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整套所谓的奥尔弗斯禁欲主义，却完全不是爱琴海文明的自由思想之产物，虽然绝大多数研究古希腊的历史学者们倾向于这样认为。主流学界之所以走向了错误理解，主要是由于在研究古希腊哲学史的专家群体中，几乎没有谁同时具备过硬的古埃及学知识；因此希腊人发扬光大的源自古埃及的非凡成果，都被贴上了前者首创的时代标签。事实上，古希腊人的几乎所有谓之科学或者宗教的东西，尤其几何学、数学、医学、哲学和工程学，以及所谓的灵魂不朽等理论，尽皆来自古埃及。
古希腊早期几乎每一位最杰出的思想巨匠，例如泰勒斯（Thales）以及梭伦（Solon），都是自埃及游学归来的学者。泰勒斯之所以能够准确地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发生的那场大日食，完全是凭借着其在尼罗河畔学到的天文学知识。
而开启了西方理性时代的数学天才，比如说毕达哥拉斯，亦算是深得古埃及人的真传：其流芳百世的勾股定理正是古埃及人用于三角测量学的绝技；而他的另一项顶尖科学成就，即闻名遐迩的和谐音程定理，则直接取材于古埃及玄学体系中所谓的宇宙共振频。
至于所有关于灵魂体系的思想和独特观点，则更是谜题一般的古埃及宗教信仰之核心。该宗教信仰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即是生命的提升。在古埃及人看来，人类之所以活在地球上，就是为了锻炼和提升自己的精神能量——灵魂，以便更好地活在死后才得以前往的天堂。古埃及人的所有宗教智慧用美国电影《木乃伊》当中的某句台词就可以完美概括：
死亡才是生命真正的开始。
（Death is only the Beginning.）
这套极为奇特诡异的宗教哲学观几乎体现于古埃及人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近乎政治却又明显高于纯粹政治的宗教力量主宰着文明的每一处细节。史学巨着《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之原始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就曾经在其书中对古埃及宗教的超级渗透力给出过以下这番评价：
埃及的各种事物，可以说彻里彻外都带有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文学、艺术、政府，以及一切的一切，莫不是直接受到了有关宗教的强烈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大胆地说：你若是没研究过古埃及的神，便休想了解古埃及的人！
早期基督教借由犹太教而获得的一切有关精神不朽、末日审判、天堂与地狱甚至复活等核心观念亦都是这种古埃及灵魂信仰的变形——甚至连故事情节都没有丝毫改变，只是更换了人物的名字。就连犹太教最有名的割礼也是埃及的宗教产物；逃出埃及以前，闪米特民族人从来没有如此习俗。要知道，摩西创立犹太教恰逢古以色列人逃出古埃及，而他本人甚至曾经担任过古埃及的大祭司！犹太裔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其历史学作品《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当中干脆将这位犹太民族最伟大的儿子描绘为一位情愿去拯救古以色列人的埃及皇室成员；而犹太教在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眼中不过就是埃及宗教体系中某种特殊教派的巧妙变形：
“要证明一位被其民族赞誉为最伟大儿子之一的人物其实并非该民族的成员，确实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尤其是当证明者本人也属该民族成员时，情况更加如此。然而任何维护所谓的民族利益之考虑都不能使我将真理弃置于不顾……”
“我现在冒昧地作出以下这番结论：如果摩西是一位埃及人，如果他将自己的宗教传给了犹太人，那么这种宗教就是阿肯纳顿（Akhenaten）法老笃信的阿顿神教，即太阳神教。在此之前我比较过犹太教和古埃及宗教，注意到了两者之间存在极大差别。然而我们比较阿顿神教和犹太教之后就可以发现它们从起源上来说是同一的。”
值得留意的是：这位阿肯纳顿法老的统治时间距离摩西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年代，上下相差不足百年。根据不同体系推演，阿肯纳顿生于公元前1379年至前1362年之间，死于前1351年至前1334年间；而摩西率以色列人走出埃及是在公元前1445年抑或公元前1290年左右的光景。阿马尔奈出土的阿肯纳顿时期流行的《阿顿颂词》甚至与《圣经诗篇》第104章如出一辙，更进一步说明了犹太教起源于埃及的历史属性。
