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书·艺文志》始列“杂家”类著作于诸子“九流十家”之中，经历多次王朝更迭、学术思想研究的不断演进，先秦杂家思想的研究得到不断的推进。《汉书·艺文志》将司马谈《史记·论六家之要旨》的“六家说”拓展为“九流十家”，罗列其著作并予杂家以清晰的界定，宋代和清代对于杂家部分著作的考证辨伪，近现代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方法，从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及其相结合的多种角度对先秦诸子和杂家著作的研究，都是学术研究方面历史性的进步。但历史也给杂家研究蒙上了层层迷雾，这主要是指儒家正统史学观念对历代学者的影响，使他们在研究中对杂家往往有先入之见或偏见。什么是先秦杂家？“杂家”的意义及内涵是什么？都有必要从历史的分析中进行探讨。
历朝历代的文献中对于杂家的著作都有所收录，但不同的时期对于杂家著作的分类有很大的差别。著作的分类可以反映出著录者对于这类作品或这个学派作品界定的标准和依据。从目录学的角度，对先秦杂家著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归类有所不同。
《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著作二十种，四百零三篇，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有七种，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尸子》二十篇，《吕氏春秋》二十六篇。其余十四种为汉代著作，最著名的就是《淮南子》。
《隋书·经籍志》著录杂家著作九十七部二千七百二十卷，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有三部：即《尉缭》五卷梁并录六卷，《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其他则包括汉代《论衡》《昌言》《淮南子》等，以及《抱朴子外篇》《金楼子》，类书《科录》《呈寿堂御览》，佛家《感应传》《众僧传》《高僧传》等。这样看来，子部杂家类其实包括了四种性质的著作。其一是先秦杂家类，其二是汉代诸子中的杂家著作，其三是类书之属，其四是佛、道之属。
《旧唐书》和《新唐书》分别著录杂家著作七十一部凡九百九十二卷和六十四家七十五部凡一千一百三卷。新、旧《唐书》所著录的杂家著作从目录上来看大同小异，在数量上《新唐书》增加了《旧唐书》之后的一些新著作，两部唐书中对先秦和两汉的杂家著作的收录几乎一样，先秦杂家三部即《尉缭》《尸子》《吕氏春秋》，汉代比较著名的如《淮南子》《论衡》《抱朴子外篇》《昌言》《刘子》《金楼子》等《旧唐书》均有著录，《新唐书》中仅少了《昌言》和《金楼子》。先秦两汉比较著名的杂家著作一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没有多大改变。
《宋史·艺文志》第四部将子书分为十七类，杂家著作列第八类，先秦和两汉杂家著作大部分因袭前代，只是将汉、隋、唐均认为应将先秦杂家的著作《尸子》列入儒家之中，《尉缭》五卷则列入兵书类之中。杂家类共计是一百六十八部凡一千五百二十三卷、篇。
《明史·艺文志》第三部将子书分为十二类，杂家位列第二，所著录杂家著作皆为明代当时之作，明之前杂家著作未涉及。至于《元史》则根本未列《艺文志》为书的内容。因此，对于宋、元、明时期杂家书目的考察，我们可以借用学术性更强的《通志》《文献通考》《汉书艺文志考证》等书作为参照。宋郑樵的《通志》中先秦两汉的杂家著作有《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抱朴子外篇》《金楼子》等。杂家类著录中类书性质的书大幅增加，如《博览》（十三卷）、《杂书钞》（四十四卷）、《子钞》（三十卷）、《子林》（三十卷）等等。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经籍考·子·杂家》中，首先考证了自汉到宋四朝史书艺文志中关于杂家书目数量的增减变化，但在其后的考证中，对于先秦杂家仅考证了《范子计然》十五卷、《吕氏春秋》二十卷两部，汉代的则比较多，诸如《淮南子》《子华子》《论衡》《昌言》《抱朴子外篇》《刘子》《金楼子》等。
清代的《四库全书》对于我们研究杂家的著作有很大的帮助，《全书》中的史部《崇文总目》《千倾堂书目》《文渊阁书目》，都能提供杂家目录学研究的一些线索。《崇文总目》中列杂家著作三十九部四百二十二卷，先秦及两汉杂家的主要著作有《吕氏春秋》三十六卷、《淮南子》《昌言》《论衡》《抱朴子外篇》《金楼子》《子钞》《刘子》等，同时后代政论性的丛书收录较多。清初黄虞稷的《千倾堂书目》，其书“所录皆明一代之书，经部分十一门”。黄虞稷在杂家类卷首题录：“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削之，总名之曰‘杂’。”从他所编的数目中可以看出，黄虞稷所著录之杂家皆为明代时人所著，诸子中的名、法等家皆称作杂家略去不录，其杂家归类法只是为了编书的方便，并未考虑思想性质的不同，但他编列书目的方法却为四库全书所袭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中分杂家类著作为六类：杂学之属、杂考之属、杂说之属、杂品之属、杂纂之属、杂编之属，书中将名、墨、法、纵横家列于杂家之中。其中的“杂学之属”略相当于前朝艺文志中之杂家，先秦时期著录九本，《裔子》《墨子》《子华子》《尹文子》《慎子》《鹃冠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吕氏春秋》；两汉时期列为杂学的主要有《淮南子》《刘子》《金楼子》，以前诸朝皆列为杂家的《论衡》《风俗通义》被著录在杂说之属。可见，《四库全书》作为清代的官修目录学巨著，儒学正统的观念非常强烈，企图将不属于儒家的其他诸子百家之学统归为“杂家”或“杂学”，掩盖了杂家之学的性质，也进一步混淆了杂家与诸子百家之间的区别，不能反映学术史发展的真实状况。
通过对杂家研究的历史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学人对于杂家的认识混乱，常常把杂家之“杂”理解为“驳杂”，这是历史上对杂家之学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从班固《汉书》到清代的《四库全书》真正对杂家的“杂”做过界定的，只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实际上《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对于杂家的界定，影响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对于杂家的认识。杂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新的思想学术形态诞生的母体。杂家诞生于新旧学术形态转换的过渡时期，战国是以诸子学作为其主要的学术文化形态的，汉代则是以经学为其学术文化形态的，诸子学向经学的转化是在战国秦汉之际学术大融合的过程中完成的，先秦杂家产生于这个过渡时期并成为文化思想学术大融合的主要担当者之一。从先秦杂家和汉代学术思想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说先秦杂家充当了“母体”的角色，先秦杂家是先秦诸子学向汉代经学转换过程中文化思想学术的主要载体。先秦杂家不仅孕育了《淮南子》《春秋繁露》，而且汉代的经学、道教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先秦杂家的思想。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汉代的思想学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先秦杂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非先秦诸子的学术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