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几岁，叫什么名字。这些在他反剪手朝我走过来，强打起兴致抱起我时，妈妈就格式简明字句精确地告诉他了。他无非是要听我自己来一遍。他和这个孩子总得有个正式开始啊。面对一个不苟言笑的孩子，这位魁梧的北方汉子同所有成年人一样，开始屈就和低声下气。我一一答对，声音适中，身体绝不扭来扭去；认真地吐字，虽然缺了的门齿凉丝丝地漏风，影响每个词的棱角和形状。这个六岁女孩不像她一般的同龄人那样端起孩子的架子。那种成年人习惯和期待的腔调，咿啊呀地带怨艾和辩解的娇怩。对自身弱势的自甘和倚势仗势，不在这个老气的女孩身上。但他还是把脸偏斜，把一只耳朵凑向我的嘴唇。
我们成年人有一些规定动作，抑或说套路的姿态来同儿童相处。诸如偏斜脸，凑上耳朵，做慈爱状，表示我们的屈就；我们由于爱而屈就。但这动作明显不适合贺叔叔。他在急乱中拉了别人做惯的俗套动作，从而使自己好歹有个位置和方向。
你感觉到了吗？我们成年人往往在孩子面前是心虚的。我们常感到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裁判权力。我们在一个婴儿绝对无偏见的眼睛面前竭尽亲善，竭尽媚态，因为他正从一张面孔看向另一张面孔，正在根据某种我们无法揣测的准则对我们进行仲裁和选择。我们在此刻是那样期望他的好感，期望他突然向自己挥摇双臂扑来，从而赢得这个意味深奥的选拔。在选拔悬而未决之时，我们一再尝试新的取悦方式，然而每个动作注定是越来越愚蠢，自信心不知怎样就瓦解了。
这就是在我面前蹲下庞大身躯的贺叔叔的处境。
我和他，从那之后的三十九年，他一直在等待我延宕的选拔和裁决。
女孩没笑容，一字一句讲完了不超过十个字的简历。女孩和他的动作显然没有配合起来。他略略手足无措，直起身来。
在妈妈为我的不识相不吃哄向贺叔叔赔礼不迭时，我爸回来了。一个番茄鸡块的罐头在手中。罐头在那个时代是贵重东西，商标上的“中国制造”把国家水准放到一个省份城市的家宴上来了。金红底色，一只绿尾黄毛公鸡和四只大红番茄，扁圆形铁听，到今天在我记忆中还鲜艳无比。它那千篇一律的气味带一股很浓的铁腥，是爸爸狂喜或大怒或大彻大悟的信号，是他升迁或机运转折的标志。
爸进来后对妈说：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一骑同志，《紫槐》的作者。妈笑眯眯地说：久仰啊！爸根本来不及等妈完成她的敬意又对我说：你有没有叫贺叔叔？根本没有给我一点空隙，他又转向贺叔叔说：这屋太热，院子里坐吧。又没等贺叔叔置可否，他跟妈说：老贺老八路了，十几岁就参加抗日！
现在看见我父亲了。瘦长、背略驼、嗓门很大的这个人就是我父亲——穿条米色短裤，露出毛盛的腿，上身一件白衬衫，绵软的质料使它永远前襟短于后襟，领子如同两片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前的两个口袋像他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很细的手臂，很尖的胳膊肘，很大的喉结。他对自己的驼背一有认识就深吸一口气，同时猛一勒脊梁骨；而他认为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情准备就绪的眼神，他悲哀的事物中绝对包括他自己。在一个地方或一些人面前稍站得久些，某种不自在便来了，他便把两脚掌心对掌心地翻过来，仅以两脚的外侧撑着地面，建筑那荒谬而不雅的芭蕾式平衡。这个平衡所要求的精力集中使他疏忽了他的不自在。
是，的确，我在讲到我父亲时会情不自禁。我非常爱我的父亲。他的基因，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
谢谢，我自己来。时间到了请告诉我。
已经超过了吗？
真的不在意？那我再继续一会儿？
是的，我父亲。他的善良、软弱、多愁善感是一目了然的。他以咋咋呼呼、哈哈大笑来使别人把他当成相反的一种人，那种对宠辱迟钝的人。大致上就像贺叔叔这样的人。多数人在一两个回合的交往之后发现我爸的致命处。一旦被诘问，他会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已自认理屈却要殊死防御。两根女性的弯眉越发倒垂得彻底，显出他不屑再辩解，他气息奄奄地容忍。
比如我妈见他手里的罐头说：你跑哪儿去了？
他当然听出她对额外花销的追究，因此眼珠立刻空白一瞬，理屈词穷地大声回敬：没去哪儿啊，就去了马路对过的食品公司啊！
妈扭头对贺叔叔笑着说：没什么菜呀。