“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即“创造”了科学理性的希腊城邦和“构建”了道德律法的犹太民族，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古埃及文明的扭曲以及继承。就好像令狐冲和杨过各自领悟了“剑魔”独孤求败留下的部分本领，足以“天下唯我横行”。然而历史的魅力在于疑惑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留下如此深刻影响的埃及宗教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
5．埃及宗教——隐藏尖端科学的手段？
“古埃及《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当中有关亡灵天际旅行的详尽描述之所以会被翻译成神秘难懂的宗教对话，原因一定是这些文字被看成了用意不祥的咒语。现代的宗教历史学翻译工作者们对他们这些为所欲为的翻译结果感到异常自信，就算《亡灵书》里使用了多达370个特殊的天文学术语，也依然不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判断有误。若根据这些拙劣的翻译，我们需要到地球里面去寻找冥府，而不是仰望天空……”
以上这段极其辛辣的学术评语源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教授佐治奥·德桑蒂莱纳（Giorgio de Santillana）和法兰克福大学科学史教授赫塔·冯德琴（Hertha von Dechend）共同合作出版的一本划时代作品《哈姆雷特之石磨》（Hamlet’s Mill）。在这部书里，这两位科学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颖而大胆的学术见解：古埃及宗教是一种用来“隐藏”科学知识——至少是天文学知识的“人工神话”！
类似观点事实上得到了许多科技史学家的鼎力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之前曾经提到的老一辈天文学工作者、《自然》杂志的创始人约瑟夫·诺曼·洛基尔爵士。希罗多德亦在其名着《历史》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简洁却发人深省的古埃及天文学评语：
古埃及人最早发现了太阳年，并在其宗教崇拜体系当中将太阳年划分为了人们今天所熟知的12等份。唯有通过对星辰运转的持续观察才能做出这样清楚的区分。
另外一位享有盛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的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总计约40卷的作品《历史丛书馆》（Bibliotheca Historica）当中同样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份值得关注和思考的证词：
星辰的位置、排列及其运动，长久以来一直都是古埃及人天文观察的重要内容。自古时开始，他们就在持续不断地记录几乎每颗星体的移动。这种做法其历时年代之久远，简直令人们难以置信。
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埃及文物学专家珍·塞勒斯（Jane Sellers）女士则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哈姆雷特之石磨》所分析阐述的观点。她出版的重要学术作品《古埃及众神之死》（The Death of the Gods in Ancient Egypt）列举了大量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天文学和历史学新证据，大胆而不失严谨地论证了古埃及宗教是对于天文学，尤其是“岁差”等专业概念的寓言型科普的诠释。塞勒斯女士在其作品中写道：
历史和考古学者们并不了解“岁差现象”。这些方面的知识缺失难免会影响到他们对古埃及神话、神只以及神殿结构的研究和结论。对职业天文学家来说，岁差是一个已经被广泛确认过的物理事实；而研究古代人类文明的历史学者们必须赶紧掌握这些重要知识。
这里有必要粗略讲解一下什么叫做“岁差”。“岁差”其实就是物理学当中所谓的“旋进”（亦可以称之为“进动”）。即自转之物体由于受到外力作用而致使其自转轴围绕某一中心旋转的特殊运动。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例子是陀螺。当陀螺自转轴未能垂直于水平面时，观察者就会发现：陀螺自转轴围绕与水平面垂直的铅直线做旋转运动——这就是旋进。而地球就是一只大陀螺。在日月引力影响之下，地球自转轴轴线在通过地心并与黄道所在平面相垂直的直线上旋进；其导致黄赤交角和春分位点的周期性变动。
