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他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国内战争时期屡立战功，同时也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列宁称他为“杰出的领袖之一”，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三
1922年斯大林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后，担负起了领导苏维埃国家的重任，他的地位和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居于主要领导人的地位，需要对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全面负责。而为了实行有效的领导，必须了解各个部门的情况，提出切实有效的办法，这就要求他多方面的丰富的知识。因此他仍继续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大量读书。在这之后，读文学作品和有关文学的书已不单纯是他的爱好，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领导文学的工作的需要。与此同时，各方面的条件已大大改善，他不仅可以读到他需要的书，而且可以收集各种图书并加以收藏。据一位首次见到他的藏书的人说，在他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一排摆满各种书籍和小册子的书柜特别引人注目。斯大林购买图书纯粹是由于工作需要，不讲究版本，不看重善本。在他的藏书当中主要是社会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书，同时也有文学书。在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些有关方面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讲到斯大林委托他的助手托夫斯图哈为他建立个人图书室的事，开列了这样一份给图书管理员的分类表：
“给图书管理员。我的建议（和请求）
1.不按作者，而按问题将书分类：
（1）哲学；
（2）心理学；
（3）社会学；
（4）政治经济学；
（5）金融；
（6）工业；
（7）农业；
（8）合作社；
（9）俄国历史；
（10）其他国家的历史；
（11）外交；
（12）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
（13）军事；
（14）民族问题；
（15）党的、共产国际的以及其他的代表大会和代表机构（及决议），不要法令和法典；
（16）工人状况；
（17）农民状况；
（18）共青团（所有单独的出版物中关于共青团的一切）；
（19）其他国家的革命史；
（20）关于1905年；
（21）关于1917年二月革命；
（22）关于1917年十月革命；
（23）关于列宁和列宁主义；
（24）俄国共产党的历史；
（25）关于俄国共产党内的辩论情况（文章、小册子等）；
（26）工会；
（27）小说；
（28）文艺批评；
（29）政治杂志；
（30）自然科学杂志；
（31）各种辞典；
（32）回忆录。
2.从这些分类中将下列书籍取出来单放：
（1）列宁的书（单放）
（2）马克思的书（－）
（3）恩格斯的书（－）
（4）考茨基的书（－）
（5）普列汉诺夫的书（－）
（6）托洛茨基的书（－）
（7）布哈林的书（－）
（8）季诺维也夫的书（－）
（9）加米涅夫的书（－）
（10）拉法格的书（－）
（11）卢森堡的书（－）
（12）拉狄克的书（－）
3.所有其他书籍均按作者分类（各种教科书、小杂志、反宗教作品等等不用分类放在一边）。”
此外还从档案馆里发掘出了1926年4月至12月给斯大林住宅送书的清单，总共三百多种。这大概是按斯大林的要求送的，这些书遍及上述分类表中的各个门类，其中文学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包括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国外文学、青少年文学和文学批评等部分。在俄罗斯文学书籍中，有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宁、皮谢姆斯基、库普林、别雷、勃列什科－勃列什科夫斯基、克里让诺夫斯基、泰菲、阿尔达诺夫、罗曼诺夫等人的小说以及丘特切夫、科利佐夫、涅克拉索夫、勃留索夫、叶赛宁、赫连勃尼科夫等人的诗歌作品。在苏联文学书籍中则有高尔基、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涅维罗夫、绥拉菲莫维奇、普里什文、费定、爱伦堡、福尔什、富尔曼诺夫、利别进斯基、别德内依等人的作品和作品集。外国文学书籍的作者遍及好几个国家，其中包括法国（福楼拜、巴比塞、莫泊桑、法朗士、左拉、布洛克）、英国（狄更斯、杰克－伦敦、威尔斯）、美国（辛克莱）、捷克（哈谢克、恰佩克）等。青少年文学书籍既有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的佳作，也有一些外国作家的一些比较流行的作品。此外，还经常给斯大林送来《爱笑的人》和《鳄鱼》等杂志。文学批评部分则有论文集《世界文学中的普希金》科甘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史概论》、艾亨巴乌姆和蒂尼亚诺夫的《俄罗斯散文》、沃依托洛夫斯基的《十九～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1部、奥利明斯基的《谈文学问题》、彼列韦尔泽夫的《果戈理的创作》《叶赛宁：生平、个性、创作》、克鲁乔内赫的《新的叶赛宁》、列列维奇的《谢尔盖·叶赛宁》、马里延戈夫的《论谢尔盖·叶赛宁》等。
在这之后到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每年购书约五百册。进入三十年代后稍有所减少。到他逝世，藏书的总数相当可观。据有人估计，大约为两万册。在他逝世后，有一部分交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保存，另一部分转交列宁图书馆，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因此已很难确定藏书的确切数字。
从1934年起，斯大林大部分时间住在莫斯科附近的孔采沃别墅，于是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藏书搬到了那里。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大致是这样安排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批阅正式文件，与约请来的人谈话，召开会议与政治局委员们讨论各种问题。而在别墅则翻阅一部分他认为重要的邮件，写信，写文章和起草讲话。再就是读书，有的书他认真研读，有的书只是进行浏览。他在读的时候如同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在页边写批语和做各种记号。例如在高尔基的《母亲》，皮利尼亚克的小说和特写，爱伦堡、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等作家的书上以及《十月》杂志发表的评论文章上都有此类批注，而且数量相当可观。可惜的是，他收藏的书籍和各种刊物未能全部集中保存，要把他所注的各种批语汇集起来编纂成册有很大难度，至今还无人做这件事。如能编成这样一本书，那么从中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和深刻地认识斯大林的思想观点，而且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和好恶。
