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自由发展并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也远远超过了前代。由于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因而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于是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迄陈、隋，总集共有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一）文选概述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从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之所以被称为《昭明文选》，是因为该文选是昭明太子萧统召集文人选编的。萧统为南朝梁代文学家，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五代南朝梁武帝萧衍长子。他对文学颇有研究，遂招集天下有名的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卷，编集成《文选》三十卷。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为后世所推崇。
《文选》三十卷三十八类，共有七百余篇诗文作品，其所选作品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分类编排，凡三十八类，为今所见我国辑录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文选》究竟选些什么？萧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这时的萧统已经初步注意到文学作品与其他类型著作的区别，因而也可以说，《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
首先，宣传道德的圣贤经书不选；以思辨为核心的诸子哲学著作不选；对于以纪事为主的史书，则只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论赞部分，其余有关史事因果的描述，概不选入。
萧统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其所选的作品都应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又文辞华美的作品，才能够被辑入《文选》。可见萧统在文学上既注重内容，又要求形式，是文质并重的。
由于《文选》在选编时注重文采，因此，不少优秀诗文都因《文选》持久的生命力而得以流传、保存到了今天，所以说，《文选》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较有见地的是，对于当时盛行的内容空虚的华文艳诗，《文选》一概不选。当然，有些好的诗文，由于缺乏《文选》所强调的“骈倔、华藻”也未能被收进《文选》，这是由当时文坛的风气乃至《文选》风格所决定的，使不少后来的学人感到些许遗憾。
《文选》一问世，便受到普遍的欢迎。隋唐以后，文人往往将《文选》视为学习诗赋的教科书，甚至将它与经传并列。随着人们阅读《文选》的需求，后来有不少学者为它作注。历代注解研习《文选》的学者、著作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今天尚能见到的专著就有九十多种，其他散见的考据、训诂、评论更是难以计数，研治《文选》遂成为一种专门学问——“文选学”。
（二）《文选》成书的文化背景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自由发展并趋于成熟定型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也远远超过了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也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标志着文学已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期。
文学自觉指的就是文学开始摆脱对经学的附庸地位，开始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文学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也就是说赵绾、王臧这些人是靠学术做的官。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南朝宋代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文学地位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在这一时期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即有韵之文被称为“文”，无韵之文被称为“笔”。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了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陆机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十二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代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八十四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不但系统，而且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上篇的主要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三十三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而《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更加详细的辨析。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及对偶的讲究，证明当时的文学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