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年，受制于贵族统治多年的古斯塔夫三世（1771-1792年在位），利用贵族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僧侣、市民、平民三个阶级对贵族的不满，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解散了国务会议，恢复了专制王权。就这个角度来说，他倒也算一代雄主。
但他在夺取权力之后，却不但未能解决国内的财政危机，反而冒险挑起与俄国的战争，结果损失惨重，国内大批军官哗变。他的生活也十分奢华，他迷恋话剧，被后人称为“天才演员”。
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化装舞会。化装舞会是欧洲宫廷中十分流行的一种娱乐，就是在舞会中戴上假面具，把自己化装成神仙、鬼怪等，这样就有利于人们毫无拘束地投入到舞会中去。
1792年3月16日，古斯塔夫三世准备参加晚上的化装舞会。有人向他告密说，据可靠消息，晚上有人要向他下毒手，古斯塔夫听了哈哈大笑，因为类似的谣言他已听过不下几十次，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当天晚上当舞会进行到高潮时突然有个人从背后向国王开了一枪。舞会顿时惨叫阵阵，乱成一团，凶手乘乱逃跑，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抓获。
凶手是一个叫做安斯特洛姆的御林军队长，而他的后台是当时的大贵族——皮萨林将军。古斯塔夫抑制贵族阶层的政策使贵族中有不少人对他切齿痛恨，加上对他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不满，使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要除去他的集团。
13天后，古斯塔夫医治无效去世，临终前留下两句话：“杀他的是法国的雅各宾派，宽恕杀他的人。”但凶手还是被戴上镣铐示众之后连抽三天的鞭刑，最后砍头分尸投入海中。
西班牙国王婚礼血案
1808年拿破仑对西班牙的入侵，挑起了蕴藏在西班牙人民心中的激情，西班牙从18世纪一个死气沉沉的角落，变成了19世纪欧洲革命次数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斐迪南七世依靠人民复国，最终却背叛并镇压人民的卑鄙行径，使西班牙王室一度成了众矢之的。在他女儿伊莎贝尔二世时期，反抗达到高峰，她在位期间，总共改组了41次政府，颁布了7部宪法，各种政治势力发动了15次暴动，她本人也遭受了两次未遂刺杀。1868年，她在一次政变中被迫流亡国外。
后来，伊莎贝尔二世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回国复位，西班牙的局势平静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三世（1886-1931年在位）时期。
阿方索十三世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他的父王就因病逝去，他一出世就成为国王（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历史上只有两例），长大后成为一位任性而热情的一国之主。
19岁的时候，对英国的一次访问，使他迷上了“欧洲老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维多利亚·欧亨尼娅，两位出身高贵的青年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由于恐惧欧亨尼娅可能带有英国王室的家族病——血友病的致病因子，他们的婚约在西班牙遭到强烈反对，但最后，他终于说服了他的母亲——有“德行夫人”之称的太后克里斯蒂娜。
据说，欧亨尼娅的教母曾赠给她一串珍珠项链，但同时嘱咐她在婚礼时不要戴上，因为很久以前一位吉卜赛女巫曾经预言，如果新娘戴上这串项链，她日后将流出如珍珠那么多的眼泪，但欧亨尼娅将之当做童话，在婚礼上戴了那串神秘的项链。
婚礼在1906年5月31日举行。当队伍行至狭窄的马约尔大街时，从一栋楼上掉下来一束鲜花，花中藏有一颗炸弹，在新郎和新娘的御用马车前炸开了，一时间烟尘四起，血肉横飞。
这场惨剧，总共造成22人死亡，70多人受伤，不过国王和王后幸运地从血肉堆里逃出。吉卜赛女巫的预言应验了，这只是这对新人一生厄运的开端，他们即将面对的是西班牙最动荡的岁月……
行刺者叫莫拉尔，是一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惨案发生前一天，曾有人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楼上抛东西下来，以为他神经有问题，并不在意，原来他是为了测算物体到达地面的准确时间。后来，他在即将被逮捕的时候自杀身死。
葡萄牙君主制的覆灭
在西班牙王室血案发生后两年，即1908年，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国家——葡萄牙发生了一桩对历史影响更大的刺杀事件。
19世纪末，葡萄牙的共和派与失意王党分子、共济会站在一起，谋求颠覆葡萄牙王室的统治。葡萄牙当时的国王卡洛斯一世（1889-1908年在位）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两件事使他丧失了民心，一是1890年，他企图将非洲的两个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连接起来，遭英国反对，在英国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军，放弃连接两个殖民地的计划，使国内不满。一是在1906年，任命强硬派王党分子佛朗哥担任首相，而佛朗哥是个不得人心的独裁者。
