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到，“寻根文学”的写作实践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图示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对于作家说来，这些思想仅仅是文学的某种间接的想象资源。文学注视的毋宁是，传统文化如何分布在日常生活之中，如何转换为种种不言而喻的经验。这时，许多作家更多地沉浸于地域性文化与形式各异的民风民俗，“韩少功追慕的是楚文化的绚丽狂放，贾平凹迷恋的是秦汉文化的朴实深重；阿城、李杭育都对老庄、佛、禅以及种种非规范的民间文化表示喜爱，而张炜则多少为儒家精神与人格理想所感动；张承志不顾一切地投入草原，投入一片回族的黄土高原，郑万隆则坚定地植根于他的‘那片赫赫山林’”。南帆：《冲突的文学》，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第107页。无论“寻根文学”遗留多少成功之作，重要的是，80年代终于再度将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纳入视野。
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寻根文学”很快式微。但是，文学、民族文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远未定论。90年代的现代性叙事之中，这个问题再三泛起，不断制造理论旋涡。首先可以察觉，全球化是反复重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现代性的扩张始于经济领域，全球的市场体系在一次又一次的震荡之中逐渐完善，一个完整的网络如期而至。然而，当商品的全球流通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地域界限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即是文化竞争。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文化——是不是即将淹没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中？如果说，众多民族文化的彼此相似绝不是人们的期待，那么，文学应该做些什么？谈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全球化并没有为各民族文化提供同等的表演机会。强势的民族文化吞噬弱小民族文化，这种征服犹如没有硝烟的文化殖民。这时，捍卫民族文学风格与其说捍卫荣誉，毋宁是反抗文化殖民的重大斗争。尽管坚船利炮的侵犯已经是一些遥远的故事，然而，来自市场与文化的压迫从来没有停止。对于现代性叙事说来，“寻根文学”的续篇似乎远为复杂。
如此纷乱的缠绕之中，两种民族文化的观念差异逐渐显现出来。一种观念倾向于修复民族文化的原貌，这种原貌以“本质”的名义存在于某种想象之中，并且指定为民族的不变蓝图。儒冠儒服的帝国是一大批人的无意识憧憬。另一种观念仅仅将民族文化视为建构的产物，民族文化不会悬空地中止在某一个时刻，而是持续地与全球文化网络互动。民族文化不存在某种始终如一的本质，认祖归宗毋宁是一种保守性策略；民族文化的强盛活力在于介入历史活动，并且在不断的再解读和再阐释之中赢得持久延续的形式。只有介入历史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孔子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横眉怒斥孔孟之道的鲁迅也属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作为“寻根文学”的一个回响，陈忠实的《白鹿原》奇特地隐含了两种观念的紧张。这一部小说在白嘉轩或者朱先生这些儒家子弟身上倾注了大量崇敬之情。主人公的性格与气节凝聚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三纲五常，仁义道德；他们的所作所为再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理想。有趣的是，这种理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破产了。白、鹿两家的后人卷入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搏斗，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远远超出了儒家文化的理解范围。或许，这是一个作家始料不及的结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个历史的地标——不论遵从哪一种现代性模式，跟不上历史活动的民族文化只能成为观念的遗迹。
从“寻根文学”到《白鹿原》，民族文化始终被视为一种思想坐标，一种历史的阐释，或者一种内心的修为。这似乎辜负了民族文化的某种潜能。90年代之后，民族文化终于闯入市场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在大众传媒的怂恿之下，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里的“国学”、中国元素、清宫戏以及武侠小说坦然地承袭了民族文化的名义，并且与流行歌曲、好莱坞大片以及无厘头喜剧共襄盛举。考虑到儒家文化之中著名的义利之辨，这种景象如同一种反讽。然而，这再一次证明了现代性叙事的强大：目前为止，市场已经有能力成功地将一切转换为商品——包括抗拒市场与抵制商品的思想观念。
六
80年代文学刚刚突破坚冰，种种实验性文学写作很快如火如荼地展开。首先，“朦胧诗”摆脱了地下文学的身份而荣登主流文学刊物，巨大的理论反响汹涌而至。尽管贬抑的评价从未消失，但是，许多人开始意识到形式探索的意义。现代主义文学带来了80年代的第二次冲击，“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差别成为炙手可热的理论命题。从“新批评”、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这些批评学派共同认为，“怎么写”远比“写什么”重要——前者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质。这时，形式探索的前锋从“朦胧诗”转向小说与戏剧，例如，王蒙的一批小说由于使用了“意识流”叙述而带来了沸沸扬扬的争议。不论是认定王蒙误入歧途还是嘲讽王蒙不够彻底，人们都不会无视一个事实：围绕革命而派生的各种故事与现代主义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衔接。这至少证明了文学形式的不同频道，预示了新型的文学可能。到了80年代中后期，莫言、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热衷于先锋小说的作家不仅谙熟现代主义，同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构成了另一个重要资源。这些实验性文学写作的水平有待于文学史详细鉴定，但是，人们至少可以说，形式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
