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论”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
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世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
“为人后议”
《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知有严父之义，则知尊祖；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犹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
夫所谓收族者，《记》称与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礼义之类。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继立而崇其本亲，加以号位，立庙奉祀者，皆见非于古今。诚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弃私爱，节之以礼，故失所以奉承正统、尊无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后者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而退于己亲，号位不敢以非礼有加也，庙祀不敢以非礼有奉也，则为至恩大义，固已备矣。而或谓又当易其父母之名，从所后者为属，是未知考于《礼》也。《礼》，“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为所后者而非为己也。为其父母期，为其昆弟大功，为其姊妹适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为己而非为所后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则为己，名则为所后者，则是名与实相违，服与恩相戾矣。圣人制礼，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为人后者，不必皆亲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为之，则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有以缌麻、袒免、无服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若当从所后者为属，则亦当从所后者为服。从所后者为服，则于其父母，有宜为大功、为小功、为缌麻、为袒免、为无服者矣。而圣人制礼，皆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后者重而已，非遂以谓当变其亲也。亲非变则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肃《丧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其服之节、居倚庐、言语、饮食，与父在为母同，其异者不祥、不覃。虽除服，心丧三年。故至于今，著于服令，未之有改也。岂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绝乎！又崔凯《丧服驳》曰：本亲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则足以明所后者为重，无缘乃绝之矣。夫未尝以谓可以绝其亲，而辄谓可以绝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后大宗者，为推其严父之心以尊祖也。顾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岂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礼》“适子不可为人后”者，以其传重也，“支子可以为人后”者，以非传重也。使传重者后己宗，非传重者后大宗，其意可谓即乎人心而使之两义俱安也。今若使为人后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变革其名，不以为父母，则非使之两义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绝，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绝，亲亲也。尊尊、亲亲，其义一也，未有可废其一者。故为人后者，为之降其父母之服，《礼》则有之矣；为之绝其父母之名，则《礼》未之有也。
或以谓欲绝其名者，盖恶其为二，而使之为一，所以使为人后者之道尽也。夫迹其实，则有谓之所后，有谓之所生；制其服，则有为己而非为所后者，有为所后而非为己者。皆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也。至于名者，盖生于实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恶其为二而欲强使之为一，是亦过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为一，而迹其实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终不可以易，则恶在乎欲绝其名也。故古之圣人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而能使其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亲之厚者相与为轻，则以礼义而已矣。何则？使为人后者，于其所后，非己亲也，而为之服斩衰三年，为其祭主，是以义引之也。于其所生，实己亲也，而降服齐衰期，不得与其祭，是以礼厌之也。以义引之，则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以礼厌之，则亲之厚者相与为轻，而为人后之道尽矣。然则欲为人后之道尽者，在以礼义明其内，而不在于恶其为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此见于经“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汉蔡义以谓宣帝亲谥宜曰悼，魏相以谓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后世议者皆以其称皇立庙为非，至于称亲、称考，则未尝有以为非者也。其后魏明帝尤恶为人后者厚其本亲，故非汉宣加悼考以皇号，又谓后嗣有由诸侯入继正统者，皆不得谓考为皇，称妣为后。盖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号，而未尝废其考妣之称。此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考妣之明文也。
又晋王坦之《丧服议》曰：罔极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后之身所以有服本亲也。又曰：情不可夺，名不可废，崇本叙恩，所以为降。则知为人后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为制服之证。此又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是则为人后者之亲，见于经，见于前世议论，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者，其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见于他书及史官之记，亦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谓之私考妣，谓之本亲。谓之亲者，则不可一二数，而以为世父、叔父者，则不特《礼》未之有，载籍已来固未之有也。今欲使从所后者为属，而变革其父母之名，此非常异义也。不从轻文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亦非常异义也。而无所考据以持其说，将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国之所以为贵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以治之故也。今忽欲弃之而伸其无所考据之说，岂非误哉！或谓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则为两统二父，其可乎？夫两统二父者，谓加考以皇号，立庙奉祀，是不一于正统，怀贰于所后，所以著其非，而非谓不变革其父母之名也。
然则加考以皇号与《礼》及世之称皇考者有异乎？曰：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礼》曰：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是则以皇考为曾祖之庙号也。魏相谓汉宣帝父宜称尊号曰皇考，既非《礼》之曾祖之称，又有尊号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号。至于光武亦于南顿君称皇考庙，义出于此，是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也。屈原称：“朕皇考曰伯庸。”又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祢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也。以为曾祖之庙号者，于古用之；以为事考之尊称者，于汉用之；以为父殁之通称者，至今用之。然则称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是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非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可者也。然则以为父殁之通称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汉哀帝之亲，称尊号曰恭皇，安帝之亲，称尊号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且《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前世失礼之君崇本亲以位号者，岂独失为人后奉祀正统、尊无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亲也。前世崇饰非正之号者，其失如此，而后世又谓宜如期亲故事增官广国者，亦可谓皆不合于《礼》矣。
夫考者，父殁之称，然施于礼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庙祝祭之辞而已。若不加位号，则无典册之文；不立庙奉祀，则无祝祭之辞，则虽正其名，岂有施于事者？顾言之不可不顺而已。此前世未尝以为可疑者，以《礼》甚明也。今世议者纷纷，至于旷日累时，不知所决者，盖由不考于《礼》，而率其私见也。故采于经，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议”