1908年，卡洛斯国王和他的长子——王储路易·菲利普在王宫门前的广场上被两名共和党激进分子开枪打死（这个案件的背景从来没有被彻底查清）。他的幼子，年只18岁的曼努埃尔二世继承王位。此后国内局势一直动荡，两年后，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曼努埃尔找不到任何人为他卖命，只好黯然出逃到英国。
曾经出过“征服者”阿方索、若昂大帝等杰出帝王的葡萄牙王室的统治，至此永远画上了句号，留在它背后的，只剩下一连串的叹息……
从上述刺杀事件不难看出，欧洲刺杀王室成员最密集的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除了上面记述的这些之外，还有许多影响不是很大的，像英国很受民众爱戴的“仙女王”维多利亚女王都遭到过两次未遂刺杀。
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君主普遍比18世纪以前的要勤政、接近民众，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刺杀事件增多的呢？
在欧洲君主制的发展史上，14－16世纪是个关键时期，在这一阶段，各国君主纷纷与城市平民势力联合起来，向地方封建领主挑战，从他们手中收回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此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可算君主专制时代（虽然君主的势力还要受到议会、最高法院、市民、宗教力量等方面的制约，与东方的君主专制还有差距），其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但使一切发生逆转的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点燃了欧洲人心中的自由主义烈火，从此再也没有熄灭。19世纪，自由主义的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其最高峰是1848年，这一年，几乎每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都爆发了革命（俄国除外），20个城市的市民筑起了街垒同政府作战。这一年遍及全欧的革命，使很多君主被迫接受了君主立宪制，不过在1815－1918年之间，君主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制度的主流，偶尔有一两个共和国出现，也被大多数欧洲人视为怪胎。
这个阶段出现的新国家，如比利时、挪威、希腊等，也都不得不请来一个人当国王，加里波第在革命成功后，也心甘情愿地把政权交给国王。这个时期君主受到的最大的冲击仍来自法国，短短40多年间（1830－1871年），接连推翻了三个王朝。1871年确立共和制度之后，作为“君主制海洋中的一叶共和制扁舟”，共和制又经历了两轮恢复帝制的浪潮冲击，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中带给欧洲的苦难自不待言。
有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的“集体自杀”，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欧洲君主制的集体自杀。因为维护欧洲君主制的三个最强有力的支柱——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奥匈的哈布斯堡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同归于尽。
共和制的思想和制度终于获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大陆上蓬勃发展。这个时期新独立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都选择了共和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君主制又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东欧的君主全军覆没（只有希腊坚持到1973年），剩下的只有西欧、北欧寥寥十来个君主（还包括几个欧洲袖珍国），他们的存在也只剩下”橡皮图章”的意义。
综观欧洲君主制整个衰落过程，有两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一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另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两个点分别对应于欧洲自由主义的觉醒和欧洲君主制的真正衰落。在这两个点之间的1789-1914年，正是欧洲君主制和要求共和制的民众之间碰撞最激烈的时期，因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刺杀王室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了。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代表，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导演了相当多的刺杀事件。
与此同时，19世纪欧洲的另一个思想也在蓬勃发展，那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思想支配了19世纪到20世纪相当大部分的版图变化，这些变化通常有利于地方局势的稳定和人民愿望的伸张，不过也就是在19世纪，极端民族主义者取代了狂热的宗教分子成了刺杀事件的另一个主导力量。
当今的欧洲，除了部分地区的局势仍存在不稳定因素外，大部分地区已经弥漫在和平、静谧的氛围之中，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看来是不会发生了。仅存的欧洲王室成员，也日复一日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建筑里面，或参加一些礼仪活动，体现自己“橡皮图章”的作用。
