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卑感被强化到一定程度，儿童就会担心自己无法补偿自己的软弱无能，于是在他力求补偿时，危险很可能会出现。他将不再只满足于恢复力量达到平衡状态，而是寻求一种过度补偿，一种超过平衡状态的标准。
对权力的过分追求，可能发展到病态的程度，这时，他们将不仅满足于普通的生活关系，各种行为都会变得夸张起来。他们能很好地适应其目标。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动力时，我们发现，这些个体在寻求生活安全的过程中，会付出超过一般人的努力，表现得也更迫不急待、更缺乏耐心、更冲动，也更少去考虑他人。这些儿童的行动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为不切实际的出人头地的目标做出夸张的举动，对他人生活所采取的进攻，迫使他们必须保卫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会与整个世界对立。
这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情形。有的儿童在表现对于权力的追求时，并非故意要和社会直接发生冲突，他们的理想也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但通过仔细研究他们的活动和成就，我们就会发现，总的来说，这些儿童并没有为社会创造利益，因为他们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并且总会使自己成为他人成长道路上的绊脚石。随着不断地成长，其他不好的特征也渐渐显现出来。从整个人类关系角度来分析，这些特质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反社会色彩。
在这些特征中最突出的是骄傲、虚荣和不惜任何代价征服他人的渴望。后者可能通过地位的相对提高、轻视他人而得到满足。在后一情形中，重要的是拉开与伙伴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但会使环境不愉快，也会使身处其中的其他人不愉快，同时这种态度使他不断地接触生活的阴暗面，从而无法体会到生活中的乐趣。
一些儿童希望用夸大权力的驱动力来保证对环境的影响力，但这种驱动力很快促使他们抗拒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和责任。将这种渴求权力的个体和理想的社会人作比较，就可以得出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促使自己远离伙伴的程度。一个对人性判断敏锐的人，也会密切关注生理缺陷和不足的重要性，清楚地知道在心灵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困苦，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
在承认可能出现的困难在心灵固有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一基础上，我们就已经获得了关于人性的真正知识，只要我们彻底地发展自己的社会感，这些知识就绝不会变成害人的工具，反而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的同伴。对于那些有生理缺陷或有着不良性格的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我们不应持责备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事实上，我们应当承认他们有表达愤怒的权力！我们还应意识到，我们对他们的处境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受责怪的应是我们，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警惕来阻止这种社会悲剧的发生。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最终我们将会改善这一状况。我们不应将这一类人看作是不值得尊敬、毫无价值的废物，而应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同胞手足；我们应当为他们创造一种平等的氛围，让他们感觉自己与其他人没什么分别，相互平等。设想一下，一个一看就知道有生理缺陷的人就站在你面前，会使你多么的不愉快！这是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的一个良好的尺度，以使你具有绝对公正的社会价值感，并与社会感的内涵保持一致。同时，我们还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这些个人的努力获得的。
不言而喻，那些具有先天器官缺陷的人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开始就感到要承受更重的生存负担，因而，他们在涉及整个人生的问题上显得极为悲观。由于种种原因，自卑感日益严重的儿童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虽然他们的器官缺陷并不是那么严重。也就是说，自卑感可能由于人为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强烈，并可能产生具有先天残疾儿童那样的严重自卑感的结果。比如，在成长的关键时期，过于严格苛刻的教育就可能导致这样的不幸后果。在儿童生命早期留下的创伤，将永远不可能消失，所经历的冷淡无情将妨碍他们接近周边的人。他们认为自己身处于一个缺乏爱意、缺少感情的世界，而他们没有办法融入这个世界。
有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病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他强烈的责任感及他所有行动的重要性，他和他妻子生活在一起，但两人的关系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他们审视生活中的每一事件并将这看作是征服对方的方法，甚至是头发的粗细。他们相互争吵、责怪和侮辱，最后导致相互疏远这一必然结果。丈夫仅存的一点点对同伴的社会感，至少是对他的妻子、朋友的社会感，已经消失在对优越感的渴求中。
我们从他的叙述中得出了这样一些事实：在17岁之前，他的身体发育不全，声音像是小男孩的声音，没有体毛，脸上也没有胡子，而且是学校里最矮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36岁，从外表上看，看不出他缺乏男性特征，大自然似乎已经帮他弥补了之前的不足，完全脱离了17岁的稚嫩，展现出的是浓重的阳刚之气。但是整整8年时间，他的内心一直承受着痛苦，他无法预知大自然是否会对他的生理异常做出补偿。一直担心自己将永远停留在“儿童”状态，其内心会饱受折磨。
早在他的学生时代，我们就能看到他这种性格特征的表现。经常一副自高自傲的样子，仿佛他的所有行动都很重要。他的一举一动都想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形成了现在具有的那些性格。结婚以后，他一直想给妻子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很了不起、很重要。而妻子却总是向他证明：他自视过高，他的自我评价与实际不符。因此，他们的婚姻很难获得良好的发展，其实在他们订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破裂的迹象，所以最后终于在一场家庭暴动中结束。这时，他来找医生，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本来就受过打击的自尊心更加伤痕累累。为了治愈，他必须听从医生的建议学习理解人性，他必须学会正确评价他所犯的错误，并认识到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错误评估，使他的人生受到歪曲，严重影响了整个生活。
（三）人生的曲线图与世界观
