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响亮的名字传遍世界
公元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使得美国白宫的首脑们惊慌失措。他们开始感觉到自己在世界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更何况，这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比美国科学家的预言提前了五年，比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讲的早十多年呢。
上帝给了中国什么法宝？中国人竟然不怕美国前几任总统要用原子武器攻击的威胁。现在，那种威胁像撞在喜马拉雅山的崖壁上，反弹出回波，拍响了白宫之墙，就像扇了对方一记耳光。
约翰逊总统愣怔了半天，终于悟到这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态势。无论如何，贫穷的中国能如此迅速地掌握强大的核武器，足以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了。而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预言“赤色中国不过是很快就会消逝的暂时现象”也已彻底破产。
与此同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地震监测仪都已测到中国的震波，而且，都断定其震源是中国西北部的罗布泊。
罗布泊震撼全世界。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人一在火药的故乡，是谁造出上帝都怕触摸的核火？谁是创造当代中国这一伟大奇迹的科学群体的灵魂人物？世界物理学界自然想到了他——王淦昌教授。
王淦昌是什么样的中国人？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冯平观在20年后着文回忆当年外国的反应：“原子弹爆炸突然打破了罗布泊的沉默。淦昌师大名出现在西方报章上，被认为是中国的奥本海默，是原子计划的总领导人。《纽约时报》上还刊出了他的长篇传略，说他以前在杜布纳做过粒子物理研究，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并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回国后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不久就成功了，云云。西方人按他们自己的经验，认为要知此事底细，就得找出个奥本海默来。找到了就心满意足，于是就一知半解地不再研究了。”
他们不明白，了解了他，就如同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英雄史诗，就能更深入地了解新中国。
是的，他如此搭起中国近代物理的长桥一第一个为抗日战争讲授“军事物理”。
第一个在中国讲授原子核物理，叩响原子核物理神秘的大门。
第一个在1945年8月下旬，绘制原子弹构造图，向浙大的爱国师生阐述原子弹及其原理。
当时听课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的第一代原子弹专家。
他，影响着中国几代物理学家。学生们无不称颂他是我国物理学界一大尊师。
严师出高徒。学生们都知道，要想获得科学成就，就必须像他们的尊师，倾注毕生精力。邓稼先虽然在“两弹”的研制工作中立下了卓着的功勋，但却从不敢在老教授面前怠慢事业。他甚至忙得扣错了衣扣，急匆匆地跑到研究室门外和老教授合影。历史便留下了这样一个画面：身材魁梧的邓稼先教授，衣摆高低不齐地肃立在王淦昌教授身旁……
先知先觉者为师。中国人向来有尊师的美德。李政道教授虽然只在流亡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就读一年多时间，但他在国外功成名就之际，仍不忘王老教授的滴水之恩。为此，他在王淦昌教授80大寿华诞前夕，写了一篇祝寿的科学论文，并在序言里回忆教授对他的影响后，继续写道：
王淦昌教授对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有几项重大贡献。包括：一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他一直受到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尊重。在中国物理学的发展上，以及对几代物理学家的教育培养上，他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人的美德不是与生倶来的，而是由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养成的。这位受到国际科学界高度尊重的科学家的性格一他的崇高形象大都由袓国的苦难铸炼与陶冶而成。
首届清华学子
1925年秋天，北京清华大学校园里迎来一位青年学子。他身材痩削，步态从容。他一进门，抬眼望见门额上遒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清华园，目光中便流露出自豪而欣喜之情。进得校园，只见林木堆绿，掩映着科学馆；花草铺彩，环绕着幽静的图书馆。宏伟的大礼堂，壮丽的体育馆雄立于蓝天之下，使人感到力的凝聚和力的律动。这位青年环视幽静肃穆的校园一周后，在树下的长椅上坐下，心里默念道：清华学堂，清华学你是我的清华天堂啊！
这位青年便是来自锦绣江南的王淦昌。
