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共中央急电的贯彻与中央分局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12日，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红二十四师在江西省宁都、瑞金边界的洋陂，向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师的一个团发起进攻，以图阻止敌人构筑碉堡。但因侦察不够，敌堡垒已大部分筑成，加上兵力布置错误，未将敌人消灭，红军反而伤亡四百余人，而且干部占多数。1月28日，中央分局为了保卫赣南苏区，并使会昌河两岸的联系不至于中断，又以红二十四师、独三团、独十一团共5个团的兵力向驻在牛岭的粤敌1个团发起进攻。由于指挥和侦察失误，加上部队士气不高，占据优势兵力的红军却被敌人击溃，伤亡五六百人，师长周建屏也负伤。牛岭战斗使红军遭受了红军主力长征后最严重的惨败，再次证明用“大兵团作战”方法来保卫苏区的指导方针是行不通的。
牛岭战斗失败后，苏区的形势更加恶化。部队减员严重，红军士气低落，枪支弹药和生活必需品奇缺。弹药不足表现突出，有些翻造过的子弹，打出去可以看得见，打不到人。手榴弹不爆炸，像石头似的，有时在手上爆炸，把手指都炸断了。中央苏区及赣南所存之谷，只能维持部队机关至3月中旬；国票惊人跌价，筹款来源太少，2月以后整个经费就要发生困难。而敌人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分区“清剿”。赣南省党政机关和部队，已经被粤军3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的仁凤地区，中央分局与江西、湘赣、闽浙赣、闽赣苏区的联系已经中断。残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意识到再也不能照老办法坚持下去了，不得不采用全新的、有效的战略方针改变苏区面临的困难局面，否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在处理野战军和中央事务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斗争也非常重视和关切。遵义会议不仅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转折点，而且会后中央对中央分局一系列的电示指导，又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
面对中央分局的紧急状况，项英从1935年1月起不断地给中央发电报。1月8日，项英致电中央，强烈要求中央经常给予各苏区指示，否则“将要影响中央军区于各地的指导与全国斗争的配合”。1月27日，项英就中央苏区的情况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重点报告了部队的严峻状况、地区给养的困难、群众斗争的薄弱和党工作的不足，并请中央及军委速给指示。情况越来越危急，项英于1月30日向博古、周恩来、张闻天请示：中央分局是否保持现有地区或转移活动地区？没有得到中央的回电，项英内心十分焦急，2月1日再次致电中央，强调“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而且“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中央仍然没有答复，项英心急如焚，于2月4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并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电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为了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2月5日，项英以中央分局的名义致电中央，陈述了分局关于行动方针的意见以及对各苏区的领导问题，强烈要求中央“请立即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收到项英的电报后，政治局和军委立即就中央苏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的复电。指示提出：
（1）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2）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结合，而且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3）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这是自中共中央突围转移后，就有关战略方针问题，给中央分局的最重要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刻按照中央的指示全面部署工作，决定立即缩小机关，分散部队，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中央分局接到中央这封电报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紧急。为了不至于被敌人封锁在会昌河北岸，中央分局来不及等待中央发来“决议详情”的电报，于2月上旬末离开驻地井塘村，先行转移到于都南部的禾丰地区。2月9日，项英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要求中央迅速决议分局的问题。同时，按照中央指示及为照顾年龄大身体弱的领导同志，项英、陈毅首先安排瞿秋白、何叔衡等在警卫武装护送下，往上海方向先行撤离。后来，瞿秋白一行在长汀地区的突围战斗中遭遇敌人围击，何叔衡跳崖牺牲；瞿秋白被俘后于1935年6月18日在长汀英勇就义；邓子恢等历尽艰险突出重围安全到达闽西。
2月13日，党中央再次给分局发来了“万万火急”指示电，详细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央分局的决议，对中央分局今后的任务、行动方针和斗争策略等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的指示。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指出：
“放在你们及中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韧地、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不足是最大的危险。”
关于中央分局应采取的行动方针、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中央具体指示了七点：
（1）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弹药分配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
（2）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给养依靠群众及部队自己解决。
（3）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上犹、崇义、南山、北山、油山、兴、龙、饶、和、埔等处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人去，在这些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加强湘南游击区的领导。
（4）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5）极大地给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并培养他们这种能力，即使长期隔断，也要能独立存在。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
（6）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
（7）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他地方的工作，都应该设法去建立。
中央分局接到中央这一指示后，于2月17日，立即在于都禾丰地区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组织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突出重围。会议决定放弃原来拟定的集团出动计划，将部队分成9路，向外突围，开展分散的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指示，当时的具体布置：
（1）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书记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穿越封锁线至汀瑞边转至闽赣根据地，如有可能再到博生县（现宁都县）以北，进行游击战争。
（2）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去闽西，与张鼎丞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3）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汪金祥率领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去寻乌南部和平远、蕉岭、武平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4）由中共中央分局委员李天柱率领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依靠寻乌南部原有的游击区，向广东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
（5）以红二十四师的2个连，向三南（龙南、定南、全南）挺进，建立游击区，并与信南游击区打成一片。
（6）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政委石衡中、史犹生率领该团（约9个连），由安南经油山转至湘南，收容西征的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7）由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政委张凯率领该团，并派曾在湘赣、湘鄂赣工作的同志，过信河到湘赣传达指示和留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8）留独立六团在赣南，由赣南省军区蔡会文（司令员）、阮啸仙（省委书记兼政委）、刘伯坚（政治部主任）指挥，坚持游击战争。
（9）中央军区司令部直接统率红七十团（团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苏区取得联系，指导工作。中央分局项英、陈毅、贺昌随七十团行动，机关其他人员分配到部队行动或派到其他地区加强领导。
部署妥当后，项英在2月19日和21日致电中央，报告部队的分布情况和突围方向以及中央分局的行动，并指出“以后请令电台注意与我们联络，否则易失去联系”。2月23日，中央就分局在突围开展游击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发来补充指示，强调了解释动员工作的必要性，指出：“行动前必须将行动的任务及目前的形势在干部中、在指战员中进行充分的解释与动员。”中央在总结野战军突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突围时必须“绝对轻装，任何笨重的东西、行李都不应拿，以便利于迅速行动”。干部安排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央指出“除项英、陈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十人”；“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被占领区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蔽在群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游击队携带的多余的干部，应留给地方党加强他们的领导”。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连续发来的电报指示，为处于严重关头的中央苏区的党和红军适时地实现战略转变，组织留守部队突围和胜利地坚持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正因为有了中央的正确指导，以项英为领导的中央分局终于下定决心，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分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保持有生力量。
从2月中旬开始，除了留下一部分人员就地坚持斗争外，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红军和地方干部近万人，按照中央分局的具体部署，分成9路，陆续从禾丰区出发，分头突围，分途向目的地出动。但是由于时机过晚，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时机的变化，加上个别部队内部生变，致使各路突围人马，大都遭到惨重损失。
各路突围情况，大致如下：
汪金祥和李天柱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穿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清溪一带，遭遇粤军第四师堵击，寡不敌众而失败。汪、李等率二三十人突出重围，到达寻乌县南部，不久与周建屏部会合。同年5月，李天柱牺牲。毛泽覃率1个连从于都南部突围，由会昌白鹅经井塘、小密，到达长汀四都山区，与中共福建省委万永诚等会合。4月下旬，从四都突围出来后，在瑞金黄鳝口附近的战斗中，毛泽覃英勇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