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桓皇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
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为县侯, 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余户,世谓之五侯。仍以悺、衡为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
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 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
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黄琼首居公位,乃举奏州郡素行暴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翕然称之。
琼辟汝南范滂。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尝为清诏使,案察冀州,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冀被诛,天下悉望新政,这种渴望帝国中兴的情绪在除掉阎氏外戚、顺帝登基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在后汉帝国末年,最高权力在皇帝和外戚之间转换,士大夫(包括正在做官和在野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皇帝亲持国柄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天下大治。皇帝亲政是必需的,而大将军秉政更像现代的内阁,内阁要倒台是必然的,只有皇帝亲政,才是帝国体制名正言顺的状态。桓帝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梁冀外戚集团,极大地振奋了士大夫的精神,也挑起了他们对这位英明君主的无限遐想。
其实,不论顺帝刘保(公元125年11岁即位,在位20年)还是桓帝刘志(公元146年14岁即位,在位22年),都是中常之主,尽管他们都在少年时代就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洗礼,顺帝刘保是嫡亲太子,在谗言中被废,结果由太监策划政变而上台;桓帝刘志本是藩王世子,自己的爵位只是一个侯,盖十八层被子也梦不到会登上大宝,结果被梁冀当砝码选中,最后,也是在太监的帮助下真正掌握了君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在少年成长的时候,被无情地否定过,顺帝被父亲否定,桓帝被外戚否定,这种否定会不会造成一种自卑的心理?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权位来路不甚正当而心存遗憾,进而让他们和士大夫打交道时不够从容自如?这也是不是让他们和太监这样更自卑的人交流起来更轻松一些?
顺帝、桓帝不是英气逼人,也不是愚不可及,应该说他们都有一定的可塑性,士大夫对他们抱有期待也都没错。好家伙,好多年出现一个不垫尿布、不拖鼻涕的成年皇帝,把汉室中兴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当然是没错的。可其实却恰恰相反,君臣共济的中兴局面没有出现,出现的士风越来越亢,他们和宦官集团的对抗越来越剧烈,最后竟是成批的士大夫遭到屠戮。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两派,在我的印象里,“派性”斗争远比官方说“党和人民群众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 更广泛、更持久、更激烈,“文革”前期的武斗,没有两派是斗不起来的。“九大”以后,干部“下放”、学生“下乡”,“一打三反”,武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各地,不论基层的党政组织还是群众之间,派性斗争并没有停止,以派划线、以派分敌我的气氛一直存在,起码在我生活过的山西小县城里一直存在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前。
现在所有的“文革”研究者,都把派性斗争归咎于林彪、“四人帮”,说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问题是为什么一旦挑动起来以后,群众竟然津津有味地斗争了十年之久?台湾社会有“只分蓝绿不分是非”之说,在“文革”中,只分派性不问是非也同样存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长期处于非理性的情绪对立中,其形成机制、运行机制、惯性放大功效……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情绪对立中,自由主义最崇尚的、也认为是可以影响社会运行的利益调节机制,要么不起作用,要么在表面上退出了调节社会的角色,狂热、理想主义、不计较个人得失……等等,看似崇高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中比比皆是,为什么?
诸葛亮在他有名的奏章《出师表》中谓:“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的政治遗产,就是史上闻名的“党锢”,身处黄巾战乱、军阀割据时代的刘备和诸葛亮,肯定把眼前的战乱和桓帝进行了链接。他们也在反思。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回到读桓帝亲政以后的时空……
一方面,桓帝不吝重赏,对参与策划的五位宦官予以封侯,封的是万户侯。同时被封侯的还有尚书令尹勋等内朝官员,没有尚书令这个环节,政变不可能执行。尚书令是一个极重要的岗位,霍光曾任大将军兼领尚书令,这是地方官奏章和皇帝诏书交换的中枢神经,维持中央的日常行政,尚书令还管理着朝廷的各种印符,调兵遣将没有这玩意儿可不行。
另一方面,就是士大夫集体性地处于亢奋状态,被压抑的革命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新升任太尉的黄琼“举奏州郡素行暴污,至死徙者十余人”,黄琼推荐的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下去巡察,以致很多官员望风解印而逃。当有尚书怀疑他弹劾举奏审查的官员有点多,有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时,范滂慨然道:“我所检举送审的贪官污吏,如果不是十足坏蛋,我能让他们的名字玷污我的奏章吗?我这还是因为时间紧迫,先收拾那些罪大恶极的,更多的家伙还在后头呢。农夫除草,禾苗长得更旺,我作为国家的忠臣,铲除奸臣,才能让王道畅行,天下清平。如果我的弹劾有差错,我愿意被公开处决。”
这位范滂名列《后汉书·党锢传》,而且是党锢案的核心人物,我不怀疑他在做对的事情,但是那种慨然赴死的状态,那种过激的情绪,却让人担心和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