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4日的法兰克福西方军政官正式会议上，法英两国军政官柯尼克和罗伯逊再次表示，“盟国管制委员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余下的只是结束的方式和时间”，前者强调在履行建立德国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该将分裂货币、解散盟国管制委员会等责任推到苏联一边。FRUS，1948， Vol.2，p.893.三天后，罗伯逊更是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一次群众集会上表示，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建立西德临时政府。他代表西方三国军政府向德国人宣布：“目前我们必须接受铁幕分割了德国这一事实，行动起来吧，德国的大部分处于铁幕的光明一侧，下决心把它建设好吧！另一部分国土总有一天会回到你们手中。”罗伯逊虽然没有点苏联的名，但却号召西德人支持西方文明、对付共同的敌人。他接着说：“你们要下决心反对那些嘴上讲民主、背后打棍子的先生们，他们会悄悄夺去你们德国人的自由……前途是美好的，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同是欧洲的一部分。”[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第128页。罗伯逊和柯尼克的言论说明，英法与美国在筹建西德政府问题上一样立场坚定。
但针对苏联可能因西德政府的建立而在柏林采取的报复行动，三国之间却在采取怎样的应对举措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样是在4月14日的军政官会议上，柯尼克还曾明确表示：“从一开始大多数法国人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喜欢将柏林选做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在地，如果放弃柏林，他们也不会感到悲哀。”他进一步表达了法国在过去的日子里对柏林形势的一些担忧，他甚至建议与索科洛夫斯基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并在形式上将此作为一次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弄清楚苏联人的态度，通过对话可以更加清楚地展现出他们在对柏林交通问题的想法以及驻德苏军对未来柏林局势的态度。但柯尼克的以上建议遭到了克莱和罗伯逊的反对，后两人认为：“在第二阶段伦敦六国会议召开前，不是采取这一行动的良机，因为此举将会被苏联人看作是西方立场软弱的信号，会不利于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FRUS，
1948， Vol.2，pp.893-894.不过，罗伯逊也感到美英法三国离开柏林只是时间问题，甚至表示可能从6月份开始西方努力的重点就应该集中在筹建西德政府上。上述情况至少暗示，英法认为筹建西德国家可能招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报复行动，而一旦后者真的这样做，他们将会放弃柏林。
那么，美国内部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上述问题的呢？在4月上旬苏联为期10天的交通限制行将结束之际，华盛顿就已对此有所考虑。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在4月10日与克莱等军政府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除非苏联的政策发生某些发生改变，否则柏林的局势不会彻底改观。尽管如此，华盛顿决策层依然对苏联的下一步行动趋向拿捏不准，因此，布莱德雷询问克莱是否切身感受到了事态改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苏联人的限制措施是否会接踵而至并最终使西方无法坚守西柏林？是否需要准备进行武力威胁或发动战争以破除这些限制？不过，就连布莱德雷本人也怀疑美国民众是否为开始一场旨在坚守西柏林的战争作好了准备。所以，他还是希望克莱慎重考虑：目前应如何避免事态恶化？在筹建西德政府的同时，美国是否应主动宣布而不是在威胁下撤出柏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失去大国声誉？
Jean 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21-625.
克莱首先否定了立即通过向莫斯科发出抗议的方式避免事态恶化的办法。他表示即便要采取此法，也应该是在对方排斥合法的协商且抗议行动得到英法配合的情况下，但他估计后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目前两国的态度比较暧昧，极可能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尤其是如果法国真的无法自主通过空运的方式供给他们在柏林的占领区，那么巴黎后退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后一个疑问，克莱认为：“即便是必须撤退也应该在没有苏联最后通牒的情况下离开。”但他也怀疑“苏联人是否真的会通过阻止向西柏林人供应食品的方式迫使西方离开，因为此举会使他们疏远当地德国民众，除非莫斯科准备为超过两百万西柏林人提供食品”。基于上述考虑，克莱认为苏联人至少目前不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封锁措施，不过在秋末的丰收时节，他们在自己粮食充裕的情况下可能会这样做。Jean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 pp.621-625.
克莱之所以如此回复，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四月初苏联人在柏林的行动可能只是一种恐吓，不久的将来倒是可能会因为西占区单独的货币改革而引发一场真正的危机。他认为不应该屈服于对方的压力而撤离柏林，并表示：“就欧洲范围而言，我们已经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挪威也正在受到亲苏势力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逐渐缓慢地减少自身非军事人员并使用空运供给的方式坚守柏林，直到因苏方武力行动而被迫离开为止；仅仅通过建立独立的西德政府是无法挽救美国国家声誉的，因为丢失柏林将产生连锁反应，对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德，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并不稳固。”克莱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坚持对苏遏制政策，即便是面对苏联的战争压力也要坚守西柏林，否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克莱断言：“未来欧洲民主的发展需要美国留在这里，直到被武力赶出去，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姿态！”JeanEdward Smith，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 Germany 1945-1949，pp.621-625.克莱的上述言论在清楚地传递苏联限制柏林交通真实目的的同时，还深刻地阐释了坚持驻留柏林对西方的必要性甚至是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国家的声誉至关重要”，在柏林问题上向苏联屈服可能意味着失去西德，甚至是导致欧洲的苏化。
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的态度更为坚定，他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顾及因筹建西德政府而引发盟国对德管制机制的瓦解以及苏联在柏林的报复性行动。首先，苏联已经迈出了瓦解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第一步，如果美国继续努力恢复和保持该组织的运转，会被苏方视做软弱的表现，苏联即使继续参加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只是将其当作强迫西方接受自身观点的场所；其次，苏联需要顾及自己在柏林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西柏林230万人口的食品供应全赖从西占区进口，所以到目前为止苏联都没有完全切断这一路径。FRUS，1948， Vol.2， pp.892-893.
不过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苏联对柏林的交通限制，根源于他们长期以来所谋划的将西方赶出柏林的目的。因此，对柏林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局势恶化的应策考虑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筹建西德政府”因素的分析。为此，华盛顿决策层内的一派观点是，应该千方百计捍卫自己权利，包括使用武力，并提出了通过向莫斯科发送照会，通过声明西方在柏林占领区的权益以及捍卫这些权益的决心，来试探苏联是否将对柏林采取新的行动及其目的。Avi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p.138-139.
当然，当时西方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极为偏激的想法。4月中旬，英国反对党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更加好战的建议。他认为现在是时候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将军队从柏林和东德地区撤至波兰边界，西方国家就“夷平他们的城市”。为了支持该观点，丘吉尔强调一旦苏联拥有了原子弹，那么爆发战争就是确定无疑的，只有在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苏联人才会收手。MarkArnoldForster， The Siege of Berlin，p.37.他认为西方不应安抚苏联人而应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其领导人所能够理解国家间关系的话语体系中只有“武力”或“强权”，他们只懂得在压力下让步和屈服。FRUS，1948， Vol.2，p.895.同时，丘吉尔也支持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各港口，故意限制苏联远洋商船的通行，他甚至叫嚣“如果苏联要使用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样的方式使他们感到懊恼”。MarkArnoldForster， The Siege of Berlin， p.37.
但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却将丘吉尔的上述设想描述为“将稻草绳当钢丝用”的做法，Mark ArnoldForster， The Siege of Ber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