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后来，我学过英语，写过代码、建过网站、做过动画、炒过股票，当过游戏代练。就像史铁生老师当年拿着纸和笔在地坛偷偷练习写作一样，这些东西也是我偷偷学的。不过后来都被我放弃了，因为那真的不适合我。我无法在那些事情上获得自我认同。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那座萧条破败的地坛古园，虽然来来往往地走过很多路，做过很多事，却找不到一个目标，看不到路的尽头。
那段日子让我迷茫了很久，也浪费了许多时间。但还好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终于想明白了何为“救赎”。
如果说，失败意味着梦想的破碎，那成功就意味着梦想破损后的再次聚拢。这番缓慢的过程，即是一场“自我的救赎”。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沙海拾贝。
你见过贝壳吗？外表坚硬，里面藏着珍珠，一枚枚地埋在沙滩底下。人们都希望找到最大最亮的那颗珍珠，所以必须亲自动手，刨开粗粝的沙子，撬开坚硬的贝壳。但是，不是所有贝壳里面都有珍珠，绝大多数贝壳其实都是空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放下，再找下一个贝壳。于是，人们只能不断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刨开沙子，撬开贝壳，再刨开沙子，再撬开贝壳……可能你永远也找不到一颗黄豆大小的珍珠，但是你知道——贝壳里面有珍珠，不是这一个就是下一个。
史铁生老师当年将大段的生命与时光漫布在地坛的每一处角落，我想就是这样一个沙海拾贝的过程。后来我看过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我看见安迪用二十年的时间洞穿监狱的围墙，细碎的石子从他口袋里滑落时，我更加坚信——所谓“自我救赎”，即是一个沙海拾贝的漫长过程。
我和老妈那些事儿
我受我老妈的影响很深，但从性格到习惯，从爱好到志向，我们都大不相同，甚至完全是反着来的。
老妈怀孕时，不沾荤腥，炒过肉的锅子再炒菜，她闻了一准犯恶心。外婆万般无奈，只得另买一只锅子，给她单独吃小灶，还一边炒菜，一边数落老妈，说：“肚子里欠下肉，将来保准生个肉大王……”没想到这句话真的应验在我身上，弄得我现在吃饭都是无肉不欢。
那时，我们家住在平房。每家每户都隔着一道砖墙，门外一处小院，可以种点花花草草。老妈喜欢摆弄这些东西，即使挺着肚子，也不忘给她养的那点儿瓜果蔬菜浇水施肥。别看地方不大，老妈却着实花了不少心思。小菜不说，单讲那两株挺拔的李子树，不知费去老妈多少心血。一到了上肥的日子，老妈就要骑着自行车去很远的地方拉肥料，往往是早晨去，下午才能回来。每次给树浇水，老妈都用花洒，不敢用水管，说是怕水压太大，喷坏了树根。有句老话叫“好树要好土”，老妈特别看重这一点，所以每过两年，她就要给李子树换一次新土。那土都是老妈自己骑自行车一袋一袋驮回来的，她本就身材瘦小，从车上搬运一袋黄土，就显得更加单薄。这般小心伺候着，终于等到了结果之日，树上长出了紫红鲜亮的李子。那又大又圆、又红又甜的，都分给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我，还有旁的兄弟姐妹。而那又小又酸的，老妈也舍不得扔，摘下洗净，搁在锅上蒸，加点儿蜂蜜，放几块冰糖，做成了水果罐头，酸酸甜甜的。老妈说：“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
老妈对这两株李树能如此费心，实在是因为她对这种树之人，有极深的感情。听说，这李树原本只有一棵，是太姥爷与太姥姥成亲时栽下的。可惜太姥姥去世得早，族中后辈对她几乎全无印象，家里甚至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太姥姥走后，太姥爷舍不得将她的骨灰送回老家，便将它撒进了土里，上头又栽了一棵小树苗。太姥爷说，将来自己死了，骨灰就埋在另一棵李树下，活着过了一辈子，死了也得过一辈子。可能是太姥姥的魂灵有感，那后栽下的李树，竟比前一棵长得更加粗壮，结出的李子也更大更甜。
外婆总共生了五个孩子，上面两个女儿，下面三个儿子，我妈排行老二。那时，外婆刚刚生下最小的两个舅舅，双胞胎。家里人口多，粮食短缺，再加上老一辈人都有点儿重男轻女的思想，所以外婆就将老妈和大姨送去那些条件宽裕的亲戚家。正逢太姥姥病故，太姥爷一个人孤苦无伴，当即老妈就被外婆打发了去。
这个看似偏心的决定，实际上让我老妈的童年过得十分滋润。太姥爷每月都有工资，除了吃饭，一个单身汉再无别的花销，所以这点钱都花在了老妈一个人身上。老妈每天早晨上学都能得到一毛钱，那时的一毛钱可以买七颗牛奶糖，她就和班里另一个女生约好，两个人每天轮流掏出一毛钱来买糖，那天轮着谁掏钱，谁就能分到四颗，对方吃三颗，第二天则反过来，这样两个人就每天都有糖吃。据说太姥爷一个人会讲四五个民族的语言，他跟那些少数民族的关系极好，时常能从外面带回来一些特色糕点，给我老妈大饱口福。太姥爷栽花种地、宰杀牲畜，无所不通，无所不会。每次帮那些当官的人家宰杀一只羊，都能分到一个羊头或者一块羊排。老妈现在经常念叨：“那羊头汤做得……唉，现在再也吃不着了！”