此刻，他禁不住思潮翻滚，浮想联翩。他的思绪，随着林中徐徐的和风，向南飘飞，飞向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县枫塘湾——
打从他记事起，就知道父亲王以仁是远近闻名的好中医。靠着一只乌篷船，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咿呀咿呀地摇荡在湖湾港汊，水乡泽国，为老百姓看病。他医术精，医德好，美誉四乡传。这样，就建起了一份还算丰厚的家业。他自幼就受到母亲、外婆、父亲、大哥、二哥的疼爱和呵护。他更是受到家乡古老文化的熏陶和丰富的民间传说的滋养，才养成了他强烈的求知渴望。童年的梦幻里，有家乡虞山山洞里铁琴铜剑的铮鸣声，也有云中仙人康痕的读书声，这些都丰富了少年瑰丽的想象，帮助他鼓动奋飞的翅膀。如果说从蹒跚学步的枫塘湾到新学初起的沙溪镇小学，还只是个懵懂少年的话，到进了上海的浦东中学，这个教学先进，设备良好，并已培养了诸如革命诗人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王垠仲、董纯才及史学家范文澜、罗尔纲及至蒋经国、蒋纬国等众多人才的优秀中学，他才真正懂得了发奋读书，不畏艰难，乃是奠定他一生最重要的基石，并沿此路走下去，成就一番事业，为民族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
此刻，他脑海里浮现的人物，不仅有领他进入中学校门的表哥崔雁冰，还有他敬爱的英语老师盛炎裴、严琬滋，以及数学老师周培，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为他铺平了通向清华的道路，然而，更使他一想起便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是家乡的一族人。他们得知王老先生的第三个儿子王淦昌考入清华，便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到他家贺喜，放鞭炮，甚至要到祖宗牌位下烧香，说是祖宗的阴德，不然，王家怎会出这样的才子呢？无论是家乡族人的殷切希望，还是爱妻吴月琴多年的含辛茹苦，此刻都化作胸中的一腔豪情热浪，他不能辜负这位虽仅有小学文化，却温柔体贴备至的妻子的希望，不能辜负家乡父老乡亲的深情嘱托，决定他一生的命运，就要从今天开始，就从清华园一脚下这一方土开始啊！
清华大学建校于1911年。据说是用美国退还中国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建校的。八国联军打败清王朝军队后，11国公使团强制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给中国一个在35年内付清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及其利息的限期。本来已贫弱的中国，脖子上再勒条巨额赔款的背带，无异于身负重石落井，将无重见天日之时。美国议会里有些怕鲠喉的议员，力劝政府勿太贪心，并做出退还其所得的部分赔款，要清政府用于选派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决议。清政府为满足美国要选派既会英语又懂点自然科学的学生赴美留学的要求，遂于1911年在清华园王府内设立留美预备学校，取名“清华学堂”。这样，清华学堂截至1925年，共派送1200名留美学生。一些美国战略家原希望这些留学生喝了洋牛奶吃了洋面包，会变成很会听话的洋人，但闻一多、罗隆基、梁实秋、顾毓锈、叶企孙、周培源等学者，去了美国，头发还是黑的，双眼也未变成色盲，更未改姓为什么华盛顿、林肯，或者戴维斯·约翰。他们依然故我，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不过，中国文人到底觉得“庚子赔款”里有民族的屈辱在，吃去吃来，肠胃气胀不说，心上的阴影也是抹不掉的。原校长周贻春建议，停止招收留美学生，收取正式大学生。现任校长曹云祥认为此一举，可为清华大学正名，名正则不仅言顺，心气也顺，遂于1925年执行老校长的建议。王淦昌幸好是清华大学新学制的第一届大学生。
在清华园里，科学馆、图书馆是他最神圣的去处。王淦昌在课堂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两馆度过。据说，他连星期天的晚上也想在科学馆或图书馆里过夜，直到主管教授或管理人员来把他赶走时，他还请求延长几分钟。
科学馆和图书馆不仅仅是当代科技成果的展览和科技资料的陈列。任何摆在那里的东西都是昨天的创造，是历史的遗产，是前人架设的桥梁。它活着的灵魂是暗示，是启迪，是基础和起点，是通向未知世界的幽径。凡是来采撷知识的学者，都应该借用这些活的因素激发自已的创造性思维，拓展开去，在新的领域建造更为壮美的科学园林。所以，这两馆对王淦昌的吸引力还在于，它们是学术交流最活跃的知识园地。
当时，在清华任教的多数是美国教师和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学者。他们不仅给清华园带来大洋彼岸的新科学思维，也带来民主教学的新风尚。除开主修课，学生尽可自由选修其他学科。上课时也不点名，你爱听不听，无人问津，但优胜劣汰的校规却是严峻的。足见，清华园里的自由并非任由你无边际地泛滥，它有它的游戏规则，你如果自由玩到不及格，或玩不过那条高标杆，即被无情地淘汰。淘汰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六十。自由过头的人，到此就难过关。如此这般，由不得你不朝社会的价值取向去奋斗。
这种自由民主的学风，活跃了清华园的学术交流，学者们都热衷于参与当代科技前沿课题的讨论。每逢这样的盛会，那些美国的富豪学者，就像端出烤火鸡和甜玉米粥那样，摆出他们的学术见解，中国教授则像炒出美味的粤菜，献上最奇妙的学问。哪怕是旁听的学生都能品尝到中西文化的特色。因此，科学馆和图书馆成为王淦昌最爱去的地方。
