孩；原来我的不男不女使我在“修地球”的一年中，生活方便许多也安全许多，尊严许多。这声“大兄弟”给我打开了一扇陌生而新奇的门，那门通向无限的可能性。
我是否能顺着这些可能性摸索下去？有没有超然于雌雄性征之上的生命？在有着子宫和卵巢的身躯中，是不是别无选择……
我轻蔑女孩子的肤浅。
我鄙夷男孩子的粗俗。
无聊的我。怪物的我。把位子让给理所当然的大肚子大嫂子，我对她那妊娠斑布满的脸一阵凶猛地恶心。
只好又翻翻随身行李中的书。那页白蛇的插页停在我眼下。她总被这样不客气地瞅着。
你在哪里……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五）
孙丽坤这天下午两点钟打开灯。冬天的布景仓库黯淡得任何物质都失去了阴影。她把灯线牵到合适的高度，让灯光忠实地将她的身形投射在一面粉墙的布景上。没有镜子，她只能用灯光投影来端详自己。她这样做已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的身体细下去，轮廓清晰起来。又是苗条超拔的她了。每天半夜，她偷摸起床，偷摸地练习舞蹈。这时她从投影上看见舞蹈完全地回到了她身体上。所有的臃赘已被削去，她的意志如刀一般再次雕刻了她自身。她缓缓起舞，行了几步蛇步。粉墙上一条漫长冬眠后的春蛇在苏醒，舒展出新鲜和生命。
活到三十四岁，她第一次感到和一个男子在一起，最舒适的不是肉体，是内心。那种舒适带一点伤痛，带一点永远够不着的焦虑，带一点绝望。徐群山每天来此地一小时或两小时。她已渐渐明白他的调查是另一回事。或者是他中途变了性质，不再是调查本身。他和她交谈三言两语，便坐在那张桌上，背抵窗子。窗外已没有“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之类的调情。那歌声不再唱给一个紧闭的窗子和又变得望尘莫及的女人。他就坐在那里，点上一根烟，看她脱下棉衣，一层层蜕得形体毕露。看她渐渐动弹，渐渐起舞。他一再申明，这是他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的直觉懂得整个事情的另一个性质。她感到他是来搭救她的，以她无法看透的手段。如同青蛇搭救盗仙草的白蛇。她也看不透这个青年男子的冷静和礼貌。她有时觉得这塞满布景的仓库组成了一个剧，清俊的年轻人亦是个剧中人物。她的直觉不能穿透他严谨的礼貌，不能穿透他的真实使命。对于他是否在作弄她，或在迷恋她，她没数，只觉得他太不同了。她已经不能没有他，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存在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折磨她，斯文地一点点在毁灭她。
她直截了当地问过他：“你家里有谁？父母，姐妹，兄弟？”
他也直截了当，说：“都有过。我是家里老小。我两个哥哥都是哈军工的优等生。姐姐妹妹不值得提。我什么都有，钱、权力、书、奉承。我有手枪你信不信？你说什么吧，我都有。我会弹钢琴和吹长笛。我把我家钢琴键子后面的毡子全撕了，听起来很古老。我喜欢读《资本论》和拜伦。毛主席诗写得不错。他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批文最妙，充满人格的力量，特幽默。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窗外来光使他方正的军大衣肩膀盛气凌人。
“你二十岁？”
“二十岁。”他一笑，“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么年轻怎么当中央特派员？”她尽量不表示狐疑地问。
