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全国立宪派“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1911年6月，皇族内阁成立的消息给全国泼了一瓢冷水：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蒙贵族占了九席，其中皇族竟多达七人，而汉族官员只有区区四人。虽然那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这些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人们普遍认为，立宪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满清王朝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反华排汉的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立宪派人物彻底失望，由寄希望于清廷转而主张推倒内阁，和革命党人一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使之更加孤立。
清末诗人易顺鼎曾深有感慨：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梁启超之后也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相搪塞。鄙人感愤即极，则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绝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史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压死清廷这头驴子的还有一捆稻草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悍然实行铁道干路国有政策，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此举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湖南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接着湖北、广东、四川也奋起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由文明争路发展到席卷全省的罢市罢课，最后发展到武装暴动，酿成著名的“成都血案”。世上大乱蜀先乱，世上大治蜀后治。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各界反对，公然枪杀请愿士绅，酿成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朝野哗然，声讨四起。
“保路风潮”由来以久。此前的1909年11月2日，东京湖北学生界公举的拒借外款代表嘉鱼人夏道南、随县人张伯烈抵鄂，咨议局召开千人大会欢迎，并于当晚召开了有他俩参加的“特别会议”，商讨拒债保路之策。接着成立了“湖北川粤汉铁路协会”。11月12日铁路协会开会讨论并布置了筹款办法；14日，铁路协会又在汉口四官殿开特别大会，到会者约三千人，进一步确定了“拒债筹款”办法，各界踊跃具名报款。汤化龙代表咨议局表示愿承担三百万，以为“全省之先导”。过后四天，铁路协会重开会议选举会长与副会长，并推举晋京请愿代表。时张伯烈以人微言轻为辞，在场的军人陶勋成（土家族）上台力说张伯烈赴京，说着拔刀断指，以示决心。弄得张伯烈不好下台，即慨允之。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时间是1910年的9月下旬，身为步队第二十九标党人的陶勋成“参加保路会开会，演说时力数清廷无道，媚外辱国，强收民股，等于抢劫。说到愤激时，自断左手食指，以表反抗决心”。
虽然不能考据陶勋成是否断过两次手指，但为保路争权而敢于牺牲的确实大有人在。留日学生代表江元吉在一次演说时，突然举起明晃晃的快刀割下自己左膀上的一块肉，用血在白布上写下“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顿时全场沸腾。这16个字被制成铅板遍载全国报章，影响极大，推动了保路风潮。
张伯烈、刘心源、密昌墀等三人代表赴京请愿时，汉口大智门车站欢送者达数万人。密昌墀是汉口柏泉人，点过翰林、做过知县。据传孙武送他时说，密先生此去北京，一定出人头地。密昌墀说，就说人头落地好了。我们柏泉，出了两个怪物。你是小怪物，我是老怪物，都是把自己的脑壳当得螺玩，你会革命，我不会，只会拼命。密昌墀还对家人表示要誓以死争，“不得请不还也！”“若不获命当谋尸还厝于大别山顶，以示邦人。路成之日，乞建隆碑三丈，大书‘丹心照千古’五字，使见者皆堕岘山之泪，我无憾矣！”
保路运动，这条鲜血铺成的“路”，被史家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而实际在一定程度为武昌首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引起的暴乱，清廷派端方带三十一标第三营、三十二标第二营、第三营入川弹压。后来又加派三十一标一营、二营、四十一标一营、三营、二十九标三营、马队八标三营前往。这是湖北新军的精锐部队，服装整齐，军火充足，一路浩荡，到达夔门。“而省内空虚，实予革命党以可乘的机会。”