在说明这类病例时，证明童年经历与病人现实病症之间的关系是最简洁的方法。这可以用类似于数学公式的曲线图来表示。连接两点的线段就代表着这个方程式。许多病例中都可以成功地绘制出这种曲线图，反映出个体运动伴随的心理活动的曲线。这条曲线的方程式就是个体从人生之初就一直遵循的行为模式。或许一些读者会有这样的看法：这样过于简单的方法是对人生的低估和藐视，或是对人是其生活的主宰这一观点的否认，因而也就认为我们在否认人的自我意志和自我决断。就自我意志而言，这一谴责是对的。事实上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虽然他的最终形式可能会有某些微小的变化，但其本质内容、作用与意义从童年早期开始就会一直保持不变，虽然之后的成长环境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使其有所改变。在我们的观察中，必须找出儿童的早期经历，因为这些早期经历标示着儿童的发展方向，及其在未来对生活中的挑战所做出的必然反应。儿童应对挑战时将有可能调动在过去生活中形成的所有心理能量，幼儿早期所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将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着他的世界观及宇宙观。
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就会一直保持不变，虽然以后生活的表现方式与最初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把儿童放在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中是很重要的，那将避免他轻易形成错误观念。其中他的力量和抵抗力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他的社会地位及那些对他进行教育的人的性格特征也同样重要。虽然人生之初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性的、反射性的，但在之后的生活中，出于某一目的这些典型反应将有所改变。开始时，生理需要决定着他的喜怒哀乐；但到后来他却获得了躲避和战胜这些生理需要的能力。这一现象出现在自我意识形成的初期阶段，大致是他开始学会说“我”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儿童形成对自身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固定关系的意识。这种关系并不是中性的，因为它总是迫使儿童根据其世界观及对于幸福和完美的理解来决定采取何种处事态度。
如果我们重述我们在论及人类精神生活的目的时已经作过的讨论，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行为模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统一体，这是它的一个特别标志。将人看作具有一个统一的人格的个体，这一必要性在一些病例中变得日益重要，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些病人具有截然相反的精神趋向。有些孩子在学校的行为与在家里的完全相反，正如有一些成人表现出的性格特征正好与事实相反，使人们弄不清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真实性格。同样，两个人的运动与表情看起来可能完全一致，但根据其基本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他们迥然各异。也就是说，当两个个体看似做着同一件事时，而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做着独特而相异的两件事；而当两个人看似在做着两件不同的事时，实际上可能他们所做的却是同一件事！
由于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意义，我们绝不能将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看作一个简单而孤立的现象，恰恰相反，我们必须结合它们的目标来做出估价。只有了解某个现象在人们生活中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才能明白它的本质含义。只有我们多次确认每一行为表现都是其行为模式在某一个方面上的重演，我们才有可能了解他的内心活动。
当我们最终了解到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达成某一目标，了解到这些行为自始至终都受到目标和条件的制约时，我们就能够明白在什么地方人们最可能犯错。这些错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特定的生活模式，并以强化这一模式为目的来使用自己的心理能量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不加判断、识别，只是去接受、转换和吸收那些来自于我们意识及无意识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能够发现这一进程并使它被人们理解；也只有科学才能改变它。在此，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我们对这一观点的阐释，并运用个体心理学的概念来分析、解释每一个现象。
一个少妇来找医生，抱怨说她对生活有着难以抑制的不满，她觉得这种不满来自于她终日为处理着各种各样的职责事务而奔波忙碌。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性格急躁的人，因为她的双眼总是不停地转动着。她抱怨说，每当想要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时，都会有一种巨大的不安围绕着她。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里，我们了解到，她把一切都看得很重，而且她似乎要被繁重的负担压垮了。我们的总体印象是，她是一个将生活中的一切都看得很重的人，这是许多人所共有的特征。她的一个亲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她总是在一些事情上小题大做，造成无谓的纷扰。”
来想象一下，这样的行为将在一群人中或将在婚姻关系中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这样我们就能对这种看重一切的倾向做出分析。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感到，这种倾向好像是一种请求，请求环境不要再将别的工作强加在她身上了，因为她已经不能胜任这些最基本的工作。
对这个少妇的人格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充分，还需要鼓励她详述一下她自己。在这种诊察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体贴周到，不能有支配病人的企图，那样只会激发她的防备心理。只要让她树立信心并给她谈话的机会，我们就能逐步得出结论：她整个的一生都只关心、惦记着一个目标，即向某人很可能是她丈夫，证明她再也不能承受任何义务或责任了，她应该受到温柔的对待和加倍小心的呵护。经过进一步推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定开始于过去的某一时段，那时曾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事实表明确实如此，多年以前，她曾有一段时间急切渴望温情。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对她的行为进行分析了：之所以出现上述行为是她渴望体贴关心的愿望强化的结果。过去她对于温暖和关爱的渴望一直没能满足，因而她现在试图阻止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她进一步的叙述证实了我们的发现。她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她完全相反的朋友，这位朋友有着不幸的婚姻，并希望从中逃离出来。一次她去见这位朋友，见到她正拿着一本书站着，用一种厌烦的声调告诉丈夫，她实在没有心思做午饭。这惹恼了她的丈夫，他措辞严厉地批评妻子的人格。对于这件事，我们的病人是这样讲的：“当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时，我想我的遭遇一定会好很多。谁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责怪我，因为我从早到晚都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在我家，午饭没能按时准备好，谁也不会对我说什么，因为我总是很忙，总有那么多事要做，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