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到文园，师母一定要让儿媳妇端一杯牛奶，二三蛋糕，看我吃下再慢慢说话。有学问的师母提早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在家中主持。她的优雅平和潜伏着干练，言语中透露着对问题剀切的判断和分析，甚至比俞先生更直截了当。俞先生的身体是师母最为关切的一个方向，健康向上是第一的，余下才是其他。一个被真心养护起来的身体，还是敌不住年复一年的劳累，这种冲突，如果俞先生不停下来，也就成了师母难以解脱的忧虑。会议如此之多，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会议才可以解决。开会成为一种惯性，成为不可治愈的精神疾患。俞先生也习惯了开会，他坐在台上，第一点第二点地开讲，我则坐在最后一排，象征性地听一点，也许闪烁着就不知去向了。在不少会议上，我都是有头无尾的角色，几十年过去，好像也没有影响我的生长。师母与我有同感，对于开会抱有厌烦心态，她会说：“俞老师还没回来呢，还在开会、开会。”师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那扇木头门的动静，是开会推迟了一家人的晚餐，她在等待一个经过开会而倦意十足的面容。
同在一个系，俞先生有事找我，还是惯常地运用写信这一形式。这大概也是老文人表达的习惯，动笔毕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同时也更显得庄重。俞先生的笔迹隽秀修长，是慢写而成的。他这么写道：“时间过得快，莆一中校庆时我曾要你为我写一幅祝词。我去莆田开会时，看到这幅颜体字挂在校会客室的醒目处。这次校友会又约请，不过你已不是当年吴下阿蒙，已是大都督了，故这次还是挥毫自成一体并署名，这样就更珍贵了。希代劳至感，不过多次麻烦你，有些不好意思……现在正是风正一帆悬，前程康庄，这是我最高兴的。”这般文字，也只能出自俞先生笔下。从常理上说，一个前辈对于晚辈，是无须如此客气的，就像现在我对手下的研究生，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言语的分寸落实不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说起来也就是修养的厚薄和格调的雅俗，还有气度、胸怀等等因素的差异。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半生蹭蹬，还继续持有古风，持有对美善的向往，真是镜破不改光，花死不改香，称得上有境界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良好的天性，平时可能看不见，它隐于内，忽而有如阳光大面积地倾泻出来，接受的人感到了其中的温度。一个勤奋不懈的学生追随导师，最终可能真的获得了治学的技巧、方法，称得上通晓了做学问的玄机。可是风度、气质呢，也许教也教不会，学也学不成。这一类精神方面的韵致，可能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后天养起来的，却都存在着难以言说的隐秘的呼应关系，从而区别了这个人或者那个人。
“斯文”。要不，先逼近这个字眼吧。
俞家也有很开心的日子。俞先生在文园摆下宴席，通知亲戚朋友，也通知新老学生。文园的清幽安静是很适宜休闲和治学的，花木扶疏，地气滋润，尤其是春夏二季，和气融融。客人陆续到来，一打听才知道是俞先生过生日。有几位客人我也认得，他们是我大学时的老师，俞先生早年的学生。年轻的一拨人，如汪文顶、汪毅夫，就可称之为师兄弟了。一茬一茬，由新而旧，此时相聚一堂相互印证，才感觉许多日子随风过去。俞先生从华侨大厦请了一个大厨，施展才艺，使每一盘菜都如一件艺术品，精美细致。年长者那一桌谈往事话蹉跎，最终就是关注身体互赠珍重；而这一边，不免大口喝酒，大声说话，不免口无遮拦任意捭阖。师道还是有尊严的，但是师道尊严中委婉、温存的那一部分，往往是学生最易感受到的。无须言说，也许是一道眼神，一缕微笑，一个姿势，身心都荡漾开来。俞先生有一篇散文《我与以撒》，里边有一段话令人久久不忘：“在40年的高校教学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中意的学生，我赏识他们的才华，遗憾的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在一轮一轮的批判声中，把旧欢化成新怨了。”回味起来是很让人感伤的，是什么使亲近的学生本性中不良的那一部分滋长、膨胀，结出邪恶之果？这当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除了外力的不良灌输、怂恿、诱惑之外，内在的盲从、愚忠也折损了正常的判断力，以至于不可收拾。如果一个人在潮流的边缘，他是会看得清楚一些，不至于狂热追随席卷而去。任何交往，缺乏朴素、真诚、自然和率直都是不可靠的，在什么基础上交欢、交恶，对于人的本性都是很严厉的拷问。我读吴宓的日记，他这么记录了陈寅恪：“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堪诚为人所难及。”既然常人难以企及，那么，其中的不降志，不辱身，应该成为我的向往。
