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的早上，尹凡七点四十就来到组织部干部科办公室，在报到时已分配给自己的那张办公桌前坐下。这时机关里还没来人，办公室静悄悄的。他坐下后静默了几分钟，似乎是体验一下坐办公桌的滋味。然后他起身，拿起扫把把办公室打扫了一遍，又提起热水瓶去打开水。不久，先是陈科长，然后是干部科的干事小刘也都进了办公室。
陈科长说，你一来就劳驾你来打扫了。
小刘也说，真是不好意思。
尹凡说，这有什么？我初来，这些事我都应当干的。
小刘说，以后我们俩轮着干吧。小刘就给三个人一人泡上了一杯茶。
大约到了八点半，电话铃响了，陈科长接了电话后对尹凡说，杜部长要跟你谈一次话，要你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说罢，带着尹凡来到杜副部长的办公室。
分管领导和新来的部下谈话，这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个规矩。两人来到杜南副部长的办公室，陈科长敲敲门，里面传出声音：进来！
原来，在机关里工作久了，干部们对于敲门的声音颇有分辨的本领。上级到下级的办公室，一般很少敲门，往往直接推门就进去了。也有客气一点先敲门的，但敲的声音或者很随意，或者很果断，而且只要里面有人，不等回答，也就进去了。但下级敲上级的门，则大都小心翼翼，轻轻地，声音大小的程度以里面刚好能听见为度：敲重了，怕领导觉得冒犯而不高兴；敲轻了，又怕里面听不见。陈科长敲门的声音恰到好处地表明了自己下级的身份，所以里面的声音也就当仁不让地显示出主人的身份。
进去后，陈科长恭敬地喊了声：杜部长——按照机关的习惯，他把杜南副部长的“副”字给省略了——然后把尹凡介绍给杜部长，杜部长点点头：坐吧！他的目光只接触了一下陈科长，就移到尹凡身上。陈科长知道自己应该退出了，他给杜部长的杯子里添上开水，又给尹凡倒了一杯水，然后掩上门出去了。
杜部长的桌子上摊着一份东西，似乎是一份文件，另外还有当天新到的报纸，尚未打开。他把这些东西稍微理了理，然后用一种慈祥的口气对尹凡说，不错嘛，小伙子！过五关斩六将，能够凭真才实学考进机关，说明你的基础还是很好的。特别你的学历又高，又是搞社会学专业的，我们组织部门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尹凡听杜部长初次见面就这样夸奖自己，有点不知所措，说，正好临场发挥得好罢了。感谢组织上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来了以后，我要多向机关的同志们学习。
很好，进了机关，尤其是进了组织部门，是要保持谦虚的态度，要夹起尾巴做人，这样才能进步。说到这里，杜部长呷了一口水，你们初到机关的同志，我们代表组织上跟你们谈谈心，作一些必要的交代，是为了今后能够更好地工作。他的表情严肃起来，这个嘛，到组织部门工作，最重要的是要严守组织纪律，尤其是搞干部工作，涉及到许多党委的机密，特别要小心谨慎。确定你到组织部之前，我们派了同志到高专考察，据高专的领导反映，你在这方面还是能够靠得住的。
尹凡在高专工作时并没有接触什么机密东西，本来谈不上什么靠得住靠不住，他不知道为什么考察回来会给他这么个结论，或许是他一贯工作表现还认真，对领导态度也还尊敬，而且除了爱人调动问题，从没去找领导提出过什么要求；再就是他性格向来沉稳，不大喜欢表现自己？要不然就是领导希望他能进组织部，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来疏通关系？想到最后这一点，他又不免为自己感到好笑：你人还没进来上班，就想到将来学校的领导可能会来找你托关系，未免太有点自我膨胀了吧！
杜部长说完刚才的话，表情又疏朗了：当然，干部工作固然重要，党员发展和党的组织建设也是组织工作十分重要的方面。他在语气上把“十分重要”几个字作了强调，有的同志对组织部门内部的分工有不正确的看法，说什么在组织部里，干部口是管“干部”的，而党建口是管“干”的，这就不妥嘛！都是党的工作，都是在市委统一领导下，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轻重的区别，以后你听见别人有不正确的说法，可以反驳他们。我就从来不认为自己个人怎么重要，都是代表市委在做工作嘛，你说呢？尽管他这样说，但尹凡看得出来，杜部长的内心还是满自豪的。
对于杜部长的提问“你说呢？”尹凡当然不能说什么，虽然尹凡没在机关呆过，他也听得出来杜部长的这一询问只不过是用来辅助语气的一种习惯，并不真的要别人回答。因此他只有点头称是而已。
尹凡上班的头几天，陈科长让小刘给他找了一些相关的业务方面的规定和文件，让他熟悉熟悉，又将一些过去未填写完的干部选任表格，让他翻出每个人的履历、照着过去的格式来填写。这虽然只是些非常简单的工作，但尹凡知道这些都是日后必不可少的“基本功”。晚上，由于他上上下下的人事一时还不熟，便在组织部临时分给他住的一个单人宿舍里看他的社会学的书。在参加公务员考试之前，他到市新华书店闲逛，无意中看到一本新出的由美国社会学家埃利奥特·阿伦森写的《社会性动物》，便把它买了下来。可由于紧张的复习和考试，接着又是等候考察结果、办理调动手续，事情多，心绪上也静不下来，所以这本书一直丢在那儿没工夫看。现在他正式到组织部上班，虽说新来乍到，白天还比较忙，但晚上一般很少加班，他的情绪也慢慢平静了下来。
