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在各学术领域开展大批判，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争论，通过政治干预的办法扶植新的学术派别。在经济理论界，对“鲁宾派”和“机械论派”经济学家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界，组织米丁和尤金等年轻哲学家，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部。在文艺界，解散“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在史学界，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断定其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学派。[《真理报》，1936年1月27日。]从而，使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各个领域都成为贯彻党的中央领导的意志的文化阵地，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和探讨开始能够与中央保持一致，很好地贯彻中央的精神，为中央的决策作宣传和鼓动。在战争日益迫近的非常时期，实行这种特殊的文化体制具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是，这种行为本身随时都可能对学术研究活动产生极大的危害。
最后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和发行，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学习宣传运动，树立理论宣传的准绳，从而使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准则得以完全确立。有位专门研究苏联文化问题的学者指出：“该书出版后，实际上成了在苏联判断思想理论是非的标准，裁定意识形态准则的最高法绳。”[马龙闪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这话说得有一定的道理。当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件大事，该书全面阐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合法地位，论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农业集体化社会发展战略，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民族联盟的国家制度。斯大林亲自撰写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人们常说的“四章二节”（指第四章第二节）。斯大林的这一哲学论著，虽然存在许多缺陷，但它文字简洁，表达清楚，通俗易懂。在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仍然没有较清楚的认识的情况下，这一论著的出版发挥了全面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作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来，在很长时间内，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基本都只是对斯大林这一哲学著作的发挥而已。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基本上左右了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哲学意识。还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对于统一人们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该书全面而扼要地概述了联共（布）党史，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作了简明概括。总体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为苏联模式走向成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以官方“钦定”的方式清楚地触发了苏联模式的许多基本问题，在理论上全面认可了苏联模式的合法地位。这为苏联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了理论准则。而且，即便是该书的一些弊病，比如片面拔高斯大林历史作用的做法、论述问题的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做法等等，恰恰也促进了苏联模式一系列基本特征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的这些做法，等于是由联共（布）中央出面认可了这种吹捧行为，个人崇拜、权力高度集中等现象都能从中获得意识形态的许可权。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意识形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和发行，特别强调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这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党性问题经常被过分夸大，领导者经常采用政治行为干预学术，为学术研究人为地设定禁区，不允许不同学术派别的存在。这些都严重地扼制了学术研究的生机，违背了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总之，形成于非常时期的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准则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从根本上说，由于它具有明显的用政治干预学术的特点，最终会妨碍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建立并实行高度集中的文化领导体制。
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为满足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斯大林通过组织分配部对思想文化部门进行机构调整，控制了这些部门的人事管理权和领导权。思想文化部门的实际领导权逐渐从布哈林和波克罗夫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手中转向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的手中。1929年春天，卢那察尔斯基迫于形势，辞去担任12年之久的教育部长职务。麦赫利斯接替了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职务，卡冈诺维奇作为书记处书记，接过布哈林手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指挥权。1934年，日丹诺夫又继卡冈诺维奇而成为思想文化界的最高指挥官，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30年代的文化斗争中，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经常是由日丹诺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亲自提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形成，然后经政治局通过而颁布的。诸如，1935年2～3月颁布的“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的制定就是如此。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存在着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但在非常时期它却能够充分、高效地实现党对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确保思想文化领域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联共（布）中央的文化意识形态机构的权力大为集中，党对报刊、学校及其他各文化部门的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历经30年代多次党的宣传部门、文化领导机构及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改组，包括各共和国、州、市的文化、教育部门的改组后，根据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在中央各级机关的督促下，各类报刊宣传读物都严格贯彻中央的精神，积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学校的思想理论教育也掌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手中，学校对学生进行着简明而又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为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
国家系统的文化管理机构也作了改组，全苏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职权集中到联盟中央。30年代期间，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全面改组之后，科学院、高等院校、艺术委员会、电影联合会等领导机构都逐渐从教育人民委员部分离出来，划归苏联人民委员会规划管理，各共和国均设立相应的管理局。随着专业化划分的不断深入细致，联盟中央对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集中，中央对国家的文化事业的管理更为加强。
为了确保苏维埃文化发展的思想方向，联共（布）党内文化领导机构与国家系统文化领导部门协同确定了统一的文化工作路线。联共（布）十六大对党的文化工作路线作过明确表述，指出：为了使整个文化工作充满“共产主义的内容”，必须“反对使文化工作脱离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任何企图，坚决克服文化工作中不问政治和狭隘文化主义的倾向”。[《苏共决议汇编》第5卷，莫斯科，1984年第9版，第181页。]根据这一精神，苏联全国上下开展了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教育宣传活动，把普遍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作为党和国家当前的重要任务。
集中管理和高度计划成为国家管理文化和科学研究事业的主要方法和手段。1928年，全苏宣传鼓动和文化建设会议作出了“将计划性纳入苏联科学组织工作”的决定。[《苏共论文化、教育和科学》（文件汇编），莫斯科，1974年版，第445页。]根据这一指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很快确立了集中化和计划化的新型管理模式。1929年5月2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加强科学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对全苏社会科学的集中统一问题作出具体全面的规定。共产主义科学院被确定为全苏科研“计划中心”，它必须协调各部门（各委员部）科学研究所同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关系，同时应对它们进行思想领导。[《苏共论文化、教育和科学》（文件汇编），莫斯科，1974年版，第447页。]联共（布）中央提倡，要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将整个科学知识体系用于满足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31年3月，国家计委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从此，科学管理的计划化制度被确立下来，并逐年推进。从苏联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的成就看，苏联模式这一集中计划管理办法对于提高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苏联科学技术水平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等方面显然都具有不容否定的意义。
学术文化团体逐渐行政化。与文化体制不断集中化、计划化的进程相适应，大量民间学术团体被取缔，一些学术文化团体被改组，新产生的团体从一开始就带有准官方机构的特点，这使苏联的各学术团体都带上了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比如，新成立的苏联作协和全苏科学技术协会就具有相当大的管理职能。很多科学学会，如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家学会、唯物主义者生物家协会都隶属于共产主义科学院。而且，学术团体行政化倾向还越来越严重，学术团体的主要领导人经常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兼任，实质上是由上级委派，而且多年连任、甚至几十年不变。这些学术文化团体有时甚至成了党和政府的特殊机构。比如，“战斗辩证唯物主义协会”就其全部活动来看，俨然就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一个支构。其他协会也都具有与“知识界反动分子”，与“不问政治者”的中立立场作斗争的类似职能。这种做法虽然带有用行政方法干预学术研究的弊端，但在非常时期，它对于维护思想文化阵地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