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皆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别子之适子继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谓大宗。其别子亦各仕于其国为卿大夫，其适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谓小宗。盖天子之适子继世以为天子，其别子世为诸侯。诸侯之适子继世以为诸侯，其别子各为其国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传于无穷。夫岂有服尽而绝其禄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谋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居五十三人，盖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其可见者，则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邗、晋、应、韩、凡、蒋、邢、茅、胙、祭之属是也。其称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则周之近属。其称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则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传国至于无穷，夫岂以服为断乎？至于宗庙之数，天子七，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郊祖宗，远或至于数十世之上，亦皆未尝以服为断也。其推而上之，报本于祖宗，至不可为数，推而下之，广骨肉之恩，至于无穷。盖其积厚者其流泽远，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报，其理势次序固然也。是岂可以拘于常见，议于锱铢之内乎？故服尽而戚单者，所以节人之常情，而为大宗小宗之数，安可以论帝者之功德，而为广亲亲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唐虞之后，下车而封夏、商之后，其在异代，尚特显之，其急如此。况受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俭于骨肉之恩，以不满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受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间，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宝玉分之，有宝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是皆无所不尽其厚，未有从夫略者也。”盖《诗》“裳裳者华”，刺时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而传栾、、胥、原、狐、续、庆、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隶，叔向亦以为晋国之忧，况于帝者之功德与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孙夷于闾巷之凡民乎？后世公族无封国采地之制，而有列于朝，有赐于府，是亦亲而贵之、爱而富之之意也。其名书于宗籍者，繁衍盛大，实国家庆。有司虽费，非多于天下之国七十有一，而姬姓独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节之而已矣。顾令袒免以外毋与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谋，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礼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议》，使好学者得详焉。
“讲官议”
孔子之语教人曰：不愤悱不启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告也。孟子之语教人曰：有答问者。荀子之语教人曰：“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Γ。傲，非也。Γ，非也。君子如响。”故礼无往教而有待问，则师之道，有问而告之者尔。世之挟书而讲者，终日言，而非有问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师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则示之以道者，以审喻之为浅，故不为也。况于师者，何为也哉？正己而使观之者化尔。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弥高，钻之而弥坚，德如是，然后师之道尽。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势，而唐虞三代大有为之君所以自忘其势也。
世之挟书而讲于禁中者，官以侍为名，则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谓吾师道也，宜坐而讲，以为请于上，其为说曰：“必如是，然后合于古之所谓坐而论道者也。”夫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语其任之无为与有为，非以是为尊师之道也。且礼于朝，王及群臣皆立，无独坐者；于燕皆坐，无独立者，故坐未尝以为尊师之礼也。昔晋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则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参复坐。则坐云者，盖师之所以命学者，未果有师道也。顾仆仆然以坐自请者也，则世之为此者非妄欤？故为此议以解其惑。
“救灾议”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于上，使者旁午于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败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后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闲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则百姓何以赡其后？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赈之未可以罢。自今至于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余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也。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于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谓甚也。今秋气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于无俚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梃于草茅之中，以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χ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销之于未萌也！
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令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闲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赈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亻待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于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岁聚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于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
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赈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于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于流转死亡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已哉？天下之民，闻国家厝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于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悦于上，然后玉辂徐动，就阳而郊；荒夷殊陬，奉币来享；疆内安辑，里无嚣声，岂不适变于可为之时，消患于无形之内乎？此所谓审计终始，见于众人之所未见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桴鼓之警，则虽欲为之，将不及矣。
或谓方今钱粟恐不足以办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余则取，不足则与，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盖百姓富实而国独贫，与百姓饿殍而上独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贫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备水旱之灾，然后谓之王政之成。唐水汤旱而民无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国家仓库之积，固不独为公家之费而已，凡以为民也，虽仓无余粟，库无余财，至于救灾补败，尚不可以已，况今仓库之积，尚可以用，独安可以过忧将来之不足，而立视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肤，割发宜及体。”先王之于救灾，发肤尚无所爱，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军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余州军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籴粟常价斗增一二十钱，非独足以利农，其于增籴一百万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钱，吾权一时之事，有以为之耳。以实钱给其常价，以茶Η香药之类佐其虚估，不过捐茶Η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其费已足。茶Η香药之类，与百姓之命孰为可惜，不待议而可知者也。夫费钱五钜万贯，又捐茶Η香药之类，为钱数钜万贯，而足以救一时之患，为天下之计，利害轻重，又非难明者也。顾吾之有司能越拘挛之见，破常行之法与否而已。此时事之急也，故述斯议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