俞先生端着酒杯坐到我身边，笑着提议：“下次咱们就不在家里了，让毅夫找一家大酒楼，让以撒给他们写一幅字，换两桌酒席如何？”众人表示赞成。此时，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文园蛱蝶穿花，枝上凝翠，又是一个南方的仲夏到来了，文园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发的季节。也许大家与我都在想，我们和俞先生的前面，还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足以慢慢享用。
俞先生的身体总是不太好。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虽然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不会让人联想到他是一个抱病的老人。疾病给人难以排遣的痛楚，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使人失去尊严。俞先生从未与我谈过疾病这个话题，我也就不打听，因为我也忌讳在这方面表达。老式文人的喜爱清洁、整齐，在俞先生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即使病笃住院，也是行迹清朗。人的尊严有时就是如此，不以病态出现，不以病人的身份展示。有的人不同，絮絮叨叨自己的病症，让探望者面面相觑，同情的成分大了起来。俞先生在住院部和我谈远离医院的话题，都与疾病无干。我们共同讨厌疾病，他也不把生病的情绪传染给我。俞先生比较欣慰的是晚年的散文写作，一篇篇地出手，比写论文轻松和畅快多了。在坚硬的论文里看不到情绪的那一部分，在柔和的散文里涌了出来。疾病使人终日疑窦重重，疾病的延伸又常常迫使笔下中断，再次回到医院雪白的病榻上，不能动弹，徒唤奈何。“太迟了”，俞先生的言语中嵌入深深的遗憾。算起来，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春天是如此姗姗来迟，对俞先生而言，也就是有了生命中最后的20年，才不至于成为无果的黄昏。在医院这个非常规空间里，久了就会生出感伤、无望，我祈望他早日逃离这个地方，回到春风洋溢的文园里。
俞先生待在文园的时间越来越多了，甚至就不出门，更不出远门。他在躺椅上说话，身上多了一条毛毯，此时，天气并没有凉意。邮差敲门，送来一封牛皮纸信封的邀请函，他撕了几下，居然已撕不开了。我拿了过来，轻轻下手，“哧啦”撕了个大口子。俞先生笑了起来，眼神有些迷惘，想说什么，又没有出声。我起身时，有一团忧伤堵上心头。
那一天，我被一辆车接走，行走三四个小时，直到薄暮时分才到达一个山环水抱的城市，准备参加转天的笔会。晚宴丰盛，宾主尽欢。直到拿住宿钥匙时我才突然不痛快起来，决定返回。主人见我执意要走，只好又派了一辆车，按原路行走三四小时，回到家中。太太的第一句话是：“俞先生去世。”电话那头，师母只是啜泣，良久才说：“天太晚，明天来，笔带来。”
文园人进人出，面色凝重。俞先生躺在玻璃棺内，更加清瘦，再也不会坐在悠悠晃动的躺椅上与我轻声说笑了。
想到这么久地喜爱书法，此刻用在了这里。书法的功能就是两极，可以大红色调写寿联喜联助其喜庆之声，又可以黑入白而成讣告挽联，倍增其哀伤幽怨之情。据俞先生说，文园曾有花木几十种，芒果、香椿、木笔、白玉兰，四时异景。这些年疏于管理灌溉，也已显出枯索和凋敝。当年桓大将军说过：“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端的是人何以堪！
此时，笔起墨落，不计工拙，无须营构斟酌，只是信手而去。
又过了几年，师母去世。
文园，这座使我如坐春风的小洋楼，易了主人。
俞先生不在了，师母不在了，学生如鸟兽散。“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汪文顶先是当了中文系主任，而今是我所在大学的副校长了；汪毅夫先是当了副省长，而今荣调北京，是一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常务副主席了。我依旧无党无派，无任何行政职务，依旧痴迷书法艺术，授课带徒，依旧对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向往。
外一篇
李先生
现在想起李万钧先生，只剩下一堆琐屑。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几年后又读夜大学，此时，才算是与李先生有交往。
除了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每周得抽几个晚上听老师讲课。那阵子我正忙着自己的书法研究，李先生的外国文学课对我来说是不中用的，于是时有缺课。他拎着一个黑皮包走进教室，将皮包放在桌上，也不打开，然后从兜里掏出香烟与打火机，就点名。有时只是问：“朱以撒来了没有？”我说：“在这里。”他看了一眼，便开讲。外国文学上讲的好像是李先生家里的事，一开口就收不了。有时会停下来评点一下，说：“该笑的你们不笑，不该笑的乱笑。”一学期下来，我似乎没学到太多的东西。记得考试时有一道题，理应填“亚历山大”，就是想不起来，于是找了另一个外国人来代替，大笔一挥，填上“伊丽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