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看见北周的军队这么不中用，大为惊骇，马上引兵出塞。但他们就是逃跑也没有忘记抢东西和搞破坏，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都被突厥兵沿路大肆抢劫掳掠，人畜不留。572年，突厥木杆可汗去世，他的弟弟佗钵继位可汗。此时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己居住在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年都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年经常有数千人以上，周国都得供给他们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也怕突厥入侵边境，所以也就跟随北周的做法，送给突厥大批贿赂。这样，佗钵可汗就有点得意忘形了，愈益骄横，他经常对臣下戏说：“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这么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所以历史上曾把北齐和北周之间的战争，称为“突厥两个干儿子之间的战争”。
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曲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即578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但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周实行的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大体方针，具体的是联合突厥先攻灭北齐，实行的正是博弈论中严格优势策略，但如果一旦平定了内部的争斗，就必然会发动攘外的战争了，周武帝正是遵循这样的路数。此后突厥屡寇边境，579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但是整个北周可以说都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它们之间的具体博弈矩阵如下：
从博弈矩阵来看，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其结果是不可确定的，但由于它们各自本身的矛盾冲突，就决定了共同攘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只存在一个严格优势策略，就是共同安内，也就是互相内耗。谁如果先改变策略，谁就会吃亏。
不仅整个北周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就是整个北朝，从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生活在突厥的阴影之下的。这当然是具体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的历史产物，也是由北朝各个国家本身的实力所决定的。当然更是北朝各国内部的纷争所决定的。由此也就造成了他们之间无法形成联合，也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地来对抗突厥的局面了。所以我们说，北朝各国都无法走出“囚徒困境”，这也就决定了北朝无法摆脱突厥的阴影。当然，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他们也有可能走出这个阴影，只要他们能够消除各自的矛盾，携手对抗突厥，也就是东魏和西魏合作，北齐和北周联手。但历史从来都没有假设，而人对权力追求的贪婪，也决定了东魏和西魏永远都没有合作的可能，北齐与北周也是如此，除非是突厥要同时把它们都灭掉，但这种可能也不存在。所以北朝的各国注定只能是永远的对手和冤家，而无法成为合作者。从历史的实际来看，北周胜利了，并延续下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历史博弈的胜利。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囚徒困境”都需要走出来或都需要解脱。就警察来看，如果所有的囚徒都走出了困境，那么将对社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社会将充满了犯罪和混乱。就历史看来，历史总是在按照自己永恒的线性规则自然诞生着“囚徒困境”的历史事件，然后又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轻轻地抹掉。历史没有创造博弈论。但它却处处在运用博弈论。
正确对待合作者
作为谋图大计的人，那些握有实权的人往往不限于只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境遇下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有的时候，他们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同时与几个力量合作，来达到他们在几个方面的目的，或者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的过程中，在各个重要步骤上寻找不同的合作者来顺利完成自己的计划。
