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0年时，美国已经拥有了近298颗原子弹，虽然美国知道前苏联当时只拥有少量的原子弹，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前苏联政府已经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兵工厂，它的空军随时都有可能受命把炸弹运到美国。对此，兰德公司持肯定态度，这源于尼采的《政治局运作法则》和尼采的NSC-68文件，而这也正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倾向妄想与多疑。
3.对抗前苏联的新学说——理性选择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二战末期，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适应国家的趋势，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专家约瑟夫·琼彼特肯定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末端。”苏维埃共产主义们则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走向”。苏维埃所信奉的黑格尔历史趋势论便是马克思工人阶级心中的天堂。苏维埃共产主义这样认为，尽管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通过个体得以展现，但是集团的思想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个体的价值也是体现在其所遵守和服从集体思想与意志的程度上。但是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独立意志等理念截然不同。
为了与共产主义的信条相抗衡，二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企图构筑一种新的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共产主义的教条、取代极具压迫性且声称全知全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950年，兰德公司经过精心思考后推出了一种名为“理性选择”的新学说，理性选择这一新体系的宗旨是“个人享有一切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力也包括自由犯罪。作为兰德公司经济学专家的年仅21岁的肯尼思·阿罗，便是这一新理念的主要拥护和研究者。
阿罗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直被列为兰德公司的绝密研究，对于阿罗的个人资料和研究项目外界却知之甚少。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透露，1948年，阿罗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兰德公司，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的研究生。阿罗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就接受并通过了机密忠诚度的审查，并参与了有关前苏联建立集体“效用函数”的研究项目中。效用函数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建立起的一套固定的可选择的参数，也就是指用什么样的选择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他们是否决定进军波兰或其他国家，他们又将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展开什么样攻势等。尽管这看似太难，但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极其需要这样一个函数，以便兰德公司模拟出美国在和最大的对手前苏联的核冲突战争中前苏联领导者的行为——正如捉摸不透的前苏联缔造者约瑟夫·斯大林。当时有关斯大林领导体系的信息几乎是密封的，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只能用近乎于猜测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工作。
阿罗在工作中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建立起一个有关于前苏联的效用函数，为此他假定了一个检验集团效用函数的条件，也就是说，分析一个集体团队如何选择一组参数，并且能使每一个成员都感到同样的赞成和满足。阿罗分析认为，这一组函数的集体选择假定可以进行公理化排序，即特定预期的函数条件1、2、3等，那么经过综合分析就可以得出这个集体最终的一组函数。对于这样的结论，阿罗感到有些意外，他认为，如果参与者在两个人以上，那至少将面临着三种以上的不同结果。对于这种情况，除非是参与者中有一个“独裁者”或者是某个参与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外的参与者，否则，这个集体的意愿便无法达成一致。
因此，阿罗和其他的“效用函数”战略分析师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假定生活是具备确定性的。这种假定性的研究是调查人们特定行为的数学预测法，并按照这种预测推理的选择顺序录入表格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人的选择方向。如此一来，“效用函数”的研究工作在阿罗的定论下就成了数字化的游戏，其逻辑思维往往是可笑至极的谬论——凡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选择一概置之不理。数学预测化和表格的排列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和支出展开分析。但个体心理和集体思想却是变幻无常的，因此阿罗的数字化分析对此根本不适用。尽管这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误导性的选择倾向，但1950年时期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痴迷于阿罗的用数字计算方式来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数字生活研究过程中有了一种新的发现，从而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阿罗的新发现即“集体理性决议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行不通的”。虽然阿罗的这个新发现被称之为逆论——不可能的定理。但他却提出了人们难以推翻的数学论据，多种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也为之动摇。并且阿罗还用这种新的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而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意志观念。对此，阿罗借用了大量的实证哲学理念，例如科学真理、公理化方法及个体互动的哲学原理。
阿罗假定个体都是具备理性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倾向——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倾向与国家文明无关（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个人的选择相对依赖于文明条件），认为这是整个人类都具有的共性；另外，阿罗假定科学是具备客观性的，生活中科学规律普遍适用于生活；比如在二战之前一些经济学的专家们便提出，选择体系是不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分的；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是集休决定的最终裁判员，用“消费者自由选取”这个说法可以体现个体选择是构筑任何经济学说的基石。
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阿罗学说为“理由选择”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它推崇个人主义与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德国**主义及集体统治理论。换句话说，阿罗用科学的客观性告诉我们：“集体说明不了什么，最终的裁定者还是个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阿罗的“理性选择”论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的理论支柱。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大部分的学者们都去了联邦政府任职，因此阿罗“理性选择”论中的假定自我利益决定人类行为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比如利他思想、宗教主义及爱国主义在经过现实的历练之后，也不过是利己的变体。
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企业，则企业的一切社会责任都被豁免，企业仅仅只需要向各股东负责，整个企业就好像处在社会的真空层。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所有大公无私等品质将被否定，他们追求一己私欲和预算扩大化，并将自我扩张的“勤奋”和带有弊端的政府结合起来。就此而论，阿罗的“理性选择”在基本意思上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曾说过的“政府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的名言相一统。
4.博弈游戏——著名的“囚徒困境”