3.刺客策略的广泛应用
以刺客为基础的政权鲜有长命和善终者。吴王阖闾靠刺杀夺取了王位，为了挽回国家命运，燕国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始皇的困兽之斗，日本“帝国时代”的几届内阁，中亚的山中老人，都很快沉沦覆灭。但这并不影响暗杀活动在各转型时代的兴旺和宫廷政治争斗中对刺杀活动之外价值的利用。
革命暗杀
刺客存在的“合理性”，或者说刺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特定人物进行肉体上的消灭。这种刺杀手段，也被一些激进的革命者所使用，故而，可以称之为“革命暗杀”。
在中国，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广东总督德寿。
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的理论。
烟山专太郎曾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
“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政府改革五人团成员，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
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声明号召“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做浪漫主义的“侠”或中世纪骑士鼓舞人心的正义榜样。
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
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高潮。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
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
木棍与红丸——政治刺杀丑闻
宫廷斗争中，向来并不缺乏刺杀，更不缺乏种种因刺杀而产生的闹剧。这一切，都是因为宫廷政治建立在专制、独裁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以皇帝一言堂为根本的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恰恰是使用正常的政治手段无法进行改变的，所以，就有了愈演愈烈的刺杀闹剧。
最为荒唐的，就是发生在明神宗时代的“梃击案”。这一件刺杀案，围绕着当时最为复杂的一件宫廷大事——立太子的问题。
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后没有子嗣，而宫女出身的王恭妃首先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光宗），按照惯例，应该立他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可是，后来郑贵妃又生了皇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神宗因为宠幸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又怕遭到群臣反对，所以迟迟不立太子。这一拖，就拖延了将近二十年。
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唯恐因为太子问题，引发出宫廷变乱，所以十分担忧，先后上书、进谏，可以用“蜂拥”来形容大臣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大臣们的舆论十分一致，就是要求及早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这一意见是万历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所以，凡是持有这一观点的大臣，动辄获罪，被降被调者无数。群臣力争十五年，直至朱常洛已二十岁，神宗才勉从众议，立他为皇太子，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争国本”事件。此后，宫廷又发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全是围绕“争国本”而来。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有男子名叫张差，手持枣木棍，突然闯入太子居住的寝宫（慈庆宫），打伤守门内侍，意图对太子不利。在争斗过程中，张差被当场生擒。
这一事件发生得十分蹊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莽撞的刺客？为什么这个人没有精良的装备，只是拿着一根木棍就敢擅闯太子寝宫？他难道不知道凭着自己的武艺、力气、武器，根本无法达到行刺太子的目的？他到底是什么人主使，是太子的反对派想要刺杀太子，还是太子自己制造烟幕，博得皇帝与大臣的同情与关注？这一切的疑问，胜过了行刺这一事件本身。
正是因为这件刺杀案存在以上的诸多疑点，所以才引起了满朝大臣与皇帝的重视。开始，御史刘廷元（浙党）负责审问刺客张差，但是经过他的审问，上报给皇帝的结案报告称，张差是疯癫，行刺行为属于发疯后不能自我控制。
可是，这一说法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怀疑，并且有人把刘廷元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关系网也抖出来，认为他这是在为行刺案的幕后主使开脱。于是，这一案子被重新审理。
在案件审问过程中，刑部主事王之寀（东林党）审出了实情，原来张差并不疯癫，是由内侍庞保、刘成指使行动，而庞、刘二人均为郑贵妃宫的内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