诚然，辛亥革命的发生、大清帝国的覆灭是多种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一时之误、一事之失、一地之败所突然造成。但是，其间也有一些突发的、偶然的因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有些学者看来，直接引爆了全面危机、注定了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立宪派锲而不舍的和平请愿，也不是革命派孤注一掷的武力冒险，而是清政府自己所采取的两项愚蠢行动：其一是草率成立“皇族内阁”；其二是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1911年5月，即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次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朝野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杆子打翻了满船人。此二举疏远了汉族官绅，得罪了地方精英，亦令中产阶层恼怒、知识分子怨恨、广大民众愤慨。于是，在短短数月之间，政治行情惊天大翻转，如风卷残云一般，天意民心的天平迅速向革命派、共和派倾斜。如此搬石砸脚的奇效，除了清政府自己，别人是无从实现的。清王朝为它自己的灭亡做出了一切反对派都无法做到的巨大“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昌首义可以说是政治斗争无法解决后被迫进行的军事斗争。中国从秦至清，基本上没有脱离武装夺取政权的窠臼。
红楼——武昌最美的新房子
现在来看，蛇山下的红楼怎么看怎么舒服，此楼居省城中心，且处交通要道——武昌路暨蛇山鼓楼洞就在它后侧，南面宽阔的阅马场，原为绿营的一片营房。湖广总督陈夔龙没来多久就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顶了李鸿章那样的角，红楼作为他临走前亲定的政府工程，确实不同凡响。
红楼的建筑图纸是克隆了江苏咨议局的图纸，而江苏的图纸则是张謇为在南京鼓楼东北处修建江苏咨议局议场，特派人参观日本议院建筑，参考多种建筑图案后仿造设计的。所以，湖北咨议局议场同江苏咨议局议场的建筑形式基本一致，同为日本议院建筑风格。也有资料说，红楼的设计者是日本人福井房一，他并没有把房子设计成日本东洋风格，而是采用了近代西方行政大厦和会堂的建筑形式，颇具西方古典建筑风格。两层楼房，坐北朝南。面阔73米、进深42米，平面呈“山”字形，构图对称，庄重典雅，是武汉最早使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之一。
当时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认为，东西洋各国议院的建筑格局严肃庄重，议院内不设议员食宿之处。每届会议期间议员们不能在议院内留宿聚集，均须散居于外面各个旅馆，以杜绝弊端，避免嫌疑，以示廉正。此种做法意义深远，当资借鉴。但由于我国习惯不同，交通不便，若会议期间居住远散，势必影响开会时间和议员出席人数。因此，提议在咨议局议场后面的空地，另建一个专供议员食宿的“议员公所”，“另辟门户”，与咨议局议场“不同出入”。这样，既体现了森严的规制，又便利了议员，两者兼而有之。总督陈夔龙“参采舆情”，批准了议员们的这一“中国特色”的要求。
经过工匠们近一年的艰苦施工，两项工程终于1910年9月如期竣工。主体建筑咨议局议场，这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式红色楼房巍峨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因为整个建筑群为红砖红瓦砌筑，鲜艳明丽，故俗称“红楼”，绝非后来文革时才附加的称谓，也许它就是中国革命者最早认定的那种“红”。
如果从建筑学的眼光来欣赏，占地1869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139平方米的红楼，包括办公（议场及其附属建筑）和生活（议员公所）两大类，是一座规模相当宏伟壮观的建筑群。它坐北朝南，设计考究，做工精细，以花岗岩砌筑台基，台基上面以“合自”砖厂生产的特制红砖砌筑面墙，有砖砌列柱承荷檐部，檐下饰飞头，檐上压女儿墙；以假柱、柱斗、垂禾、垂花和束莲为图案的白色浮雕点缀墙面；门窗线条流畅、精巧；楼上楼下地板均由杉木精心嵌拼，涂饰朱漆，稍经擦拭，即熠熠发亮；屋面以红瓦铺盖，屋顶正中，有教堂式望楼高耸，气势轩昂。楼房外墙四周共辟门10扇，便于使用和管理；楼房地下有高约1.5米的防潮层，若干方形铁窗通风口，以2.5米的间距擦地绕楼一周。
日式建筑在汉口租界屡见不鲜，在武昌则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不过其规模超过了江那边汉口日租界的任何一栋房子。咨议局及周围在解放前后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改变，最重大的一次是1938年日寇的轰炸，议员公所西头一栋被毁严重；后经修复，但不知何故又拆掉了。整个阅马场施工现场挖出了明代楚王府的遗物，还挖出一方硕大的“咨议局界碑”，又把它华表式地树立在广场上。
总而言之，红楼背倚蜿蜒苍翠的蛇山，布局匀称，风格协调，雄伟壮丽，美轮美奂。与前一年建成的汉口水塔（亦为红色）遥相辉映，一阔一高，堪称当年武汉的地标建筑和形象工程，令人自豪。谁也没有想到，红楼在湖北咨议局迁入一年之后，竟然“鸠占鹊巢”，转眼变成了武昌起义后的鄂军政府——中华民国的诞生地，黎大都督与孙中山先生还在此有过历史性会见。“种豆得瓜”，红楼，似乎专为迎接民主共和的新时代而建造。
后来，红楼先后成为国民党湖北省总部和中共湖北省委的办公大楼，可谓“三朝元老”了。1927年3月在国民党湖北省总部红楼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毛泽东到会并被选为临时执行委员会五常委之一。1953年2月18日，解放后第一次到武汉的毛泽东故地重游，来到红楼二楼，从窗口眺望街景，评价这楼不错。并以创成守难的心情说，大军一过江，我们接收了国民党许多大楼，连南京总统府也让我们接管了。接收不容易，管理更难哦。他还从这里上了蛇山，也就是他20多年前借《菩萨蛮·黄鹤楼》赋诗抒怀的地方。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很少有一座楼像武昌红楼这样，既见证了改朝换代的历史风云，又荟萃了叱咤风云的世纪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