这种周期性的运动，涉及好几个非常美妙的“特征性数字”：即黄道带星座的数目12、每一种星座所占据的度数30、春分位点沿黄道完成1度“岁差运动”所需时间72年以及黄道带总度数360。这些特征数字都“刚好”是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的标志性数字。对于埃及人而言，这些数字就好像是“三国”中的3对于中国人那样的通俗和简单。科技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其着作《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The Crystal Sun： Rediscovering A Lost Technology of the Ancient World）一书当中更是深入考察了隐藏在这些特征数字背后的“奥义”：
“关键在于，热切关注天文学历法的古埃及人早就发现了我在1971年所发现的东西：一年365天5小时49分的真实长度比较于360天的‘理想长度’相差了大约是0.014倍。他们大概已经在乐理中发现了这个毕达哥拉斯常数。由于碰到了两次，于是他们确信这是诸神最重要的数字。古埃及的月亮与智慧之神透特被称为‘第八’，因为他‘完成了七’；其代表了八度音程。音乐中的五度音程则由包括俄塞里斯（Osiris）及其妻伊希斯（Isis）在内的五位埃及神来代表。而且古埃及历法中恰是将这五位神只作为额外的五天加到一年360天当中形成了365天。”
“古埃及曾经设置有专门奉献给‘八神’和‘五神’的神庙甚至城市，埃尔穆波利斯城（Ermoupolis）俗称‘八音之城’，其主要神庙被称为‘八度神庙’，而神庙的大祭司叫做‘五音之大者’。类似这方面案例还有许多。”
“事实上古埃及人没有先后相继地得到这些不同长度的年，更没有随着计算变得愈来愈精确而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它们。古埃及人为所有形式的年都举行宗教祭祀活动。360天一年所造成的5天缺陷在短短72年之内就积累成一整年，他们将其看作太阳神环绕天宇飞行的时间。因此太阳神在《亡灵书》中用72个名字称呼。只有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埃及人保留和膜拜其自己早就知道不准确的以360天为单位的纪年：就是因为不准确，刻意地保留它并与精确的纪年相比较，才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否则，这个如同圆周率一样重要的核心数字就会有失传风险；后代有可能不知怎样计算。从而这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就极有可能重新归于湮灭。”
至于罗伯特·坦普尔为何要说毕达哥拉斯音差常数是宇宙间最大的秘密，并不是本章能够解释和讨论的内容。因为这其中需要涉及更多、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诡趣知识。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古埃及宗教传说当中曾经流传过一个“预言”：埃及文明从神创开始，直到最后一代国王为止，整个过程将长达36525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种宗教愿意去“预言”其所在文明的终结，尤其考虑到这种文明和宗教才刚刚开始。况且，根据现代人所掌握的知识，古埃及文明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出现直到托勒密王朝的覆灭，最多也不过几千年的历史。然而，如果能清楚地知道这些“迷信”数字代表着一年的365.25天（即365天零5小时49分钟），或许对古埃及宗教体系的科学研究将会被整个学术界以更加开明的方式延展下去。
事实上，谁也不能否认宗教曾经是科学的载体。古埃及神秘宗教体系，若究其本质，无外乎是先人对于某种客观自然规律的抽象和隐喻。在漫长而悠远的历史进化过程当中，宗教正是以其这种内在的科学属性强力引领着社会主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与迈进；其最终演变结果就是形成宗教化的政治思想，而非政治化的宗教体制。然而，罗马帝国因政治之考虑而发起的“耶稣造圣运动”，彻底地伤害了宗教的科学属性；恰是从这里开始，宗教才逐渐地脱离了“古代科学寓言”之角色，走入了纯粹的封建愚民。非常之讽刺的是：这一场科学与宗教的“历史性大分家”，最终却导致了科学越来越近乎于宗教，不断假借着真理之名义，磨亮了手中挥向异见者的屠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