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流传着这种说法：一是看不起病，二是读不起书。一家有一个生重病的，这家很快由脱贫又进入贫困户；一家有一个读大学的，全家人变为贫困人口。大学生与贫困人口成正比，越是教育发达地区，这里的农民就越穷，大学生越多贫困人口也就越多。
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而言，教育支出无疑是家庭中的一大笔开支，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活动，是能形成一种能提高人的未来收益的资本。简言之，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体因受教育不同会产生收入差异，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得到的收益就多。
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首先满足城市的需要，乡村则处于发展的边缘。城市资源不可能流入农村，农村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这种经济与教育的反比现象，影响了农民对义务教育的信任，导致“读书无用论”重现。这种“念书赔本”现象和“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现象，症结都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投资基础教育收益率低所造成的。
无可否认，我国实施的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以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把人死死地束缚于所在之地，对农民更是如此。实行的学校教育是着眼于城市和工业化社会、立足于精英选拔的教育，高考制度配合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培养了城市所需的大量人才，但却对农村教育造成了冲击和负面影响。由于升学考试制度的存在，一小部分人得以离开农村，而大多数人却不得不生活在农村，可怕的是学校并没有给他们传授能够在农村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农村的学校教育对提高当地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量有才能的农村青年离开农村，而农村发展日益艰难。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农村教育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而现行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教育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农村教育本身，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何道锋说：我们派人下去调研时，有位贫困大学生说：“我想飞，可是，谁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呢？”在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决定从2002年9月起，推出“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项目”。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主任对媒体讲了一个故事：“2003年7月中旬，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报道，写的是陕西榆林地区的考生景艳梅高考结束后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结果她的父亲不但不高兴，反而自杀了。景艳梅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上大学呢？如果我不上大学，我的父亲就不会死了。’这件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拿着报纸整整哭了两小时。从这个时候起，我就一直观察这个群体。”
据悉，从2003年秋季开始，湖北省武汉市将继北京、黑龙江、新疆等地之后，在13所重点高中开办“宏志班”，扶助300至5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完成高中学业。这批“宏志班”的学生，将免交高中3年的全部学费书费，并每学期每名学生得到500元生活补贴费。
成都市政府规划在2002年至2006年间为140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市级奖学金。主要资助对象为成都市所辖20个区（市）县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的中小学生。其中，城区小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500～6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年资助600～700元。对于学业特别优秀的贫困生，将酌情提高资助标准。
有关专家说，无论是“宏志班”，还是“奖学金”，对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贫困学生无疑是个福音。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只能解决少数成绩特别优秀的贫困中小学生的学业问题，却无法解决绝大多数贫困学生的现实问题和长远需求。各地应该因地制宜，给予城市贫困中小学生充分的帮助。
从“鱼”到“渔”是一个飞跃，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这才是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根本所在。
“穷学生”与“富学生”对话录
这是《中国青年》杂志刊载的一位富学生和穷学生的对话——
（富学生：PETER）我来自一个富足、具有绅士传统的上海知识分子家庭。
2001年秋天，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报到那天，我前程远大的心起码凉了一半——我的天！怎么有那么多穷同学与我为伍？
您先别骂我，我并不是嫌他们穷，那根本不关我的事，而是实在忍受不了他们那副扮相。您可以想象，当一个又一个头发支棱、衣着夸张的外省青年，东张西望出没在偌大的美丽校园里，那是多么另类而又格格不入的一幅景象！他们的头发上永远散布着可疑的白屑，穿西装永远保留袖口上的铭牌，走路总习惯随地吐痰，好像整个校园的整洁和他们毫无关系。这其实不关贫富，而关乎一个现代人的文明教养问题。也许，我可以接受、甚至欣赏他们的优异成绩和刻苦精神，但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他们的个人修养和卫生习惯。
要命的是，我的宿舍里竟然来了这么一个家伙：留着一嘴不合时宜的小胡子，穿着一条冒牌仔裤，瘦骨嶙峋的手腕上戴着一个“NIKE”护腕，而护腕上竟然绣着大大的一个“龙”字，他以为这很时髦，而全然不顾自己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的体味，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
这一切，对我的心理神经承受能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入学第一夜，我被折磨得彻夜难眠，陷入了哈姆雷特式的诘问：搬，还是不搬？我随身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手机、DVD，还有一大堆唱片、书籍、衣服往哪里放？我从小习惯了独处，而此刻竟有人在睡梦中磨牙，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这在异乡的月光朦胧的夜晚，几乎令我喊出声来：他会不会梦游啊？那个可恶的小胡子，在临睡前兜售了一个阴森的故事，说他们镇中学一宿舍，有人习惯梦游，半夜起来摸同学的脑袋，自言自语：“嗯，西瓜熟了！”然后一口咬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瞪着兔子一样的眼睛，赶紧用手机给家里拨了一个电话。母亲坚持让我搬出来住。于是我就在学校附近花1000元租了套一居室，家电设施一应俱全，谢天谢地，总算安顿下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只会烧开水，饿了就去肯德基、麦当劳，整整吃了三个多月，害得我以后一听见“肯德基”、“麦当劳”几个字就想吐！后来，一个聪明、勤劳的女孩子从天而降，心甘情愿成为我的搭档，从此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一起下厨房制作美味大餐，一起少年伉俪狼狈为好。
成为我女朋友的这位女孩子来自陕西的一个小地方，那里流行一句话：“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当她讲述家乡的贫困和自己的理想，对我展示洁白的牙齿和健康的笑颜时，我吃惊地发现我竟然已经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我心甘情愿追随女友回故乡米脂，西北之行改变了我很多观念，尤其当她黄昏时分站在高高的塬上为我背诵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我终于被她彻底解决了……
我可能算一个富学生，她可能算一个穷学生，但我们之间并不是用钱来区分和维系，大学生没有经济上的贫富，有的只是知识上的贫富、精神上的贫富和人格上的贫富。
（穷学生：王格）在上大学之前，有一个词我一直没有真正弄明白：一路绿灯。原因很简单，我上大学前的所有记忆都来自一个方圆不过数十里的小镇。然而，上了大学，一切都改变了。
最初的震撼来自高昂的学费。老家有一句俚语：“多大的鱼翻多大的浪。”一个古老的小山村里的人家，为此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于是，在几间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土坯房里——屋子里只有一只昏黄的灯泡和几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具——债务问题出现了，上大学实在太过奢侈了。接下来的震撼则来自同学。和学费相比，来自富足同学的影响其实更为直接和尖锐。但当一个你认识甚至很熟悉的人富有而自己贫穷时，相信大多数人的心将不再静如止水。
那时我们多么羡慕那些富有的同学啊。他们衣着光鲜，谈吐不俗。我的一个同学，每个月的花费都要严格控制在300块之内，绝不敢超支；另一个同学，怎么也不明白“几百粒巧克力”是怎么回事——原来他把“吉百利巧克力”听成了“几百粒巧克力”；还有一个同学，从上大学起就一直住在学校，因为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当回家的路费，至于节假日旅游，更是绝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浪费”……
有人这样说过：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同样，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比较。有比较，就会有穷和富之分——三级九等这类的划分，永远不可避免。在一个胜者通吃的社会，所有的人都习惯于替强者捧场喝彩。问题是，我们今天还能像颜回他老人家那样安于“一箪食，一瓢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