形式、现代主义、先锋——尽管这些概念含义各异，但是，编织在80年代解放的叙事之中，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撼动现实主义观念的权威。当然，80年代的形式探索并没有粗暴地抛弃现实主义，探索的企图仅仅在于为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争取某种空间。尽管如此，这些概念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由于层层叠叠的阐释，现实主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某种叙述成规而被形容为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大众的一种政治姿态。因此，放弃现实主义往往意味了脱离社会与大众。许多人觉得，崇尚现代主义无异于将个人主义、无意识这些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填入文学的胸腔，所谓的“先锋”更像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作祟。如果只能在形式探索的名义下记录一些古怪而琐碎的晦涩情绪，这种文学怎么可能拥有动员、教育、介入与批判的能量？
宽容气氛的来临显然是因为认识的改变。文学史事实表明，现代主义远非资产阶级游手好闲的文化产物，形式探索远非无聊的文字游戏。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生活富裕，潜心写作；更多的现代主义作家穷困潦倒，举债度日，财富即是他们的憎恨对象。现代主义文学的倾向之一是，倡导极端的美学趣味亵渎虚伪的资产阶级文化正统，并且放肆地践踏中产阶级谨小慎微的行为准则。当然，资产阶级文化不仅包含了各种等级制度，同时，这一切业已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符号秩序。从高耸的摩天大楼到优雅可人的芭蕾舞，从美术馆里的名画、雕塑到学院讲坛上的文学经典，资产阶级文化收编了西方文明的各种符号，并且赋予典范的高贵身份。形式探索的意义在于，扰乱乃至中断这个强大的符号秩序，从而为种种边缘的意识和经验争夺一席之地。那些边缘的意识和经验多半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异己，甚至是政治异己。无论采纳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还是接受现代性分裂的描述，总之，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形式探索无不包含了反抗与拒绝的意味。
80年代文学之中，“朦胧诗”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共同涉及了知识分子、个人、内心。由于三者长期赠给资产阶级，因此，如此印象仍在模糊地重复：形式探索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表述的美学诉求——人们无法察觉现代主义内部如此明显的反抗与拒绝。有趣的是，80年代的实验性文学写作很快跨出了知识分子阶层而进入普通大众，例如残雪。从《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到诸多短篇小说，残雪在一批面目平庸的大众之中挖掘到各种惊悚、多疑、猥琐乃至歹毒的内心。如果认为“内心”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特殊赘物——如果认为普通大众仅仅存有一个迟钝、麻木的意识，那肯定是一个误判。当然，没有理由把形式探索收缩为“意识流”，多向的形式探索意味了显现世界的各种向度。这时，形式即思想，或者干脆引用莫言的话说，“结构就是政治”。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6页。从80年代的《红高粱家族》到90年代之后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等，莫言始终在实践这种形式观念。在他那里，形式所隐藏的活力终于得到了完整的解放。
90年代之后，形式探索不再产生大规模的理论争辩。不论倾心于哪一种“主义”，作家有权利坚持各种尝试。尽管如此，我还是企图提到两部小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阎连科的《受活》。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完全抛弃了传统小说的表意单位——诸如情节，故事，完整的人物性格。作家利用一个个词条再现“马桥”的人文地理，这种不拘一格的想象重新定义了小说。《马桥词典》的词条包含了种种考证、解释、征引、比较、小型叙事、场景、人物素描。编纂者的身份、文化构成与马桥居民之间的落差，编纂者个人经验与辞书编辑委员标准知识之间的落差，双重张力无不证明了马桥历史的不可化约。如果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保存了种种局部的精致，那么，阎连科的《受活》显示了粗线条的狂放。尽管阎连科受过良好的现实主义训练，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工笔式的细节刻画了——《受活》以一种夸张的怪诞重新描述了阎连科所熟悉的乡村。当资本、财富以及上流社会文化组成了一道铁幕时，只有这种夸张的怪诞才能淋漓尽致地揭示“劳苦大众”的“绝境”。我暂时不想评价《马桥词典》与《受活》成功与否，重要的是，两部小说共同显明了一个迹象：形式探索开始与普通大众的“草根”生活联系起来了。如果说，80年代的现代主义隐含了西方文化的起源，那么，90年代之后的形式探索开始开掘本土底层的独特经验。完成了解放的叙事赋予的使命之后，形式探索仍然在现代性叙事之中执行反抗的功能。这既是续接80年代的未竟工程，同时又超越了80年代。
怀旧的气氛之中，80年代是启蒙，是抒情与诗，是激动人心的号角与跳跃的思想灵感，种种文化青春的片断燃烧在记忆的彼岸。然而，回到历史脉络内部，80年代解放的叙事与90年代之后的现代性叙事具有某种奇特的纠缠。80年代是前驱，是先声，是开启的序曲，令人惊奇的是，90年代的正剧并非预想的重复，许多情节出人意料。理想的文学并未如约——历史要求修改文学的理想。两个时段或者两种叙事之间，历史的辩证法导演了什么？这时，文学史终于在自身内部找到了完整的故事。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文学变身：文化背景与媒介动因
——当下文学生存环境的文化与媒介考察
管宁一、文学的“华丽变身”
时至今日，人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及其所构成的地形图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人们不得不动用种种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来阐释文学。但即便如此，文学地形图的变化总是那样迅速地逃离赋予它的概念和命名，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更是将文学纳入了一个急速变化的媒介空间——从网络文学到博客空间、从网络评论到微博的出现，文学的形态、传播方式和表现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马灯式地改变着，由此导致批评界的缺位和失语成为这个时代的家常便饭。
但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将无所作为，只是人们无法像以往那样即时性地对文学评头论足，而是要隔着一定的时间帷幕去考察不断发生变化的文学，并由此描绘出文学地形图的基本轮廓。文学的变身不仅表现在文学与经济、社会、传媒之间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表现在文学自身审美表达发生的重大转换，同时还表现在文学向影视、图像、动漫、广告及新媒体的大规模延伸。文学自身的地盘看似缩小了，但从广义角度看，文学不但没有被边缘化或走向式微，而且大大扩展了地盘，并以华丽的身姿出现在后现代异彩纷呈的文化舞台上。
（一）文学变身的外在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