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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话本小说概述

(一)话本小说释名

“话”在古代有一层含义是“故事”,这种释意在隋代就已经通行了,唐、宋、元、明都沿用这一意义。如《启颜录》载:“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这里的“说一个好话”,即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唐代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中,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之句。所谓“光阴听话移”,是说听人讲故事的过程中时光已不知不觉流走了。而且此诗句下还有诗人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所谓“说‘一枝花’话”,即讲“一枝花”的故事。

作为故事的“话”,在宋代的书中又常被称为“小说”。施元之注苏轼《寄诸子侄》诗“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舞踏破瓮”时说:

世传小话:“一贫士家唯一瓮。一夕,心念:苟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不觉欢适起舞,踏破瓮。”

这里的“小话”,是指那些无关宏旨以资谈笑的故事。如今,还有一些派生出来的词,如“笑话”,即引人发笑的故事;“神话”,也就是关于神的故事。

“话”作故事讲,可以指一般的故事,也可以指艺人所讲的故事。艺人讲故事被称为“说话”。“说话”连作一词用,唐代以前并没有出现,唐代用得也不普遍,而且多是分开用的,如前提到“说一个好话”“说‘一枝花’话”等。“说话”二字连用,与“说……话”不同,连文后,“说话”就成了一个专门术语,主要指用口头语言讲述故事而更重视讲说的伎艺,也就是后来的“说书”。

唐代郭湜《高力士外传》载: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蕹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上元元年为公元760年,“太上皇”即唐玄宗李隆基,这时已被迫退位四五年,被儿子唐肃宗李亨软禁在西宫,心情自然很不好。贴身宦官高力士每天除了陪他看看下人扫扫院子,修修草木,就是与他一起讲经、论议或转变、说话,以便使他过得开心一些。“讲经”和“转变”都是唐代很流行的说唱文艺形式,这里以“说话”相连并与之并提,当然也是文艺形式。“说”是讲述的意思,“话”是故事,动宾搭配,连起来就是讲故事。

“说话”连用,到宋代就很普遍了,意思是艺人讲故事,后来便发展为这种伎艺的专门名词了。

说话艺人用以说话的底本叫做话本。最初,由于“说话”发展水平及书写印刷条件等限制,说话艺人是没有底本的,说话内容基本靠口耳相传。后来,“说话”发展了,品目增多、内容加长,没有底本就难以记忆,加上书写、印刷条件改善,于是便出现了“话本”。

最早出现“话本”之名的是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

“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其中,傀儡戏、影戏以及杂剧、崖词的底本,都可以叫做“话本”。当时“话本”一语十分流行,同时也用法含混,一些脚本、唱本有时也被称为“话本”。不过,后来由于“说话”一词的兴盛,约定俗成,“话本”就专指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了。

“话本”有时指艺人所讲的故事,有时兼有“说话的底本”和艺人所讲的故事两种含义,更为常用的仅指说话的底本。最后一种用法,至今仍为话本研究者、小说史研究者所使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说:“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

话本本来是说话艺人讲说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便有了加工,成了一种通俗读物。

《都城纪胜》等书中都有“说话四家”的记载,由于各书记载不同,对于“说话四家”,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四家”中包括小说、讲史和说经三家,意见则是一致的。“小说”一家的底本,也就是话本中的小说;“讲史”一家的底本称“平话”,如《三国志平话》等。讲史话本篇幅较长,小说话本则篇幅较短。许多宋元短篇话本被引述、刊行或汇编成集时,往往题为“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原名本是《六十家小说》。

“话本”中的小说一类,虽可以单称“小说”,但“小说”的含义广泛,为避免含混,便用“话本小说”称呼它。同时,“话本”作为说话艺人说话的底本,仅仅只是提纲式的,不供他人阅读。刻印出来,也就有了加工,实际已经不再是准确意义上的“话本”了。今存讲史之类话本,还是提纲式的,朴拙简略,比较接近原始话本,而小说类话本则加工较多,称“话本小说”,正可弥补这一点。

(二)话本小说的源流话本小说作为“说话”艺人的底本,它的产生和“说话”伎艺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没有艺人的“说话”,就不会有“话本”,当然也不会有话本小说了。

“说话”作为一种伎艺,虽说兴于唐,盛于宋,但是其发展却是源远流长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显然,“谈论故事”便是“说话”的起源。不过,劳动之余“谈论故事”,只是用来“消遣闲暇”,并非以“说话”为职业,这里的“谈论故事”,也是非伎艺性的。

