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饭店见到周小盘，我也许还不会想起她。
隔了二十年的时光，她一点一点消失在记忆里，如果不提起，肯定会忘记，忘得干干净净。包括周小盘，我可能也会忘记。
周小盘当了一所中等院校的副校长，从省城回来，在大饭店里宴请宾朋，曾经忽闪着大眼睛的他，现在忽闪着光亮的脑袋，在人群里来回穿梭。
经过好几个人传达，我作为周小盘的初中同学，也被他从茫茫人海中钓鱼一样钩了出来。
酒冷话稠，周小盘像一只兴奋的猴子，拉着我胳膊说：我们还是小学同学啊。
我说：是啊，我们还是小学同学。
他使劲拍着我的肩膀：我们还是亲戚啊。
我说：对，我们是亲戚。一个村里，除了零星几个外来户，其余的都姓周，怎么论都是亲戚。
周小盘举起一杯酒：为小学干杯。
我说：好，为小学干杯。
小学。多遥远啊。破旧的教室，长满眼睛的杨树，挂在老柿树上的铁钟，当，当当，敲了五年，就把我们敲毕业了。
周小盘说：你还记得不，那谁，就是教我们五年级语文的，那女老师。
我说：叫黑丑？
他把脑袋点得像拼命吃食的鸡：对，对，对，就是黑丑。大名叫什么？
我摇摇头，想不起来。我脑海里出现的是她带着笑意的大眼睛，刷得雪白的布鞋鞋底，还有她拿粉笔头砸我的脑袋，不停地让我背课文。
我们一直叫她黑丑。
她从四年级开始教我们。那时候，她刚结婚，嫁给一个开解放卡车的司机。她经常坐在司机楼里，拉着满满一车煤块或者木头，呼啸着进村，停在打麦场，让我们一群疯跑的小孩子羡慕得流口水。
她披着军大衣的丈夫从司机楼里跳下来，瞪我们一眼，手一挥，让我们远离他的车，否则就拧烂我们的耳朵。我们看着她从司机楼里跳下来，希望她会帮我们说句话，让我们爬上车厢看一眼，或者摸一摸车门。她没有，笑眯眯地看我们一眼，轻飘飘地走了。
我们集体冲卡车唾一口唾沫：呸！破汽车，有什么好。老子不稀罕。
我们不敢跟她丈夫作对，怕威风凛凛的他真会拧烂我们的耳朵，但我们敢跟她作对，瞧着吧。
是周小盘带的头。放学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准叫她周老师，她小名叫黑丑，我们喊她黑丑。
我哈哈大笑：黑丑，黑丑，这名字太难听了。
我们俩把书包扔过头顶，扔一下，喊一声：黑丑。
很快，班里的同学都知道了周老师的小名叫黑丑。放学的时候，我们在校园里磨磨蹭蹭，看着她走出大门，我和周小盘领着一群男生远远地跟在她后面，突然大喊：黑丑，黑丑。她扭过头，满脸通红，跺着脚说：再喊，你们再喊。我们真的再喊，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她经常被我们气哭。上课的时候，她会拿粉笔头砸我们的脑袋，谁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头埋在课桌下做小动作，她掐一个粉笔头就扔过来，砸在那人脑袋上或者身上。在上五年级之前，我对此没有过抗议，但到了五年级，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我们已经长大了，她不能那么做。
当她有一次把粉笔头砸到我脑袋上时，我从地上捡起来，砸向了讲台上的她。她没想到我会那么做，班里的同学也没想到，那个粉笔头砸在了她的鼻子上。她楞了一下，捂着脸跑出了教室。后来，我被校长请出去，罚我在操场上站到天黑。
这次惩罚导致了我和周小盘变本加厉地捉弄她，比如在讲台上放癞蛤蟆，往她办公室放成堆的吊死鬼，带领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在她出现的地方高喊她的小名。
每次遭我们捉弄，她最大的反应就是哭，然后到校长那里告状。而她越哭，我们就越兴奋。到后来，我们已经把捉弄她当成了一种乐趣。
五年级开始上晚自习，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周小盘在她经过的小路上放荆棘，黑黢黢的路上，什么也看不见，她一脚就踩进了荆棘丛，扎得吱哇乱叫，我们却大笑着跑了。下雪的时候，我们在上坡的那条路上等她，把最陡那一段路上的雪抹得溜光，在坡顶看她一遍遍滑下去，甚至姿势很难看地摔倒。
奇怪的是，我们再怎么捉弄她，她除了告校长，一次也没告过家长，也没让她的卡车司机来拧烂我们的耳朵。
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们的恶作剧才全部结束，我和周小盘都离开了村庄，开始在乡中求学。我们毕业没两年，听母亲说她也离开了学校，跟她的卡车司机走了，有人说去了县城，也有人说去了外地。
我再也没见过她，以后的这么多年，我似乎也没想起过她。
周小盘说：其实，她挺好的。
我说：她是挺好的。
周小盘说：当了老师才知道她那时候多不容易，我们当年有多坏。
屋里的气氛有些凝滞，周小盘伸出一只手，好像要把浓稠的酒气搅开似的，划拉了一下。他说：记性越来越不好，她到底叫啥来着？
我看着周小盘光亮的脑袋上的汗珠，摇摇头：我也想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