对想谋求长久利益或者稳固地位的人而言，出于长远的考虑而进行筹划，就要在不同的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而且每个阶段所要面对的境遇的特色都不尽相同；如果要完成一件大事，对这件事的每个步骤，也要有不同的安排；如果是为了自己在不同方面的利益作出考虑，也要在不同的方面运用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在这方面，秦朝的大奸臣赵高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
秦始皇有很多的子女，其中他最欣赏也最信赖的是长子扶苏。秦始皇一生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也经常使用铁腕的手段推行自己的政令。因此往往有暴政发生。而扶苏是一个宽厚仁爱的人，全国上下都觉得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如果到了扶苏即位之后会有所改变。
事实上，秦始皇本人也是这么计划的。他知道自己灭掉东方六国之后。六国的残余势力并不善罢甘休，时时想着复辟，而新统一的秦王朝也需要一番整肃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秩序，所以自己需要用铁腕政策来制伏天下人；等到自己建立起了全国的统治秩序，清除了六国的残余势力，再让长子扶苏继承自己的帝位，推行仁政，使国家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
但是，秦始皇的安排令许多大臣心中怀有顾虑。深得秦始皇宠爱的大臣赵高本人就是一个残暴而又嗜杀的人，他知道自己杀人太多，一旦国家的秩序转向正轨，难保没有以前被自己冤杀者的家属找自己算账。而且扶苏一向看不惯赵高在秦始皇面前搬弄是非的表现，赵高知道扶苏不喜欢自己。就怕扶苏即位之后将自己免官或者杀头。
不过赵高毕竟是一个成熟的政客。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扶苏即位，就是自己的末日，所以他想方设法阻挠扶苏成为秦始皇的继承人。在这个时候，赵高就处于一个是生还是死的困境选择之中。
在秦始皇统治晚期，赵高拼命在秦始皇面前说天下应该用强权来统治，这正符合秦始皇的心意，而后赵高又将天下的局势说得异常严峻，使秦始皇认为对所有的事情都要采取高压政策。这自然引起了扶苏的不满，他向秦始皇进谏。说天下百姓已经到了生与死的边缘，不应该再用高压政策对付他们。秦始皇自然听不进扶苏的话，但是为了保护和磨炼扶苏，就派他到北部边境和著名的大将蒙恬一起镇守边关。
赵高通过进谗和混淆视听的手法，达到了自己的第一步计划：让扶苏和秦始皇分离。在那个时代，消息传达不是很便利，所以扶苏一旦到了边关，朝中的事情就要若干天才能到达那里，那样赵高在即位的问题上做手脚便有了可乘之机。
如果因为他人的原因而使自己陷入困境，那么想办法把这个人放进困境。自己能够摆脱危险就是为了自保而不得不作的选择。背叛的原因多源于此。
接下来，赵高在秦始皇的儿子中物色自己要扶持的人选，不久他就找到了合适的目标：秦始皇的少子胡亥。
胡亥本人和赵高的关系还算好，而且作为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很受秦始皇的宠爱——这是作为父亲的所有帝王的通病，他们把政治理想寄托在长子身上，却把作为一个普通的父亲的宠爱和娇惯都毫不吝惜地投入到小儿子身上。虽然秦始皇没有打算把江山交给胡亥，但是父子之间的亲情还是非常深厚的。
赵高就打算利用这一点完成自己的下一步计划。等到秦始皇病重的时候，他极力为胡亥制造机会，让胡亥不离秦始皇的左右，连出游也要胡亥跟随。秦始皇最后死在出游的途中，当时随他一起出行的除了胡亥和赵高，还有丞相李斯。
李斯跟随秦始皇多年，从廷尉做到丞相，受秦始皇的栽培多年，对秦始皇也是忠心耿耿；而且，作为丞相，他是秦始皇之外最有权力和地位的人，他的话一言九鼎，可以和秦始皇的圣旨相比。
秦始皇临死之前就已经写好遗诏，命长子扶苏回都城咸阳继承皇位。逸诏写好之后便密封起来由李斯保管，所以赵高要篡改遗诏再发布假的命令，必须要通过李斯。
赵高便邀请李斯一起商议大事，他对李斯软硬兼施，陈说利害。赵高的意思是，现在秦始皇的遗诏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而且遗诏上写着立扶苏为新皇帝，扶苏是个宽厚的人，所以他肯定会更改秦始皇的法令，其中就包括李斯帮助秦始皇制定的严刑酷法。
这样一来，因为新皇帝的观点与秦始皇不同。也许李斯就会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地位。
接着。赵高使出了杀手锏。他开始离间李斯和还未即位的扶苏之间的感情。他对李斯说：“扶苏平素和蒙恬大将军的关系最好，而且蒙恬多年来为秦朝立下无数的战功，蒙恬的家族也是秦朝显赫的大家族，拥有极大的政治势力，所以蒙恬将成为新的宰相将是不可更改的事实。而您和扶苏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也没有恩情，所以他即位之后，您被冷落将是迟早的事情了。何况，您本来不是秦国人，您知道我们秦国有一个规矩，就是外来的臣子最多只能得到一个皇帝的恩宠。