接近于“说话”这种伎艺的记载,在现存古籍中最早出现的是关于瞽者的事。周初的“瞽矇”(瞎子),职掌各种乐器,这和唱诗是有密切联系的,也说与故事有关。刘向《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条中记载了这一点:“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这是叙述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太姒)之一的太任在怀孕期间谨守胎教的情形,连带述及古代妇女妊娠期间的生活,其中的“瞽”不仅“诵诗”,而且“道正事”,即讲一些有关妇德的故事。这种“瞽”虽还不能肯定为职业艺人,但明显具有服务性质,而且作为丧失了劳动力的“瞽”,讲说故事很可能就是他们的重要技能之一。

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常用讲说故事、笑话作比喻,来阐述自己的学说、观点。这虽非伎艺之事,但他们的说话技巧和效果,对后世“说话”也有一定影响。

讲说故事作为一种伎艺,一般认为可溯源于古代宫廷中的俳优侏儒。“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优”即倡优艺人,“俳优”后泛指从事歌舞杂戏的艺人。“侏儒”是身材矮小的人。秦汉之际,出现了不少关于这种人的记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为帝王、贵族娱乐服务的职业化艺人。而他们之所以能与“人主”接近,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讲故事、说笑话,更重要的是具备滑稽多辩、谈笑讽谏的特点。

如淳于髡为了向齐威王说明“礼轻难以求救兵”的道理,临时编了一个祭田祈福者只想用一只猪蹄、一盅酒来换取“五谷蕃熟,穰穰满家”大丰收的故事,来进行讽谏,显示出这些艺人临场发挥、顷刻捏合的能力。

汉代的东方朔更被称为“滑稽之雄”。善以言笑讽谏,在民间竟有了“童儿牧竖,莫不炫耀”的声望,说明这些本来是娱乐帝王贵族的“俳优”之人,也逐渐娱乐平民百姓了,这正表明“说话”已有了发展变化。

建国以来,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了十多件形象滑稽,形似正在击鼓说唱的陶俑,最著名的是1957年成都天回镇汉墓中出土的东汉灵帝时的“击鼓俑”,该俑矮胖身材,头上戴有头巾和簪子,上身赤裸,乳肌下垂,长裤赤足,左臂环抱小鼓,右手握一鼓槌,面部生动,张口。这些出土陶俑,突出面部表情,尤其着力于口舌部,有的舌头竟然露在外面,正与后来宋代称“说话”为“舌耕”“舌辩”的考证相符,这大概是汉代俳优说故事的形象。

不过,汉代俳优们的伎艺是多方面的,既能讲故事、说笑话,也会歌舞、乐器。他们职业性地讲说故事,与后来唐宋的“说话”有前后相承关系,可以说是开了唐宋“说话”的先河。但他们终究只把说故事作为一种伎艺,并未明确分工,所以又不同于后来唐宋的“说话”艺人。因此,汉代俳优侏儒讲说故事,还只能算是“说话”伎艺的萌芽阶段。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连上层统治阶级也普遍爱好讲故事说笑话了。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中有“魏文(曹丕)因俳说以著笑书”的话,刘义庆《世说新语》列有《俳调》一门,专记幽默辞令和带讽刺意味的诙谐故事,可见诙谐调谑在上层名士中已风靡一时。干宝《搜神记序》中也谈到书中许多故事是听来记下的,这也说明当时讲说故事的盛行。

最典型的例子是曹操之子、陈思王曹植爱好讲故事。《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曹操)遣淳(邯郸淳)诣植(曹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里把讲小说故事与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等伎艺并列,足见当时的“俳优小说”已属于“百戏”范围之内了。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曹植所诵“俳优小说”竟达“数千言”。而且,“小说”与“俳优”连在一起,还用来念诵,可见“小说”已经是一种口头表演的文艺形式。

其他著作中还有类似记载。由此可见,讲说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发展到新的阶段,从官场到宫廷,参加者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官员,连帝王曹丕、曹植等也很爱好此伎艺,还亲自表演以自娱。其取材范围也较广泛,内容丰富,技巧有所提高。既有滑稽戏谑题材,也常常讲说一些民间故事,还能就事即兴编演。