《社会性动物》这本书挺厚，有40多万字，在美国曾多次再版，作者亦曾因此书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国家媒体奖”。在正式看书之前，他用手先将书把玩一下（这是他多年读书养成的一个习惯），前后随意翻一翻，听听那“哗啦哗啦”的纸张翻动声，又摩挲一下封面和衬页，掂掂书的重量，然后找到版权页，看看它的版本和印次，最后再欣赏一下书的封面。他从这种把玩中，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快慰。有时候，他即使在把玩之后就把书放下而不再看它，也觉得能从书中吸取到某种属于心灵的东西。
他刚才在翻书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小标题：《从众的定义》，心里若有所动，便找到这一页：
从众（conformity）可以定义为：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点的变化。
书中列举了一些作者所认为属于从众的例子，尹凡看了后不由得想到了自己：自己放弃所学的专业和已经差不多适应的本行来机关里做公务员，这大概也算是从众行为吧？到机关做公务员，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今早已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可在河阳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机关公务员的旱涝保收，它的职业的稳定、轻松和相对的悠闲，特别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隐形效益（这里面包括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的权势部门收受礼品、礼金和通过机关之间的互通有无而能够办成社会上一般老百姓办不成的许多事等等），都令外界老百姓羡慕不已。在大学里当老师，职业虽然高尚，但利益上却并不实惠。他在大学里两年，深深体会到，即使学校里，老师的地位也在学校机关干部之下，甚至学校里的校工，由于手中掌握了一定的资源，比如开小车的司机，比如那些负责水电管理、煤气供应的人，在某些方面也更受学校领导的看重而比当老师的吃香。在社会上，大学老师甚至还不如中小学老师更能够玩得转。家长们由于希望孩子读书成绩好，将来能够考上大学，对孩子在中小学里的老师是礼敬有加。孩子一旦考上了大学，等于他们的翅膀已经硬了，只要不犯大的过失，从学校里毕业是笃定的，而且，他们将来的分配与在大学的成绩好坏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目前这么个关系学盛行的时代，大学老师由于与别人无法建立可以相互利用的利益关系，也就基本上被排除在关系学的循环圈之外。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妻子娄虹完全符合调入河阳市的条件，可就连去有关部门咨询一下，别人都爱理不理，给你软钉子碰。在这些事上怄了气，固然是自己报考公务员的原因之一；但在内心深处，或许还是存在某种很世俗的欲望的吧？尹凡不愿再对自己的心理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他开始开脱自己：我感受到的压力是真实而具体的，决不是臆想出来的！我对生活进行了一次新的选择，是因为我想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性已经伴随着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嵌进了我的灵魂，我不管今后干什么，都不可能会背叛这一理性的。他放下书，到卫生间里洗把脸，然后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尹凡，有一种成熟的风度，给人以儒雅俊逸的感觉。虽说长得清瘦了一点，但鼻梁高耸，脊背挺直，一头浓密的乌发梳得整整齐齐，到了晚上仍然一丝不乱——这是他上课养成的习惯，他在上课时，总是注意在学生面前保持一种良好的形象。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他竟然对着镜子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一段时间，他对于科长分到自己手头的工作，很快就熟悉了。别人都说，从没在机关呆过的人初进机关，差不多都会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抑的气氛，但尹凡这种感觉却一点都不明显，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以为他有研究生的高学历，所以可以睥睨众人，这点其实说错了。因为尹凡的农家子弟的身份在他心中产生的自卑感是那样深，足以抵消学历带来的自傲。尹凡想：是不是那一次与杜部长的谈话让自己产生了一种良好的心理暗示？由于表现勤快，工作认真，进入角色快，陈科长对自己也可以说是相当满意的。唯独就是小刘，对于自己显得过于客气，使尹凡觉得稍稍有些不大自在。不管怎么说，既来之，则安之，既然进了组织部，好好做工作总是不错的。