应该说，斯大林确实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读书的。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见他的人常常看到他站在书架前的小梯子上，手里拿着书。有人断定他甚至有每天读书的“定额为五六百页。为了完成这个定额，需要具备快速阅读的技能，从而用较少的时间学到较多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斯大林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从小就有很好的记忆力。根据伏罗希洛夫的回忆，1906年他参加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党代会时与斯大林住同一个房间，惊奇地发现斯大林能背诵各种文学作品中大段大段的话。后来不少与斯大林有过直接交往的人也都谈到斯大林的这一优点，例如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这两位元帅不约而同地断定他有“罕见的记忆力”和“惊人的记忆力”。
俄罗斯有人为了贬低斯大林，在他的“智力”上做文章，说他没有上过大学，理论水平低，没有多大学问，对许多事情一知半解，可是却很武断，要大家听从他，因而不能不出问题，等等。当然，斯大林生前在当时不大正常的气氛下，有人曾不知分寸地颂扬他，把他称为“各门科学的泰斗”和旷世的天才，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斯大林勤学好问、博学多识这一点却是铁的事实。在政治领导人当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自己领导的各个部门作那么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像他那样提出各种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就某一具体部门和学科而言，也许他的知识不如这些部门的专家们那么丰富，对具体情况了解得不如他们那样细致，但是他有自己的优势，即能从全局来观察某一具体部门，高瞻远瞩，这样就更能看清问题。同时他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很强的概括能力，这使他常常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的办法。当然在个别问题上也出现过失误，例如在生物学问题的争论上，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是站得住脚的。斯大林在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仍坚持自己写文章以及亲自起草文件和报告，而不依赖秘书和写作班子，甚至不习惯采取自己口述和速记员记录的办法。在工作千头万绪和时间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坚持这样做，一方面说明他勤奋好学、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认真负责，事必躬亲，没有染上做官当老爷的坏习气，这才像一位真正的领导人。在他之后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这些人既没有这样做的本事，也没有这样做的愿望。
四
现在回过头来讲文学。上面多次说过，斯大林从小喜欢文学，有比较丰富的文学知识，而且有一定的文学才能，这些特点后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在从事革命活动后虽然没有再写过诗，但是在后来写的某些文字材料中有时采用了诗歌的笔法。例如他在1912年写的一份题为《五一万岁》的传单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同志们！早在十九世纪，全世界的工人就决定每年纪念这个日子——五月一日。这是一八八九年的事情，那时在世界社会主义者巴黎代表大会上，工人决定在今天，在五月一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负有在自由和社会主义基础上革新世界的使命。”这里传单的作者用文学笔法描绘了一幅冬去春来、万象更新的充满诗意的美丽画面来说明工人将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26日发表的《悼列宁》的演说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文学笔法，抒发了尊敬和爱戴列宁的感情和继承列宁遗志的决心；1月28日发表的《论列宁》的演说，则像用文学笔法写的回忆录。
1925年1月21日发表了《致〈工人报〉》，全文不长，是这样写的：
“要记住，要爱戴，要学习我们的导师，我们的领袖伊里奇。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
“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
“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这是伊里奇的重要遗训之一。”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富有节奏感，可以当作散文诗来读。
斯大林也许在流放图鲁汉斯克的一段时间里写过关于这个边远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习俗的特写，也有可能用艺术形式记录了叶尼塞河边的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但是未见有这一类作品流传下来。不过后来他在不同场合讲过自己的一些观察。例如1927年12月他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对叶尼塞河上的船夫作过这样的描述：“你们看见过这样的船夫吗？他们老老实实地划船，划得汗流满面，但是不知道流水会把他们冲到哪里去。我在叶尼塞河上看见过这样的船夫，这是一些诚实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不知道而且不愿意知道波浪会把他们冲到使他们遭到灭亡的危险的礁石上去。”他用这样的船夫的表现来比喻党内只愿意随波逐流、不管会被冲到哪里去的心理并提出批评。他在1929年4月在题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中谈到叶尼塞河上的两种不同的渔夫，这样说道：“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船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
“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时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他把布哈林集团比作第二种渔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35年5月4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时叙述了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发生的一件事，他说：“我回想起了我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碰见的的一件事。这是在春季涨水时发生的。当时有三十个人到河里去捞取被波涛汹涌的大水冲下来的木料。当傍晚他们回到村里时，却少了一个同伴。当我问第三十个人在哪里时，他们冷淡地回答道，第三十个人‘留在那里了’。我问：‘怎么会留在那里呢？’他们又同样冷淡地回答道：‘那还要问什么，当然是淹死了。’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忙着要走，说是‘要给母马饮水去’。我责备他们对人还不如对牲畜那样爱惜，他们中间便有一个人在其余的人的赞同下回答道：‘干吗我们要爱惜人呢？人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出来的。而母马呢……你试一试去做出一匹母马来看。’你们看，这件事也许不大重要，但是很能说明问题。”
他通过讲这件事，批评了有些领导人对人才，对干部的冷漠态度。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