不过,这些与后代的“说话”仍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内容是驳杂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有笑话、讽谏,也有即兴插科打诨,而不同于后代“说话”的纯故事性内容,更谈不上复杂的情节,突出的人物描绘;其表演场所在宫廷、官邸及筵宴上,还没有走向民间;这些说笑故事常常不是孤立演出,而是和戏剧性的表演结合在一起讲述,还没有取得艺术形式的独立性。

但是,与秦汉时仅仅讲说滑稽戏谑题材比,毕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后来真正的“说话”也更接近了,预示着“说话”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存在的时代即将到来。进入唐代,“说话”便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娱乐活动。专业“说话”兴起了,话本小说的出现才有了可能。

(三)话本小说的萌生

公元7世纪时,中国进入了大统一时期,傲视世界、繁荣强盛的唐王朝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唐王朝建立后,塞外诸国纷纷归附,称大唐天子为“天可汗”。唐王朝吸取隋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注意休养生息,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当时,政治开明、气氛宽松、中外沟通,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又发展到“开元盛世”,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点。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范围日趋扩大,城市经济繁荣,工商业便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中唐时期,随着两税法的推行,纳税按钱计算,官与商操纵物价,剥削民众,聚敛了大量财物,工商业更是空前的兴盛,城市经济发展更快。京城长安这个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许多贵族官吏也兼营商业,甚至皇族成员也经商,如唐高宗的女儿太平公主就热衷于经商获利。洛阳、扬州、成都、广州等,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安史之乱前,唐统治者靠关中、河东、江淮以及全国各地的赋税、粮食维持政府经费;但经历安史之乱后,州县多为藩镇所据,朝廷府库耗尽,造成了严重经济危机。统治者在大动乱后,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靠相对安定而富庶的南方,求援于粮盐转运,运江淮粮谷以入长安,开通盐利以裕财政,这就给商人开拓了活动的领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更加繁荣,这对作为市民文艺的“说话”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唐代实行坊市制、宵禁制,居民区“坊”和商业区“市”分开,市场设在都市中指定的场所,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市场要根据政府法令严格管理,坊门启闭和开市罢市都有一定时限,以击鼓为号,黄昏后坊门锁闭,禁人夜行,不许夜间营业。这就大大限制了市民的活动,尤其是夜间的商业和娱乐活动。因此,唐代的“说话”主要在寺庙中进行。

前文引用的郭湜《高力士外传》中,说到唐玄宗李隆基晚年被儿子软禁冷宫,非常苦闷,高力士为给他解闷,则安排人来“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这既反映出唐代宫廷“说话”情况,从民间艺人被召去为“太上皇”“说话”解闷,也反映出民间“说话”的兴盛状况。

与魏晋南北朝时“说话”只属于“百戏”中“俳优”里的一个小目不同,唐代“说话”已是百戏中独立的科目了,而且有了“市人小说”和“说话”的明确界限,已走上专门化伎艺的发展道路。而且,唐代“说话”的内容,已由六朝的笑话讽谏、即兴插科打诨的短小格局,发展为以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甚至现实故事为主要题材了,篇幅加长、内容更加丰富。同时,“说话”已走出宫廷贵宅,普及到一般市民聚集的“斋会”“市场”,成为一种适合市民口味的群众性伎艺。

唐代“说话”在寺院庙宇中颇为盛行。寺庙“说话”的形式和内容,主要有两类:俗讲和僧讲。所谓“僧讲”,即对僧人讲说,对象为出家人,以讲解经文为主;所谓“俗讲”,即对俗人讲说,对象为世俗男女,虽也要讲佛经故事,但并不限于佛经故事。对和尚讲解经文的“僧讲”,属宗教事务,不是一般的“说话”。而对世俗男女的“俗讲”,则要把宗教经义故事化、趣味化,以吸引听众,扩大影响,其口头讲故事正是“说话”。

唐代的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民众游赏的场所,连戏场也集中在寺院里。似乎一切民间伎艺都在寺院内外一带演出,这与宋代伎艺集中于瓦舍勾栏是不同的。

寺院“俗讲”要吸引听众、受人欢迎,必须适应市民群众的口味,加强故事性,而且要吸收民间“说话”,更多地讲一些趣味性强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甚至反映现实内容的故事。这样,“俗讲”就在同市民的接触中逐渐“离经叛道”,超越了宗教规范。寺院“俗讲”慢慢演化为一种世俗的“说话” 伎艺,逐渐与民间说话合流。

唐代民间“说话”与寺院“俗讲”的兴盛,表明“说话”作为一种伎艺已日趋成熟了。而“说话”的成熟和盛行,又为话本小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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