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离奇病死。慈安是正宫娘娘，素来让慈禧所敬畏，慈安在之日，慈禧事事还能小心。慈安一死，慈禧成了皇太后，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其泼辣狠毒、玩弄权术的性格渐渐显露无遗。
三年之后（1884），慈禧把恭亲王奕（左讠右斤）出总理衙门。奕（左讠右斤）20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颇谙外情，开明而识时务，是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朝廷中是除了慈禧的第二号人物。正因为恭亲王的能干，慈禧对他颇有忌惮。赶走恭亲王之后，慈禧在朝中便为所欲为。
北京宫廷中个是非之地，王公大臣成天你争我斗，而幕帘后面慈禧的心机远非常人可比。对如何重振河山，她思之甚少，她关心的只是权力，权力平衡，如何制约各派王公大臣。中国政治向来如此，最高领导人往往是管人不管事，只要能在各派系中求得平衡，并使之为己所用，就万事大吉了。
一直和恭亲王争权的醇亲王奕譞，开始扬眉吐气，大权在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只知道捞钱和讨好慈禧。
醇亲王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做了名义上李鸿章的顶头上司。
醇亲王在京城中生活得豪华糜烂，花钱如流水，是人所皆知，毫无收敛，是个大贪官。海军衙门经办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这可让醇亲王发了大财。
醇亲王贪钱爱财的毛病，慈禧和李鸿章都知道。不过醇亲王对慈禧忠心耿耿，办事得力，所以位置坐得很稳，李鸿章也就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装着看不见。
那时，中国的权力中心由三方面的人物相互制约着：醇亲王、庆亲王是主流派，掌管着国家大政，天津的李鸿章控制着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的一大堆实权，而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则伺机成为主角，这三套车上手握鞭子的便是慈禧——慈禧太后。
眼下，慈禧最关心的事情是颐和园工程，这事远比朝鲜问题重要得多。
这日，慈禧太后又借朝鲜大院君的事大肆发挥。
她从容自若地说：“我是要教天下有那生了儿子当皇帝的，自己知道尊重！如果敢生妄想，朝鲜李罡应就是榜样。”
这两句话岂仅取瑟而歌，简直就是俗话说的“杀鸡骇猴”！
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这样的情况有些尴尬，也是他自己的心病。醇亲王没有想到受命过问政事，竟遭来这样深的猜忌。因而颜色大变，浑身发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那光景就像穆宗驾崩的那晚，听到慈禧太后宣示“醇亲王之子载湉入继大位”那样，所不同的，只是不曾痛哭流涕而已。
慈禧太后知道将他吓怕了，也就满意了，“你不要多心！”她安慰他说，“我知道你忠心耿耿，绝不会有什么！我的话不是指着你说的。”接着便吩咐太监将醇亲王扶出殿去。
从这次以后，醇亲王一言一行，越发谨慎小心，越发为慈禧尽心尽力办事。
而李罡应亦终于由于李鸿章的斡旋，在去年秋天遣送回国，负护送之责的是袁世凯。他本来一直带兵驻在汉城，此时更由总理衙门加委“办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成为朝鲜京城中最有力量的外国使节。而袁世凯少年得志，加以不学而有术，未免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不但朝鲜王李熙渐起反感，各国公使亦多不平。
不幸的是，袁世凯又卷入朝鲜宫廷的内争之中。他本来与李熙的内亲闵泳翔交谊甚笃，而闵泳翔与大院君李罡应是世仇，由于袁世凯护送李罡应回国，一路上谈得很投机，因而招致了闵泳翔的猜忌。于是渐有流言，说袁世凯将用武力废去李熙，用李罡应为王。这一来，父子之间，又成参商。
于是，朝鲜国王派金定熙来北京，想法能让中国召回袁世凯，以绝后患。
这当然要在总理衙门下手。恭亲王奕（左讠右斤）收了金定熙的一份重礼，便得帮他说话，特地去看醇亲王，很委婉地陈述来意。
“不管也不行啊！”奕（左讠右斤）说道，“袁世凯人很能干。就是太跋扈了，不但李熙见他头痛，各国在那里的使臣，亦对他不满。倘或因此激出外交上的纠纷，很难收拾。再有一层，袁世凯如果真的拥立大院君，那就会把局面搞得不可收拾了！”
“什么？”醇亲王这时才听清楚，急急问道，“他要拥立大院君？”
“朝鲜有这样的流言，外交使节中更是传说纷纭。袁世凯是功名之士，此人的胆子很大，年纪又轻，说不定就会闯出祸来。”
“那不行！”醇亲王说道，“你应该出奏。”
“是！”奕（左讠右斤）问道，“怎么说法？”“自然是召回袁世凯。”
“老七！”奕（左讠右斤）用征询的语气问，“是不是以面奏为宜？我看，咱们一块儿‘请起’吧！”
醇亲王考虑了一会儿，觉得此事必须“独对”，但总理衙门的事务，又不便撇开奕（左讠右斤），只有分别陈奏之一法，因而作了决定：“还是你那里上折子，说简略些不要紧，反正上头一定要问我，我再谈好了。”
奕（左讠右斤）照言行事。奏折到了慈禧太后那里却无动静，醇亲王自不便查问，同时也无暇查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