“脑子不年轻。”他弹弹烟灰。
“有很多很多女朋友吧？”
“有很少很少女朋友。”
她总是一边舞一边谈。半辈子她都这样谈话，不然她觉得她的话完全不连贯。她脱得只剩一层尼龙紧身衣，到处有窟窿。她颈子和腿盘环，形成不可思议的螺旋。屋内所有的布景在冬季霉潮中发出气息来。绘景前涂在帆布上的猪血渐被潮湿溶解，从尘封的历史，从忘却和遗弃的阴暗里游出腥味。徐群山和孙丽坤都嗅着这股复苏的血腥，并不想追究它的来源。
气味不止这些，还有滚热发黏的体温的气息，以及舞蹈者的脚汗气味。
这些浓深的气味使盘环的肉体逐渐演变，化为逼真的美人蛇。徐群山看到这里，总被激情和惊讶呛得微微咳嗽：那样以一只轻握的拳头抵住嘴唇，很斯文地咳着以掩饰那内脏的震动。
她说：“哪天你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吧？”
他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调查完了？”她问。
他说：“完了。”他眼珠清澈而无底，如同最深的井。她收住了姿态，浑身坍塌地站立着。
“明天是最后一天。”她重复。“我比你大好多岁。”她没头没脑地说。
他的皮靴“咯噔”一声着地，走到她面前，抬起手。她不知他抬手干什么，直觉让她把自己整个肉体送上去。他却拉拉她的手，说明天见。他飘摆着呢子大衣阔步走了，像某个剧中某个少年统帅。
她整整一夜都在温习他的手留给她的丝绸感觉。那柔软凉滑的丝绸感觉。她从来没触碰过这样小巧纤细的男性的手。那手背，那手掌，那流动的手指。她确信他会弹钢琴，会吹奏长笛，有那样的手！明天是最后一天。末日来了。
她一夜未睡想着她的末日。从没见过比徐群山更男子气的男子，也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婉的男子。她却知道末日就是末日，自己一点儿指望也没有。她想起他每一瞥目光，每一蹙眉头，每一个偶尔的笑。她怎么会够得上这样一个人？过去没了，未来也没了，只有一堆岁数一堆罪名。
她爱上了这个穿将校呢军装的青年，在末日的除夕。她的直觉早已感到他不止他本身那些层次。他的表层已经很不凡了，那么优越，少年得志，儒雅得猖狂。他那两根又黑又长、难得动容的眉毛，还有他那双常会烦乱的手。她冥冥中知觉他不止这些，不止他本身。他来此不止要搞什么案情调查。他另有使命。可能仅仅为了接近她。他却从来不像任何她经历的男人那样，浑身散发着刺鼻的欲望。名叫徐群山的青年从来、从来不像他们那样。
最后的这天下午，她照着自己的影子。影子只有十九岁。影子不像五官和脸容，会褪色。在这个灰色潮湿的冬季的下午，她要好好收拾一番自己，好好度这个末日。她在这一个月里消瘦了。她消瘦得看守她的女娃们也不安起来，开始嘀嘀咕咕地议论。她一天天蜕变，一天天恢复原形，连她自己在看着这个完美的投影时也有些惊惧：它是她十九岁留下的投影，高高束起的发髻，与她扬起的下巴形成工整的对称。
三点整，门叩响了。孙丽坤说：“进来么。”徐群山没穿马靴，也没穿呢大衣，人一下子单薄了许多。他穿双灯芯绒的布鞋，无声无息地走近她。
她庄重得打抖，脸色煞白。她上身是件印度红的毛衫，领子几乎袒到肩膀上，它很旧了，某些部位有虫蛀的洞眼儿。她为自己刻意地收拾打扮发窘。她的岁数全在表层，她一点儿也没瞒什么。像印度红的毛衫，略略的破旧使它格外可人。
“坐吧。”他说。貌似平常地用脚钩过椅子，使椅子跟椅子之间有一个正常距离。令人自尊的分寸。
她坐下来，有些无力。
“你明天真不来了？”她问。
他笑笑。笑她这话问得极蠢。笑她好绝望好绝望的脸。
她说：“你要是天天来，我给关在这里一生一世，也没意见的。”
他没答话，也没觉得她说这话不知天高地厚，无耻。他就看她的香烟在她脸前缭绕。沉思和沉默在这一会儿非常地美味。
