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这个留学生以优异的成绩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并在东京物理学校校长的亲自举荐下，进入了日本中央气象台，虹作边继续深造。
这个虽穷困潦倒却仍旧矢志不渝的留学生就是父亲。
父亲的生活安定下来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就把母亲接到了日本，夫妻二人难得地过上了忙碌而宁静的生活。就在这时，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日本。这个消息令父亲激动万分，看到那个腐朽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父亲欣喜若狂，立刻萌生了回国的念头。虽然在日本的生活很稳定，但这里毕竟是异国他乡。有一种东西在心中涌动着，父亲知道那是激情，是渴望集多年所学，为自已的国家做事的激情。
1915年9月，一艘轮船驶离日本岛，向中国海域驶去。
王大珩刚满6个月，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携妻带子回国了。在双脚踏上这块朝思暮想的陆地的一刹那，父亲的心一下子就踏实了。这就是那片让他爱之真切又恨之真切的土地；这就是那个曾给他带来无数痛苦，却又永远割舍不掉的家；这就是那个8年来令他魂牵梦萦，使他为之忍辱求学的祖国！
但是，脚下的土地却并不如父亲想象的那样坚实。就在父亲的双脚踏上国土的那个时刻，这片国土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动荡：袁世凯正在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各派力量正在加紧扩张自已的势力范围，反袁武装正在悄然兴起，各系军阀也正在做着倒袁之后分享中央权力的准备……
父亲带着梦想回来了。此时父亲还不知道，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国土上，根本就无法实现他的梦想。
归国的失意
回国后的父亲始终郁郁而未能得志。
开始，教育部分配父亲去偏远的吉林一中当物理教员，父亲就去了，毫无怨言，干得有声有色。不到一年，有关方面又调父亲到北京中央观象台工作，父亲就来了，兴致勃勃，做得竭心尽力。当时，国内搞天文气象学的条件十分落后，由于国内科研及工业水平很低，没有能力自己制造精密仪器，使用的大多是一些人家早已淘汰了的残缺落后的仪器设备。为了改变我国天文气象学的落后状况，父亲就亲自动手，改进设备并自行设计研制各种仪器。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父亲想方设法竟成功地研制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风力计。
但是，当时国家动乱、时局不稳。民国初年的几次政权变易，使各系军阀乘机兴起，导致连年军阀混战。在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经费匮乏的中央观象台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只能维持现状。勉强维持到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中央观象台就窘迫地连职员的薪水都无力支付了。那年，为了使大家能过个年，中央观象台居然当掉了一台天文钟！观象台不得不关闭了。
父亲因此失业了。
对父亲来说，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失业使父亲失掉的不仅仅是个饭碗，更重要的是父亲从此失去了心中那份最宝贵的热情。他之所以苦读寒窗十几年，之所以忍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之所以放弃在海外的优越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举家回国，就是想倾其所能为国家强盛尽上自已的一点微薄之力。他别无所求！然而，国家却不需要他了。父亲心中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现实，他的满腔热情终于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骤然熄灭了。
1929年，失业了两年之久的父亲转到青岛观象台工作，专司天气预报。此时，父亲已年过五十。在经历了命运的坎坷之后，父亲的思想上出现了一种躲避世事，听天由命的倾向。他开始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围棋对弈和诗词书画上。父亲在这时的诗中吟道：
子云老去不迁官，得失由天总达观。嗜弈也能忘理乱，吟诗并不碍穷酸。
表面上看，父亲在青岛的日子过得很是自得其乐，父亲参加了青岛倶乐部的围棋和诗词书画两个组的活动。每有余暇便沉浸在举棋对弈，吟诗挥毫之中。但是，即便从诗作中也能看出，父亲的内心深处并非如表面那样平静，父亲的“嗜弈”其实是为了“忘理乱”