贺叔叔被爸妈关照着朝油烟辣眼的另一间屋走，想起什么，回来拍拍我的头，说：闺女先来。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了那个晚餐的真正意味。在当时，那餐饭由于番茄鸡罐头和面目悦然的贺叔叔而显得美味。一个小圆餐桌，上面铺着淡绿绣花台布和玻璃板。一进门你就可以看见妈妈的一个家和爸爸的一个家如何互不相识互不相让地占据着同一个地盘。
我吃到半途，落了一块骨头到地板上。现在我怀疑那不是失手，是存心。需要一个道理离开同一海拔层面，潜入深部。在桌子下面你能看见三个成年人的脚。小时我有看人脚的癖好。我刚才讲到我从我爸的特定站立姿态发现了他时常感到的不自在。此发现不是我在那个年龄就能够诉诸言辞的。我在成长过程中持续观察，持续给这观察以解说。
这个时刻，我在桌下。那块淡绿色小家碧玉的台布，它切割了那三双脚和上身的联系。很暗，我却也不费力地辨出三双脚的紧张和兴奋。我得说我现在用来描述的语言绝对不微妙不够切中要害。英文，更得将就。用“紧张和兴奋”形容那些脚只能说是十分十分的将就。朦胧诗人就是在一番对语言的武断性粗浅性彻底失望之后产生的。暂且说这三双脚紧张和兴奋吧。
不必去听台布上面他们在谈什么，他们的笑何等开怀。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人真正在笑。
笑声从贺叔叔那儿出来时，他那对大而方正的大足趾突然死死扣住鞋底。他穿一双精细草鞋，所有脚趾网在细麻线里，不断与束缚挣扭。
爸爸的脚仍是掌心对掌心，不同平常的是，他一刻不停地颠晃哄拍它们；只要停下颠晃，停在一个不舒适的僵滞上，必定是爸爸在哈哈大笑。
妈妈穿一双黑珠子绣面的拖鞋。那阵子中国在还苏联的债，妈妈常买些便宜而华丽的绣品，从她身上的小腰身绣花衫到淡绿台布和珠子绣鞋，都是国家用去抵债却不合债主的意给退回来的。妈妈一时把这只脚从鞋中抽出，一时又是那只；不是左脚搭在右脚上就是右脚踩住左脚。偶然地，她会在爸爸腿肚子上踢一下；那秀雅的脚如此识途，迅猛而干练，爸爸那无逻辑缺上下文的哈哈笑声会在挨这一踢时小小冒个调儿。
更有看头的，是三双脚中的一只不当心碰到了异体：贺叔叔赤裸的足趾在他伸展长腿时碰到了妈妈刚脱下珠鞋的脚尖，或者爸爸两个扁薄足掌在动乱无定时出了格局，触到了贺叔叔的草鞋，脚都会电打一般弹开，之后飞快缩回，在空中举一刻，脚尖再探测一番地面的安全范围，最后才缓慢地着陆于自己座位下面。要静很大工夫，才又回到先前的姿势，继续先前的动作。
还是不给那些脚的行为下定义吧。只能原状展示，无法对那番生动进行推敲。也许我的记忆不准确，不能去信任。很可能的，在这三十九年三十九个夏天中它把那个冷却的暮夏黄昏，那个淡绿台布下的激烈场面漫画化了。该这么说，那场面是独立于台布之上的，它是对台布上那个理性舞台的背叛。
只有这么多，至于我爸对贺叔叔的求救，自然在桌布下是不可视的。我妈也在哀求，求贺叔叔动用他的影响、权力，救救我爸。说到救，并不是语意过量，并不是我的英文用字莽撞。我们国家那时随时有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说，政治命运。一个人的名字给黑墨写得很大，劈上两道红墨十字架，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肉体的死，相对而言，是平面的单一的，是无伤大雅无损尊严的。肉体之死是种微不足道的消亡，若你经过政治的死刑。贺叔叔在那次晚餐后救了我爸爸。他劫了我爸爸的政治法场。
是我在十岁以后逐渐听说的。
一点不奇怪。这些事让所有局外人困顿。我们所有的概念是独立于人类心理、行为概念之外的。因为那四十五年伦理规范的独创。我的引言之所以如此冗长。我试过，却见听众眼里两江瞌睡。一个无关人类痛痒的例外。有个人听出眉目来了，对我说：啊，一个小女孩的自淫。小女孩对成年男性荒诞不经的探究，突破禁忌的秘密欲望。其实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你。
舒茨教授给了我一个册子，上面有本市两百多位心理医师的名字。拨一早上电话，只有你声音中有种关怀。你没有张口就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你的价钱也适合我。
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在约会。
想是见过。六十多岁，该同各个专科的医师有过交道吧。否则他不会建议我来你这儿。
告辞了。这是诊费。九十元。
你答应二十元的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