尹凡第一次参加考察干部是在他进组织部一个月后的事。市旅游局局长年纪已经过了六十，马上就要办理退休手续了，接任他的人选，组织上定在旅游局内部。按照公务员选任条例，提拔担任上一级职位，必须在该职务的下一级职位上干满两年。那么，旅游局实际上只有几位现任副局长有资格成为局长候选人。现在，市旅游局的副局长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马世龙、王超和刘知远。这马世龙原本在一家国有中型企业当头，后来看到企业效益受市场制约太大，老呆在那里有风险，就通过“活动”调到了旅游局，而且越过原来的副局长王超当上了二把手。王超则一直在旅游部门工作，业务上是很熟悉的，就是性格比较内向，不大善于交际，跟上面的领导也不太熟。刘知远原来是旅游局的办公室主任，年纪比较轻，任本职级的时间不长，刚刚满两年。要是按照顺序排位，马世龙是可以走马上任，接替局长位置的。但他来旅游局虽然两年多了，对旅游业务上的一些基本知识却仍掌握得不多，他的爱好是结交“上面”的朋友，除了陪领导，市里的旅游点他基本上是不去的，因为他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而王超呢，虽然是第二副局长，局里业务上的事，还主要是由他来协调，比如设计、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和对景点的对外宣传、介绍等等。他的人品也受到上上下下的普遍赞同。不过，他的年纪大了一些，今年已有五十三四，年龄上是不占优势的。至于刘知远，是三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但人们的印象中，他当然是嫩了点。
当陈科长带着小刘和尹凡来到市旅游局的时候，局里早已根据组织部事先的通知要求，替他们的日程作好了安排。首先是召开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这次考察的目的，然后由陈科长讲一番通过考察这一民主程序选拔干部的重要性，再下面是投票，最后就是个别谈话，背靠背地分别征求大家对三位候选人的意见。首先进行投票，投票的结果马世龙比王超少了好几票。这几票之差，说明什么问题，尹凡他们现在还不可能知道。他们想，也许等下谈完了话，会摸到原因的。不过，考察过程中的民主投票结果一向是不对参加投票的本单位群众公布的，所以这个结果单位的人并不知道，非但现在不知道，就是将来也不会知道。投完了票，再下面是个别谈话阶段，按照惯例，局里面科一级的负责人都必须是谈话的对象，然后考察小组觉得有必要，也可根据单位的花名册来随意挑选谈话对象。
几乎每个谈话对象走进考察小组的临时办公室时，都是一副谦恭谨慎和小心翼翼的样子。谈话当中，陈科长负责提问，小刘和尹凡则负责记录谈话内容。陈科长问话的内容，无非是考察对象们的政治表现、工作成绩、群众关系以及廉政情况等等，只不过有时问得详细，有时问得简略而已。虽然考察对象是三个人，但由于来的时候领导有过交代：如果没有异常情况，旅游局的一把手最好还是按惯例，由第一副局长接替，所以陈科长自然对马世龙的情况会问得仔细一点。
尹凡过去没参加过考察，这次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一边在想：这些来接受询问的人也真是的，对于组织部门来考察谁当单位一把手的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看重，大多数倒像是在应付一门差使。谈到考察对象们的政治表现，都说是坚决拥护党的路线；谈到工作成绩，便都说为河阳市的旅游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谈到群众关系，便是没有架子，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谈到廉政情况，则都说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廉洁问题。以至记到后来，尹凡发现这些谈话就和单位上大家坐在一起互相作鉴定一样，差不多尽是一些美好而空洞的概念。遇上陈科长多问几句，这些人也多是含糊其辞，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来应付。于是，陈科长有时干脆就直截了当地问，你认为这三个人里面哪个更适宜当局长？被问的人就觉得这似乎是一个超越了自己智力水平的问题，“吭哧吭哧”老半天不作正面回答，有的即使回答了，又绕来绕去的让你听不出他到底是同意哪一个。考察到最后，只有财务科长和办公室副主任两个人明确表态，同意马世龙继任旅游局局长职位，另有两个业务科室的人则态度倾向于王超，但在表达上却十分地委婉。
科室负责人基本上都问过了，但办公室主任和另一位中层干部却未见露面，一问才知道，他们两人昨天出差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虽然这两个人的岗位在局里是比较重要的，但人不在，也不可能等，只好算了。见还有一点时间，陈科长建议再找个把群众谈谈。他翻了一遍花名册，见花名册上有一个分到局里工作才一年的本科大学生，名叫鲁力的，便点了这个鲁力的名，旅游局的同志赶紧把鲁力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