据说，那个时代，是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首领卢瑟福教授的一声炮响开始的。
此前，人类都以一成不变的观念建造或加固坚实的物理学大厦。这座经过100多年构建的大厦，已被视为永固不朽的建筑。因为，铸成这一建筑的分子是物质世界再也不可分割的小粒子。
卢瑟福的CX粒子炮首先轰击了这座物理大厦。
这位新西兰人，是在剑桥流经草地和松林的小溪旁开拓他的科学领地的。他在那儿创建了一个小得只可想象的粒子王国一卡文迪许研究所。他是那个王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像个声色倶厉的极易暴怒的帝王。有人说，这位无冕之王的王国貌似渺小，但他的试管在某种意义上看，要比英伦三岛广阔得多，他的实验室能包容整个宇宙。
然而，他是唯一科学至尊的“君主”。别人因他不参加一个反潜艇新方法的英国专家委员会的讨论会批评他时，他毫不客气地说：“那算什么呢，比我做的实验重要么？我现在做的，可是将要打开一个新奇的世界呵。”
过了不久，《哲学杂志》发表他的文章：他用a粒子轰击氮，使氮变成氧和氢……
这一事件，立即轰动了整个物理学界。a·子也被认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大炮。正是这枚卢瑟福的大炮，轰毁了那座物理大厦。一个保守诗人用他颤抖的笔写道：居然动摇上帝的宝座。那以既有观念砌起的圣殿，开始在丧钟声里破落……
那是1919年6月的一天。那天，卢瑟福卡文迪许研究所的实验室发射的第一枚a粒子炮弹，宣告新时代的诞生。
当然，动摇旧物理学大厦的炮手不只卢瑟福，还有普朗克、爱因斯坦、居里夫妇、尼尔斯·玻尔。正是这群伟大的天才给那座被先人视为牢固的物理学大厦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的作者写道：普朗克动摇了几千年来一直被肯定的关于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突变这个观念。爱因斯坦曾经证实过这些不可动摇的概念的相对性，如时间和空间，他确定物质是《凝固了的能》。居里夫妇、卢瑟福和玻尔都论证了不可分开的东西是能够分开的；固体，如果严格地分拆它，它并不稳定，而是经常在变化的。
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卢瑟福的X粒子大炮。人们忘却了多年来对世界末日的恐惧，由于卢瑟福X粒子攻破氮的事件，又将梦魇之手压迫人们的胸口，噩梦的阴影常使人们惶惑到误把晨钟当作丧钟。
德国物理学家瓦尔特·尼恩斯特在卢瑟福(X粒子炮轰两年后的1921年，如此描述人们当时的心情：“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用火棉做成的岛上。”他大概意识到这句话太使人悲观了，马上安慰道，“感谢上帝，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够点燃它的火柴”卢瑟福则认为他能管制他的粒子王国。他到死都坚持认为，人类永远不能利用原子蕴藏的能。这无异于否认他是第一个试图打开上帝核能宝库的炮手。
也是他，促使科学界的实验室更近似血雨腥风的战场。1919年10月，柏林作家文尔夫雷德·德布林写道，“对人类的决定性的进攻，现在从绘图板上和实验室里开始了卢瑟福的炮，轰出了“创造性的时代”，轰出了“英雄的时代”。
其实，科学的英雄时代在王淦昌的童年就已开始了。那时，他还只听外婆讲这样的童话。他依稀记得，古时有条黑谷，谷里的人家为了探寻生路，派兄弟俩去寻找光明。那小兄弟俩历尽艰辛，胡子白了，没找到。兄累死了，只留下一包花籽；弟带着那包花籽回到黑谷时，父母已在黑暗中苦度100多年了，见他只带回花籽而非光明，气得将花好撒掉。不料，花籽瞬时变成飞萤，一闪一闪地，以数万点萤光照亮了黑谷。喜见光明的乡亲无不夸耀这兄弟俩是百折不挠的好汉，吃尽了苦，才找到朗照黑谷的光明。后人说，光明就是知识。有知识的人，都像萤火虫，萤火虫没有照不见的夜路。
这个外婆讲的神话故事，无疑源于家乡的铁琴铜剑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养成他对科学知识顽强的探索精神吧，他那求知的航船才没抛锚在枫塘湾，也不落帆于大上海，而是开进了清华园。
清华大学虽然鼓励学生自由治学，从不在学科上难为学生，但体育运动例外。当时主教体育的马约翰先生，常对校领导强调，人体是生命的行舟，是学问的载体，船不坚固，会在狂潮恶浪中沉没。因此，学生必须具有强健的体格，清华学子绝不能被外人讥笑为东亚病夫。校领导极为重视马约翰的建议，规定学生务必做课间操；此外，硬性规定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全校体育活动时间，届时，学生宿舍、科学馆、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一律锁门，学生都要到体育活动场所去锻炼身体。这一强制性措施，迫使不爱运动的学生上运动场，即使不进入跑道，也得在一旁散散步。有人因此抱怨马约翰先生强迫学生做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尔墨斯，还嫌你背上不长翅膀。
王淦昌则认为有健康力才有驮载力。
科学馆、图书馆、体育场所，是他课余活动最爱去的地方，也是引他入胜之所在。校园里时有文娱活动，甚至有排演莎士比亚剧的课余剧社、合唱团等等，他都怕去花费时光，仿佛到文娱场所去，便应了“荒于嬉”的古训，他是毫不偏离“业精于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