与阿罗“理性选择”这种革新理论相类似的是兰德公司的成员威廉姆斯领头掀起的“博弈论”。博弈论是指研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1950年，威廉姆斯迷上了博弈论。于是他聘请了兰德公司顾问约翰·冯·诺伊曼作为兰德公司的全职职员。诺伊曼是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数学专家，也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穿着守旧、态度谦和，会说七个国家的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酷爱儿童游戏和嗜酒如狂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是他浏览过的书就可以整本背下来，还可以一字不漏地朗诵50多行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另外，他和威廉姆斯一样，在前苏联问题上都持一样的观点，强烈支持先发制人，对前苏联发动战争。
大部分数学家一致认为诺伊曼在代数学和点阵理论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在冷战时期，诺伊曼最大的成就却在于“博弈论”。他还和经济学家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合写了一本名为《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书，此书的观点与理论为博弈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书中，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两人设定的游戏参与者都是具备理性思维的，而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都有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及一个理性的成果。诺伊曼还设立了一种名为“零和博弈”的专业术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游戏中任意一方的得与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损害。为此，他还创造了首例“极大极小”的定理，意思是指假定参与游戏双方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每一组特定的“零和博弈”双人参与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博弈论的核心地方，并且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博弈论专家，诸如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约翰·纳什、著名的经济学专家苏埃德·夏普利、梅里尔·弗勒德等。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中，几乎所有博弈论的代表人物都和兰德公司有着某些方面的联系。在当时，兰德公司有关博弈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计算机、商业及生物科学等方面。
值得提到的是，博弈论最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极具显著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体的最佳选择而不是团体的最佳选择。“囚徒困境”正是兰德公司博弈论战略分析师们研究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项，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历史中，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对人们影响颇深。因为在现实中，类似于这样的“囚徒”很多，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兰德公司的博弈战略分析师们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警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并控告他们犯了偷窃罪，被偷的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失窃的珍珠却未能找到。于是警察将两名嫌疑犯隔离审讯，在他们绝对无法互通消息的情况下，警察分别对他们承诺，只要一方愿意透露珍珠的藏匿地点，警方则会从轻发落，仅在监狱服刑6个月。而不坦诚交待的一方则需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在监狱服刑10年。当然，如果双方都说出了珍珠藏匿的地点，那么他们将分别在监狱服刑2年。任何一方在做出选择后都不可以撤消或更改自己的供词，也无权得知另一方的选择。然而两名“囚徒”都很明白，只要他们彼此保持绝对沉默，也就是说坚决否认偷了珍珠，在警察找不到珍珠、又拿不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么两名“囚徒”将双双被释放。
兰德公司博弈论的战略分析师向参与“囚徒困境”实验的人员提出问题：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保持自己所坚信的绝对沉默，并且希望自己的同伙也守口如瓶，从而让警方对你们无可奈何，进而双双逍遥法外？或者选择供出实情以求自己得以减轻罪行，背叛自己的同伙，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所谓的“囚徒”之间的合作与背叛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支持背叛的人认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双方同时进行的，况且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无法影响另一方的选择，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尽量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公众的利益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集合，正如亚当·史密斯等支持背叛的人，他们相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引导着另一方，因此他们可以不惜代价将最大的困境抛给他人。
支持合作的一方则认为对方都很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彼此都只字不吐，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会是获得自由的同时还拥有了价值连城的珍珠。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对方就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呢？谁能担保对方不做出自利利己的举动呢？所以，选择合作的双方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绝对的信任，而信任的回报也的确是及其有利的。
因此，合作才是博弈论研究的根本追求，研究彼此间的冲突是为了双方更好的合作，因为，无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来说，合作都是社会最基本的形式特征。随着博弈论陆续扩展到了社会各个研究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学科。然而，个人的理性选择只是个体的主观思想，博弈论没有对之做深层的分析，因为它不是博弈论的研究主流。博弈论的研究核心是根据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人相互间稳定的、互动的行为，找到与之往来的决策群之间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占优策略均衡。
其实，在普遍的自然状态下，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所研究得出的均衡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对参与者都不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困境；对参与人员有利，但对其他人员不利；对其中一部分的参与人员有利，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不利，这也就是一种社会公平问题的体现；对参与人员都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利。由此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价值不仅是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解释和预测，其核心也在于为永远都可以存在的合作提供科学依据，使之发展得更稳定。
尽管真正精通博弈论对于人生的选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博弈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怎么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人们博弈所处的尴尬状态，例如两败俱伤，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社会合作，追求长远利益，达到国家民族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博弈兴邦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囚徒困境”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要表达的观点简化下来就只有一点，那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冲突。把“囚徒困境”用于社会和政治中，将对整个国家起到重要的影响——选择武力？战争？合作？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