老妈12岁那年，太姥爷因为肝硬化去世，老人家死时肝脏腹水，肚子圆得如同皮球一般。自知大限已到，太姥爷拖着沉重的病体，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正规的遗像。他把自己的照片连同口袋里的十几元钱，一并交给了我老妈，说是留给她买糖吃。老妈颤颤巍巍地接过照片和零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她当时一直以为太姥爷的病只是暂时的，一切还会恢复如常。却没想到，当天晚上太姥爷就一言不发地离去——他是在睡梦中死的，没有一丝痛苦。家人遵其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另一株李子树下。
太姥爷走后，老妈学着他的模样，也伺候起那些花花草草，虽然弄得不好，但是那两株李子树倒也活了几十年。要知道，普通的李树活个三五十年，早已被虫吃鼠咬得衰败不堪。而这两株李树却反其道而行，势头越长越好。虽说这品种是李树当中寿命最长的“血樱桃”，但是老妈却一直坚信，此树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全都仰仗亲人的灵魂庇佑。
后来老妈怀了孕，粗重的活儿便不再干了，只是每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或者给花草蔬菜浇浇水。有一回，她坐在院里，手上提着花洒，人却一动不动，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朝院墙外眺望，阵阵出神。她看的不是别的，是隔壁人家葡萄架上还未成熟的酸葡萄。老爸看出了端倪，一个平常宁死不讲半句软话的男人，此刻竟也拉下脸来跑去求人，向从前不怎么打交道的一户人家，讨来一串酸涩难当的青葡萄。旁人吃上一颗，酸得立马吐掉，老妈却将整串葡萄分分钟就填进嘴里，连籽儿都未吐，只留下一句：“味儿是够了，就是少点儿，没吃过瘾……”
老妈从来不是一个娇气的女人，直到临产的前一天，她还挺着大肚子坐在那种旧式的小马扎上洗衣服。别人家的孕妇去医院，那都是前呼后拥的，而老妈始终是独来独往。若不是医生要求必须有家属陪护，她一般都不爱麻烦旁人。
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大人们常说的那种“讨债鬼”——生下来就是给别人找麻烦的。这一点似乎在我还未出世就已经有了预兆。别的孕妇做产前检查，往往只需一遍，而我却让老妈白白做了两回。那是临产前的最后一次拍片，老妈一个人拿着片子，从CT室回到妇产科。科室的女医生接过片子，匆忙扫了一眼，便说片子拍错了，没见过这么大的头。没办法，老妈不得不大着肚子，回到CT室再重拍一次。过了一会儿，片子出来了，CT室的医生说，没拍错，就这么大。老妈听了，又回到产科，拿出第二次拍的片子，讲了确切的结果。女医生摇摇头：“那生不出来，准备剖腹产吧！”
老妈生我时，羊水浅。手术刀下去，我那未见天光的脸颊上，留下了三道鲜明的伤口。护士把我抱出手术室之时，特意用被单盖住脸上的刀伤，可是鲜血还是透过被单，染得一片红。当年的人，法律意识淡薄，旁的未敢多想，只是担心这孩子会不会就此破相，将来讨不上媳妇儿。幸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伤痕慢慢淡去，几近于无。否则，以我自尊心之重，断然无法允许自己带着一张卡西莫多般的丑脸继续生活。
说来也巧。在我出生之前，育婴房里的婴儿，将近百人，却无一名男婴。于是在医生和护士之间，我就被冠以“花花公子”的称号，此后二十年一直深受其累，常以此为由，遭人戏谑。后来有一次，老妈隔着育婴房的玻璃，对我说：“小皇帝，你总算出来了！这后宫三千佳丽等你等得好苦啊……”
长到六个月的时候，有人发现我与寻常人家的孩子稍显不同。说这孩子太老实，不踢不蹬不翻滚，不是好兆头。老妈说，老实了好，老实孩子带着省心。那人忧心忡忡地说：“只怕省心在前，费心在后。”
再往后的事情，不必一一细说了。陌生与茫然、痛苦与隐忍、希望与失望的治疗过程，如同一支支画笔，描绘了我幼年时期的全部时光。那时，族中长辈劝解老妈，让她再生养一个，其言下之意就是放弃对我的抚养。许是生意人的天性，大概认为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吧。只是老妈听完，转身便走，她说：“不管孩子怎样，既然我把他生下来，我就要把他养大。老天夺走他多少，我就用爱来弥补他多少。”老妈说这句话时，她心里下了多大决心，做了多少准备，我这支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来。我只能告诉你，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她做到了。直到我六岁以后，家里才添了一个妹妹。彼时，我已能用简单的方式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喜好。