等到新皇帝即位，秦国的旧势力就会想办法把外来的大臣害死。商鞅、张仪，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请您好好想想吧！”
李斯听了赵高的话，思量再三，觉得不无道理。这个时候，赵高本人处于一个扶苏如果继位自己就要面临“死”的困境。而李斯则处于一个扶苏继位之后自己将大权旁落的困境。他们的困境虽然不同，但是带来困境的外因是相同的，那就是扶苏继位做皇帝。
李斯对自己的困境十分清楚，但是他一时也想不到对策，便问赵高应该怎么办。赵高就想让李斯跟着自己的思路走，这时见到李斯就范，便将自己的想法抛出：“现在就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跟随皇上一起出行的皇子胡亥，是一个仁爱谦逊的人，而且他胸怀大志。总想着为国家鞠躬尽瘁。这样的人才，正好可以辅佐他做皇帝。而且他知道是您全力推举他登上皇位，一定会感恩戴德，今后您真是富贵不可限量了！”
此时的赵高，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因为他知道李斯除了赞同自己的意见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而让李斯推举胡亥做皇帝。则不用他赵高自己出面，这种自己“为虎”，李斯“作伥”的计策确实天衣无缝。他们的博弈矩阵如下：
从上面的矩阵可以看出。合作是李斯和赵高的严格优势策略，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李斯心甘情愿地当了赵高的“伥”。
果然，李斯虽然觉得这么做是背叛了秦始皇的遗命，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只能如此了。他和赵高取出了秦始皇的遗诏，私自篡改之后，将内容变成了传位给胡亥。
这个计划只有胡亥、李斯和赵高几个人知道，于是他们一面护送秦始皇的灵柩回咸阳，一面宣布了秦始皇的“遗诏”，胡亥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帝。称为“秦二世”。至此，赵高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赵高接下来通过胡亥的“圣旨”，赐死了扶苏和蒙恬，除掉了心腹之患，他自己完全扭转了局势，通过和李斯合作，两个人都摆脱了困境。而李斯和胡亥都是在他的摆布之下行使他的意志的合作者，李斯和他合作阻止了扶苏继位，胡亥和他合作控制了朝廷。
赵高有了胡亥这个皇帝做自己控制的傀儡，已经不大在乎李斯了。而且，李斯只是为了完成让胡亥做皇帝这个计划的一个临时跳板。现在胡亥大权在握，李斯作为合作者的利用价值也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对赵高来说，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合作伙伴，而是一个登上最高权力地位的绊脚石了。失去了这个合作的利益基础，赵高单方面破坏共生状态，对李斯下手也是迟早的事情了。过了不到几年，赵高便找到机会，在胡亥面前进谗言，将李斯抄家灭门。
评估过河拆桥的效益
在“囚徒困境”中之所以两个囚徒的优势策略都是“坦白”，并形成一个“纳什均衡”，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囚徒的个人收益值在这个均衡点上达到了一个平衡点。虽然对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两个一起倒霉，但就个人收益值来看，总比一个人承担要强多了。由此看来，在历史上的政治联盟博弈中。联盟的形成与破裂都是因为收益值的改变而造成的，三国时期的孙刘联盟的瓦解就是它最好的证明。
曹操挥师南下，驻军赤壁，大有一统天下之势，此时的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囚徒”就必须进行战与和的博弈了。“战”，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当中任何一个都无法与曹操抗衡，单独作战，简直就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和”，可以保全一部分利益，但跟他们当前的利益值相比，那就有天壤之别了。而此时如果刘备和孙权联手的话，虽然没有绝对的胜算，但至少还有胜算的机会，从收益值来看，一旦战胜，就可以三分天下，那是比现有的收益值更高的事情，因此在鲁肃和诸葛亮这两位杰出的博弈导演联手合作下，最终促成了孙刘联盟。这是未来收益值远远高于现实收益值的联合博弈。但当未来收益值变为现实收益值以后，这个联盟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就完全取决于继续联盟未来收益值了。也就是说，联盟的继续存在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下面的事实也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势力虽然有所削弱，但他仍然有相当的实力，随时能够再度挥师南下，所以仍然是刘备和孙权的一大劲敌，有他的存在，自然孙刘联盟也就还有存在的必要。但舌头和牙齿在一起久了也会起摩擦，更何况是乱世中的两个军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