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入学，国之大事
历代皇子的入学是非常严肃的国家大事。据史书记载：皇子入学首先要挑选吉时。清光绪帝入学时，皇室根据钦天监观天象、查历书，确定二月二十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入学典礼。二月二十一日那天上午，养心殿东暖阁中，香烟缭绕，气氛肃穆。光绪帝先祭告天地，拜谒孔子；然后翁同龢、夏同善等弯腰进宫，先行拜见皇帝的跪拜大礼。礼毕，皇帝从御座上站起来，走到翁、夏等人面前，向他们作揖打躬，这是拜师傅。
仪式完毕后，光绪帝来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下，桌上放着文房四宝。
然后翁同龢上前，提起御笔，饱蘸浓墨，写下八个大字：
天下太平 光明正大
然后翁师傅准备好描红本教光绪帝“描红”。光绪按照事先的吩咐取笔、墨和纸张，五岁的皇帝抓起笔来，红润的小手颤颤抖抖，好不容易才歪歪斜斜地描下了第一笔。翁师傅走到皇帝身后，手把着手描完了“天下太平”四个字。
之后，翁同龢又在另一张纸上写下“帝德”二字，清廷议政王奕、光绪帝的伯父接过笔，紧贴着“德”字写下“如天”二字。翁师傅指着这四个字，教皇上朗读“帝、德、如、天”，皇上随着师傅的调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重复多次。
翁师傅又将一本叫《帝鉴图》的画册放在皇上面前。这部画册，画的全是尧、舜、禹以及历代帝王的肖像。翁师傅又一页一页地翻着帝王的肖像，逐一讲述帝王治国的故事。光绪兴趣盎然地盯着这些画像，专心致志地听师傅解说。这就是皇帝接受的第一课。
接下来是体育和满文课，师傅们领着光绪来到毓庆宫，按照满族旧习，依次学习拉弓、射箭、蒙古语、满文字头。当时军事上已使用火药武器，御批奏章已用汉文，但光绪帝仍然学习弯弓搭箭，诵读蒙语满文，这是为了使皇帝“不忘祖宗法度”、“不改祖宗章程”。
皇子入学拜师的礼仪，唐代行束脩之礼，表示对老师的尊重。
在唐代，皇子入学注册后，就行拜师礼。根据《通典》和《唐会要》记载：学校择日举行仪式，学生行礼，再三拜请为弟子，得博士应允后，将束脩献于博士，以示尊师重道。等级不同的学校对束脩多少有所不同，国子学、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其他诸学均绢一匹，同时皆有肉脯。皇子入学，同样要行束脩之礼，其意义不在经济上，而主要是通过这种仪式表达对老师的尊重。
仅仅通过中国历史上皇子入学的两个片段，就足以反映出皇家对皇子入学的重视。
侍讲与侍读
侍讲侍读和经筵进讲，是中国古代君主教育的重要方式，就是由廷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
侍讲从西汉时已经开始，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字。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八岁即位，因为他当时年幼，辅政大臣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禁中授于御前。及宣帝诏诸儒讲经于石渠阁，这是侍讲经筵制的开始。
从东汉开始有了侍讲的说法，侍讲本来指朝臣入授太子，并非官名。光武帝立阴之后子为皇太子（明帝），并未仿西汉置保傅设官僚，而是改由朝中儒臣负责教授太子。
唐开元十三年（725）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与侍读直学士，讨论文史，整理经籍，备皇帝顾问。
到了宋朝，设有专门给皇帝讲读经文的经筵官，也称讲读官。宋咸平二年（999）置翰林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后又置侍读、侍讲，天章阁亦有侍讲，皆以他官中之文学之士兼充，掌读经史，释疑义，备顾问应对。宋神宗后，太子官亦有侍读、侍讲。
真宗朝又有了崇政殿说书的制经筵，每年二月至五月，八月至冬至，每逢单日举行经筵，由讲官轮流入侍讲读，名曰春讲、秋讲。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经筵之制虽于宋代已形成，但形式并未固定，非但历代有异。以明代为例，初无定日，亦无定所。直到英宗时候，经筵讲学自此制度化，每日一小讲，每旬一大讲，为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
清朝仍旧以经筵日讲作为帝王教育的方式。清顺治九年（1652）后始以大学士知经筵事，以尚书、左都御史、通政史、大理卿、学士侍班、翰林等二人侍讲。经筵设御桌、讲官案。清代皇帝在文华殿行经筵仪，先讲《四书》、《五经》，然后由皇帝宣示满、汉文御论，各官听讲。事毕，由各官行礼，于文渊阁赐茶。康熙帝最重视这一制度。康熙好学出于天性，自五岁便知读书。康熙帝一方面自己用心读书，一方面继承历代传统，开设“经筵”，即由当时的博学硕儒给他系统讲授经史。并把“经筵”作为一项典制而明确规定下来。康熙十年（1671），在保和殿隆重举行“经筵礼”，即举行“开学典礼”，告祭先师孔子。
自此，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在规定学期之内，皇帝要按规定“上学”读书。讲课的老师，名为“经筵讲官”，简称“讲官”。开始时，康熙帝在弘德殿听课，每隔一天，一早进讲一次。自康熙十二年二月，改为每天讲读一次，以后天天如此。康熙帝一天也不肯耽误，始终认真听讲。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隔日进讲为日日进讲，虽避暑瀛台，未尝间断。康熙帝每天还要到乾清门听政，处理政务后，即到懋勤殿听课。为进讲方便，又设一南书房，命各讲官分别轮流入值。南书房就成了皇帝专门读书、日讲官传授文化的专门场所。南书房为内廷机构，在此任职的官员，还负责给皇帝起草谕旨，或者咨询。他们向皇帝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兼及其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讲解，让帝王掌握治国之术，有效进行国家管理。
张居正为幼年皇帝订立的读书计划
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老师，他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看到明穆宗生活越来越荒淫无度、身心萎靡，认为这与皇帝接受的教育有关，所以他多次向穆宗皇帝建议皇太子应出阁讲学，但是穆宗皇帝以太子年幼恐劳身心为由拒绝了他的建议。张居正劝告明穆宗对太子的教育要尽早。他认为皇帝的儿子也和庶民百姓的儿子一样，在智力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先天素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然而，要使皇太子成为贤明道德的君主，就要及早对他实施教育，而且还要讲求高质量，要施予高于百姓儿童之上的特殊教育。在他的极力争取下，8岁的皇太子终于成为张居正的学生。开始进入正规教学阶段，一年半后，皇太子的学习进步很快，不仅识得许多的文字，而且知道了不少的国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