她也不吱声了，也看着那蓝灰的烟。看着两人的思绪在烟里翻来覆去。无望也显得美味。她知道这沉默结束，一切都结束了。他和她，结束就在这沉默的那一头。
这样的静，连他们散散乱乱的思绪情绪都能被听见。烟的翻滚也有了声响。
铺天盖地的布景散发出猪血回暖般的腥气。舞蹈者痛苦的舞步就在脚汗的浅浅臭味里。徐群山忽然开口了。
“我很小就看过你跳舞。”
孙丽坤唬了一跳，为什么他又来讲这个。
“那时我才十一二岁。”
她想，他都讲过这些啊，为什么又来讲。
“跟走火入魔差不多。”他说着，像笑话儿时的愚蠢游戏那样笑一下，借着笑叹了口气。
她在想，他为什么又讲起这个。
然后他就又进入一段沉默，眼皮垂下。敏感冷傲的单眼皮。他那冷冷的情调让她变得满心作痛。
沉默一点一点绷紧，像根弦，要断了。
她突然说：“你带我走吧。”眼泪在她眼圈里形成个闪亮的环，转来转去。“你带我走吧。”她身子向前倾，两个支在膝盖上的手捧住她尖削的下巴。她把自己弄得很低，向他仰起脸。那姿态是个女奴。她上仰的小小秀丽的脑袋像一颗雌蛇的头，由于吃力地仰起，那没有一根碎发的脑门上聚起一组又细又密的皱纹。
徐群山的布鞋悠悠晃着，说：“我是要带你走。”
她没问去哪里，去干什么。她在想，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他平淡的神态里已找到了她要找的，她一直在找的东西。阴谋？他的清瘦光洁的脸那么年轻，某种阴谋却使它僵硬，毫无生气。
他说他已经和歌舞剧院的领导们打了招呼。
他说他们已经同意了。她眼睛松弛了，不想再看透那个阴谋。她正在把那难以驯服的坚硬的毛巾从铁丝上扯落，包起那个秃得相当彻底的牙刷和一把黑塑料梳子。黑梳子的齿缝里是灰白的泥垢。她把这些东西塞进一个皮包。二十年前买的一只包。谁都会在这时涌上一阵爱怜：这是个什么都不讲究的女人，除了舞蹈，她什么都不和这个人间计较。
“不必带那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徐群山说。
她小孩子一样信赖地茫然地又把旧毛巾秃牙刷扯出来，以讨好卖乖的神态看着他。她在想：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果然没有人阻拦他们。看守的女娃在楼下捧着个大茶缸子吃从街摊上买来的面，吃得一脑门的汗。她见年轻的徐首长领着孙丽坤过来，机灵地闪开路。徐群山一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随意而神气地摆动。怎么看他都是个首长。他以那只摆动的手一挥，指向停在垃圾箱边上的一辆摩托车，说：“上去吧。”
她迈进挎斗，坐下来，他将那件呢大衣扔给她。那一扔的随便和准确说明了那份已成为自然的关切。
摩托车启动的轰鸣声中，跑来七八个女娃，都认为孙丽坤这回给逮走可不是业余的了。
冬天的黄昏，麻雀一排一排呆立在电线上。人们缩头缩脑地走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蒙着灰尘在大路小路上灰溜溜地前进。她不知道这是几月几号，星期几。她看见澡堂门口站着排队的人，三个十八九岁的女兵在无声息地谈笑。徐群山从小路驶到大路，又驶到环城路上。城市像个画错的棋盘。他带着她，没有出路。他也陷进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他大声对她说：“你很久没到外面来了！”
她明白他在带她兜风，也明白他在下最后的决心向她亮底牌。
她跟他说：“看那个卖茶蛋的老太太！我在舞蹈学校的时候她就在这儿卖茶蛋。那时茶蛋五分一个，还没有臭的！那个糖果店原来是个修鞋铺！这家裁缝店原先没这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