记得那时，家里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屋子里热得如同蒸馒头的笼屉。电风扇即使开到最大挡，吹出的风依旧带着一股令人虚脱的热流，能把人闷得冒出烟儿来。实在热得急了，我就坐到院外的李子树下。浓浓的树荫泛着凉意，空气中还飘散着李子酸甜的香气，动动鼻子就能知道这是夏天的味道。我光脚踩在晒得滚烫的石阶上，沙砾粗糙，痒痒地硌着脚心，老妈说可以按摩穴位。到了晚上，空气潮湿，蚊子也比白天多了不少。老妈点起一支蚊香，挂在树梢上，然后搬把摇椅坐在旁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来，给妈讲个鬼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一边讲着故事，一边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那时的夜空，纯净如水，繁星密布，如同水晶漂流在深色的湖面。我慢慢说着，慢慢看着……慢慢地，我就睡着了……
做一个“有品有趣有范儿有腔调”的木偶
2000年夏天，我第一次花钱买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正版唱片《Jay》，它的演唱者也叫JAY，中文名叫周杰伦。
那时的杰伦，没名，没钱，没女友；生活习惯邋遢；不会攀岩，不会骑马，更不会打高尔夫；他没去过盐湖城，也不知道摩门教；因为在单亲家庭长大，他性格沉默而孤僻，终年穿着一件旧旧的“黑色毛衣”，走起路来更是低着头；他逛街买不起昂贵的，却也看不上便宜的；家里唯一的收藏品就是母亲买给他的吉他和自己弹断的一根根琴弦；自知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儿”，他从不花费时间去做跟音乐无关的杂事，比如摘抄文章或者收集冷知识；他不喜欢领导别人，更不喜欢被别人领导；他是独自生活在“威廉古堡”中的音乐王子。
杰伦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评委批评他唱歌时口齿不清，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下台之前，坐在评委席的吴宗宪提出要看看参赛选手写的谱子。别的创作型歌手，谱子画得一团乱麻。唯独杰伦，连草稿都写得干净而整洁。因为认真，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他听见吴宗宪对自己说：“下周来我公司报到。”
那一年，杰伦18岁。他一无所有，只有对音乐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认真。
在公司的第一年，杰伦遇见了同样怀才不遇的填词人——方文山。两个人一拍即合，从此成了搭档。他们给当时红极一时的歌手写歌，却没有一首歌得到保留；他们给刘德华写了一首《眼泪知道》，华仔却因为歌词古怪而拒绝演唱；他们为了向李小龙致敬，给张惠妹写了一首《双截棍》，阿妹却认为曲风怪异，因此不接受。
杰伦在公司坐了一年的冷板凳，始终毫无建树。有一天，吴宗宪找到他说：“如果你十天之内能写出五十首歌，我就从中挑出十首歌，给你出一张专辑。”
杰伦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他先去买了一整箱的方便面，然后把自己关进工作室十天十夜。后来方文山回忆道：“他那次完全拼了，居然写歌写到流鼻血……”
十天之后，同名专辑《Jay》横空出世，当年在台湾拿下五十万张的销量。自此，周杰伦的名字，一炮而红。
如今，距离《Jay》的推出已经过了十三年。才华横溢的杰伦，似乎也到了“江郎才尽”的尴尬境地。但是，他的这段经历，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一个男生，可以不帅，可以不念书，可以没钱，可以不善言谈，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认真！否则，你的一生也就这样了。
就像杰伦后来在《四面楚歌》中唱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
拆下他们的面具
我只知道好像
认真的男人最美丽
（故事讲完了。对故事细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当年的采访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