毕竟，父亲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通晓日、德、英三国文字，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有丰富的天文气象实践经验。他以自己半生的辛苦积累起这些学识，原本并不是为了过眼前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的！父亲并不甘心就此消沉下去，他开始试着着手把学识用在着书立说上。那几年间，父亲花费了大量精力，陆续编译出了《近世地震学》《气象器械学》《数理气象学》《数理天文学》《地磁学》《质点及刚体力学》六部着作。但是，这些书稿几经周折，最终只有《近世地震学》和《气象器械学》两本书出版了。其他几部书稿均以销路不广为由，被拒绝出版而退稿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父亲再度失业。退稿和再度失业的双重打击，使父亲从此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
生分的父子
王大珩跟父杂分得很，他不喜欢父亲，不喜欢。
父亲脸硬，不会笑，一副老式的圆眼镜冷冰冰地悬挂在脸上，把窄面孔遮盖得所剩无几，厚镜片上永远反射着一层凛厉的光，令人望而生畏。父亲脸上最触目的是几道级向的纹路，刀刻般的，很古板僵硬，也很深刻沧桑。
父亲在中央观象台工作时，还兼着北师大的课，讲天文气象学，也讲流体力学。因此父亲很忙，整日早出晚归、来去匆匆。王大衔巴不得父亲忙。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家最像家。可以满屋子乱串，满院子乱跑。可以毫无顾忌地说笑，无拘无束地吵闹。但只要父亲一回来，家就不是家了。所有的人都赶紧把小心揣在怀里，踮起脚尖走路，瞅着眼色说话。
王大珩最怕的就是父亲在一旁看着他写大字。父亲不说话，只森严地往后面一站，他便知道又有巴掌伺候着了，立刻如芒在背，浑身都透着不自在。父亲的巴掌殷勤得很，只要头稍微歪一歪，巴掌立刻就会准确地扇将过来，准能一掌将脖子扳直。若是拿毛笔的姿势不正或是哪个字没写好，巴掌也会毫不留情地及时劈将下去，准打得笔飞墨溅，满桌开花。王大珩还怕父亲给指点功课。父亲指点功课极缺乏耐心，凡他讲过一遍的东西就不允许记不住，凡他认为简单的东西就不允许听不懂。据说，父亲在北师大上课时，就常常因为嫌学生愚笨而在课堂上大发雷霆，常有一气之下索性掩卷拂袖而去的举动。自已的一群儿女，父亲一个也没看上眼儿，统统斥之为“丙才”。只有王大珩这个儿子，父亲还认为勉强算得上是稍具灵气，尚数可指教之列。
是母亲首先发现了王大衔的灵气。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苏州兰陵女学。与父亲结婚前，母亲曾在上海幼稚园当过老师。她知书达理，且弹得一手好风琴。起初，母亲只是在闲暇时随便教王大珩认几个字，却发现儿子竟过目不忘，没有多久就学会了上千个汉字和简单的算术了。母亲告诉父亲，父亲不信，把王大珩叫来当面考问，竟从容应对，无半点差错。父亲盯着王大珩看了一会儿，当即毫不迟疑地撇下了三个字：上学去！
这一年，王大珩刚刚5岁。
王大珩不敢不遵从父亲的命令，母亲也不敢。当儿子牵着母亲的手，怯生生地走进孔德学校的考场时，在场的人禁不住都笑了。王大珩长得实在太瘦小了，他看上去只有4岁的模样。
可是，待到考过了王大珩之后，所有先生都不由大大地惊讶了，这个小男孩儿几乎能对答如流，完全达到了小学一年级毕业的程度。校方当即决定让王大珩直接上二年级。
5岁的王大珩刚上学就大大地露了一回怯。第一堂是图画课，王大珩除了家里的小房子以外，什么也不会画，母亲没教过。王大珩看着面前那张白纸就想哭，就在心里把父亲恨了一回又一回。第二堂是算学课。算学课王大珩不怕了，但老师让王大珩上黑板答题。王大珩个子太矮，怎么也够不着黑板上的题，就有同学嗤嗤地笑。老师只好搬了个板凳，让王大珩站到板凳上去写，同学们就忍不住一齐哄堂大笑起来。王大珩难为情地被迫站到板凳上，一边答题，一边就又在心里把父亲恨了无数回。
王大珩不喜欢父亲还因为在父亲那里从来讨不到夸奖。父亲从不夸奖儿子，无论考试成绩多好，无论得多少个第一。父亲对儿子最满意的表示，就是表情生硬地吐出一句地道的苏州话：“考胚！”那意思分明是说儿子只不过是个适合考试的“胚子”而已。即便是考上清华大学和“庚款留学生”的时候，父亲也只是摆出这么一副脸子，赏给这么一句苏州话。王大珩始终也没琢磨透，在“考胚”这句话里，父亲的褒贬成分到底哪个更多一些呢？
小学四年级时，先生曾出过一道“鸡兔同笼题”这是一道中国民间传统数学题目。说的是一个笼子养了许多鸡和兔子，只知道鸡兔加在一起共有100条腿，问究竟养了多少兔子多少鸡？全学年的学生中只有王大珩一个人答对了。王大珩在同学中间出足了风头，意犹未尽地一溜烟跑回家，立刻兴致勃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父亲无动于衷地听完后，只吩咐儿子把计算方法复述一遍。待到儿子得意扬扬地复述了一遍之后，父亲的脸色已经阴沉地拧得出水了。
“不对！”父亲断然打断了儿子。
“先生说……”儿子刚想解释，父亲却一下子火了：“说什么？！告诉你不对，就是不对！”
儿子傻眼儿了，不知所措地望着父亲。
“你以为得数对了就是对了？！”父亲瞪着儿子问。
儿子没敢搭茬，但心里不服：本来先生就说对了嘛！
“知道吗，你的思路不对，计算过程错了。这说明你根本没搞懂，得数对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接着，父亲详细地为儿子讲解了这道题。看到儿子真正理解了之后，父亲便背着手边踱步子边开始了训斥。
“学子最忌什么你知道吗？”父亲厉声问道。见儿子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又接着训道：“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浅尝辄止。你小小年纪胸无点墨，还未学得一星半点学识，就先有了骄躁之气。如此下去，何以长进、何以长进啊？！”
儿子无言以对，惭愧地低下了头。
直到长大以后，王大珩才懂得父亲一直是有意压着自己。
