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一、初唐四杰概述
初唐四杰概述
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仅《全唐诗》所收录的诗词作品就达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人二千二百余人，共计九百卷。在这浩繁诗卷中，享有盛名的大诗人如璀璨繁星，光芒四溢，充分展现了盛唐文化的繁荣景象。唐代多种风格的诗词或流派宛如盛开的百花园，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诗词体制，都表现了我国诗歌在创作上已经全面成熟，展示了盛唐文化与盛唐政治、经济的交相辉映，正可谓盛世空前。
（一）初唐四杰兴起的时代背景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睿宗延和元年（618—712年）这一阶段。唐诗首先大胆突破了六朝后期诗作大多束缚于玄言、山水、宫体，或抒写个人失意苦闷的狭小范围，开始探索社会深层阶级矛盾，反映王朝政事、民族矛盾及地方战乱，折射了该时代边疆各少数民族的风俗，都市生活同田园风光，以及礼教、门第、爱情、婚姻等情况，其涵概之广、表现之深，前所未有。特别是封建经济和政治的伟大变革，把庶族寒门推到历史前台，使其成为政治生活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也成为唐诗的主要创作群体。同时唐诗的繁荣同该时代社会思想解放关系密切。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相对宽松，对儒、释、道各派思想兼容并蓄，甚至有时还允许和鼓励官僚和士绅们对时政展开批评，这对于解除时人的思想束缚、促进诗歌创作的自由发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初唐四杰的主要历史贡献
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等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既获“四杰”美誉。
“初唐四杰”对唐诗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爱宫体诗，所写的诗作带有较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秉承陈、隋的遗风，风靡一时，朝廷上下争相效法，时称“上官体”。然而就在这齐梁形式主义诗风占统治地位，唐诗创作即将走上歧路之时，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其他三人也随之响应，他们一起勇敢地投入到反对“上官体”的诗歌创作活动中来，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中解放出来，还给了市井，使其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其次，四杰为五言律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诗在四杰前已经出现，如初唐诗人王勃的叔祖王绩等就曾作过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之时，五律的创作形式得到了充分发挥，并且在其作品中逐渐得到固定。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在唐代得以发展成熟。四杰以大量的优秀诗作将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
（三）初唐四杰主要代表作品及名次
主要代表作品：王勃的《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著作《王子安集》；杨炯的《从军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卢升之集》《幽忧子集》等；骆宾王的《咏鹅》《在狱咏蝉》《于易水送人》及著名的《讨武 檄》等，作品集《临海集》等。
有关四杰名次，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最早论列了四人。而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则记载有“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宾王为首。大诗人杜甫在诗词界影响巨大，其《戏为六绝句》曾有“王杨卢骆当时体”的著名诗句。尽管后来他也曾有“杨王卢骆”的评价，但前一个评价对后世诗词界判定四杰的名次影响巨大。所以，尽管《旧唐书·裴行俭传》一度亦以杨王卢骆为序，但到了《旧唐书·杨炯传》则说：“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杜甫的评价终成影响后世对四杰名次定论的根据。
（四）初唐四杰的各自特点及历史局限性
杨炯《王勃集序》反映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的果敢行动，并得到卢照邻等人的大力支持。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而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逐步规范化，音调铿锵得体。显然他们在唐初的各体诗歌上已经各显千秋，其诗风的犀利和清新得到世人的肯定。四杰的诗文虽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但其局限性还在于并未彻底脱离齐梁以来绮丽余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