王大珩虽然表面上文文静静的，似乎还显得有些懦弱，特别是在父亲面前，老实得简直就像个避猫鼠，但父亲知道儿子其实一点儿也不老实，儿子看起来挺蔫，实际上很淘，是那种典型的“蔫淘”。不压着点儿，儿子就常会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自选题，王大珩不做作文，却可着卷子在上面画了一张老师的人头像，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是老师让自选的，老师念他学习好才把他放过了。还有一次，王大珩淘气淘出了新花样，竟敢在上课前把糨糊抹在了门上，害得老师开门时粘了一手糨糊。这下老师可气极了，把王大珩叫到前面，二话不说，怜起戒尺就打了一顿手板。那时候，用戒尺打手板是对学生最严厉的惩罚了。王大珩在那以前因学习成绩突出一直被公认为是学校里的“小圣人”一般情况下，小圣人的名字在学校出现总是受表扬，大家都听惯了，因此“小圣人被打手板”就成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全校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上中学时，王大J行还曾因与同学们一起闹风潮，差点被学校除名，也是因了学习好，再加上父亲的交涉才得以平息下来。父亲明白儿子虽聪慧过人但很淘气，不压着点J识会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似乎父亲始终也没明白，儿子的老实其实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儿子的淘气其实也是被父亲压抑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在家里、在父亲面前太压抑了的缘故’王大珩一到外面就格外地喜欢向权威挑衅，喜欢在向权威挑衅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这实在题压抑的一种情绪发泄，题压抑的一种心理贩。
父亲开始关注儿子，是在发现学校的课程儿子根本吃不饱王大珩上学后不久，就做出了一件使他名声大噪的事。在所有课程中，王大珩尤其喜欢算学，也喜欢教算学的邵先生。邵先生主要教高小三年级算学，也兼一部分高小低年级的课，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王大珩很爱听。有一次，邵先生讲课讲到兴起之处，竟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高小的算学题，问哪个敢上来试着答一答。全班哑然，半天没人应声。沉默了一会儿，王大珩突然站起来，低声说自已想试试。在众目睽睽之下，王大珩踩着板凳上了黑板，竟然一点不差地把题做出来了。邵先生把个眼睛瞪得铜铃大，嘴里啧啧作响地赞个不停。他根本就没指望高小低年级有谁能做出这道题来！这道题是他给高小三年级出的，当时全班就没一个能做得出来！后来，邵先生仔细盘问原委，王大珩才吭吭哧哧地说，他嫌算学课讲得太慢了，自已总忍不住翻后面的书看。就这？邵先生问。就这。王大珩答。邵先生不禁唏嘘惊叹不已。
父亲由此开始关注儿子了。初时，父亲还只是根据学校的课程稍做一些指点，但发现儿子的确有极强的接受能力后，父亲干脆抛开学校的进度，完全根据儿子的接受能力单独给儿子上数学课。越到后来，父亲就越看重儿子的数学学习了。儿子进入高中以后，正逢父亲被调到青岛工作。当时，全家还留在北京，父亲独自一人在外，生活本来就多有不便，但父亲却一定要把儿子带在身边。他坚持把儿子转到青岛读高中，跟着自己继续学习数学。
但对王大珩来说，被父亲关注无疑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父亲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式教育方式。他讲解题时，你不能不听，也不能听不懂，更不能随便提问题。你得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稍有疏忽就会招致一顿痛斥。但父亲的讲解的确总是逻辑清晰，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父亲的数理基础惊人的扎实。直到上大学后，王大珩每有难题也总能在父亲面前迎刃而解，不论是最基础的定理还是最复杂的难题，从不曾难倒过他。至今想起来王大珩还常感到疑惑，那些林林总总的概念怎么像是深植于父亲头脑中了一般，总是随时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永远都是那么清晰准确。
从初中到高中，王大珩的数学课程都是由父亲把着手亲自教的。初中毕业时，王大珩已经学到了高中数学。读高中以后，王大珩早早就提前进入了大学数学的课程。整个初中和高中期间，王大珩根本不用上学校的数学课，但数学成绩却没有一次不是满分。
初中毕业时，学校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邀请学生家长参加。那天，母亲一大早就拉着外婆，兴致勃勃地赶到学校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上最激动人心的就是颁奖仪式了。每一科只设一个奖项，只有在这科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才能获此殊荣。奖品很诱人，是一枚闪闪发光的银盾。当颁奖仪式开始，几位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走上领奖台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