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罗夫小组里有几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醉心于欧洲改良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在他们的学说中看出新宗教的因素，这种新宗教似乎应当能够改造人类，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我们的聚会中经常得到法国文学中出现的与这一题目有关的所有新东西，加以传播和讨论。议论罗伯特·欧文的新村，卡贝的伊加利亚公社，尤其是议论傅立叶的法朗吉斯特和蒲鲁东的累进税制的理论，常常占去晚间集会的大部分时间。这些社会主义者我们都加以研究，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计划有实现的可能的。不相信的人当中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研读社会主义著作家的著作，但批判地对待之。他承认他们的基本学说中包含着崇高的目的，但是，他认为他们仅仅是一些正直的幻想家。他特别坚持一点：所有这些理论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为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应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寻找源泉，而应当在生活中，在我国人民世代相传的历史制度中去寻找，在村社、劳动组合和连环保中早就存在着比圣西门的一切幻想及其学说更加合理而持久不变的原则。他说，伊加利亚公社或法朗吉斯特中的生活，他想象起来比任何苦役还要可怕，还要令人厌恶。当然，我们那些顽强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人是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对当时立法和行政方面的新闻我们谈得也不少，而且自然发表了尖锐的看法，这些看法，有时是根据不确切的传闻，或者不完全可信的轶事与口头说说的事情。当时青年人发生这种情况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一方面对于我们行政机关的横行霸道现象，科学与文学上的束缚感到十分愤慨，另一方面，欧洲所完成的宏伟事业又唤醒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了更美好、更自由、更积极地生活的希望。在这方面，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组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表意见尖锐而又激烈。我现在无法确切地引述他说过的话，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总是坚决表示反对用来束缚人民的措施，尤其对滥用职权表示愤慨，滥用职权使最低贱的阶级和青年学生吃尽苦头。从他的意见中经常可以听出《穷人》的作者是热烈同情处于最受屈辱地位的人的。根据我们组里一个成员的建议，决定写一些揭露性内容的文章在我们晚会上朗读，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赞成这个主意，答应他自己也参与其事。但据我所知，他来不及写出任何东西。第一篇文章是一个军官写的，其中讲到当时城里尽人皆知的一桩怪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文不以为然，既指责其内容，又非难其文字形式上的缺点。我这方面，在一个晚间集会上朗读了由我译成教会斯拉夫语的拉门奈的《教徒故事》中的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这部作品的严肃的圣经语言，经过我的翻译，比原作生动。自然，他体会的仅是语言的性质本身，不过他的反应对我却是很受用的。遗憾的是我没有把稿子保存下来。在杜罗夫小组存在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产生一种设想：把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的文章用石印印出来，尽可能地广为传播。不过这一设想并没有付诸实行，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朋友，恰恰是所有去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的人，不久就被捕了。
在小组停止活动之前不久，我们组里的一个成员到莫斯科去，带来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信的抄本；这封信是因为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而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会上看了这封信，后来据他自己说，他在好些熟人家里看过这封信，叫人抄了副本。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是1849年3月由普列谢耶夫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侦讯委员会供述，他立即念给杜罗夫与巴尔姆听，还答应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念。（《诉讼案》，页136）4月15日举行朗读。阿赫沙鲁莫夫、季姆科夫斯基、雅斯特尔任勃斯基及菲利波夫供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们稿子，菲利波夫抄了副本。（同上，页101）后来这成了他被判刑与流放的主要理由之一。这封信，以它片面性的奇怪议论在今天未必能吸引得了什么人，但在当时却产生过强大的影响。在我们的许多熟人家里，这封信和也是从莫斯科传来的赫尔岑的幽默文章一样，都有抄本，赫尔岑的文章机智而辛辣地把两个京城作了比较。指赫尔岑的《莫斯科与彼得堡》（1842），对斯拉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文章。大概在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时，抄走了这些文章的副本，转交给了第三厅。杜罗夫常常朗诵自己的诗，我记得，我们是何等高兴地听他翻译的巴比叶巴比叶·奥古斯特（1805—1882），法国诗人，著有充满激愤之情的讽刺诗集《抑扬格诗集》（1831）。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诗在俄国进步读者中极为流行。的名剧《基阿伊雅》，书报检查机关删去剧中若干首诗。除了闲谈与朗读之外，我们在晚间集会上也常常听音乐。我们的最后一次晚会是这样结束的：有才气的钢琴家卡谢夫斯基在钢琴上演奏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
二
1849年4月23日，我讲完课回家，遇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已经等我很久了。我一眼就发现他十分不安。
“您怎么啦？”我问。
“您难道不知道？！”他说。
“什么事情？”
“费奥多尔弟弟被捕了。”
“您说的什么？什么时候被捕的？”
“昨天夜里搜查了把他带走了屋子查封”
“其他的人怎么样？”
“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被抓走了还有谁，我不知道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也要被抓走的。”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安德烈弟弟被捕了他从来不和我们在一起，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他们搞错人了，把他当成我，抓走了。”
我们约好立即分头去打听，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谁被捕，晚上再碰头。我首先到杜罗夫的寓所：屋子的门锁着，门上有政府机关的大印。在莫斯科兵营的毛姆贝利处，瓦西里耶夫岛上的菲利波夫处，也看到同样情况。我问勤务兵和看院子的，他们回答我说：“先生夜里给抓走了。”毛姆贝利的勤务兵认识我，说话时眼泪汪汪。晚上我拐到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我们交换了打听得来的消息。他去找过我们共同认识的其他几个朋友，得知他们大多数是昨天夜里被捕的。根据我们打听到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捕的只是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参加聚会的人，属于杜罗夫小组的人暂时还平安无事。对这个小组，当局显然还不知情。如果杜罗夫、巴尔姆与肖尔科夫也被捕，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晚间集会，而仅仅因为他们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有来往。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经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捕分明是因为他们搞错人了，把他的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抓了去。所以，他也危险临头，整整两个礼拜，他天天晚上等待着避不开的客人光临。这期间，我们天天见面，交换消息，尽管我们打听不到重要消息。除了城里流传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谣言（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有添油加醋的说法）之外，我们只打听到逮捕了将近三十人，首先全部解往第三厅，然后再解送到彼得保罗要塞，关押在单人牢房里。现在了解清楚，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早就在密切注意中，内政部有一个年轻人，假装成同情自由主义思想的青年，打入晚会，积极参加聚会，主动引诱别人发表激进的言论，然后把晚会上说过的话记下来，交给有关方面。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说，他早就觉得此人形迹可疑。后来很快得知，为了调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以要塞司令纳博科夫将军为首，由陀尔戈鲁科夫公爵、列·瓦·杜别尔塔、加加林公爵以及雅·伊·罗斯托夫采夫等人组成。陀尔戈鲁科夫，1856至1866年间任宪兵队长和第三厅厅长。列·瓦·杜别尔塔，陆军中将，1839至1856年间主持第三厅。雅·伊·罗斯托夫采夫，1835年起任主管军事学校的总参谋长。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大清早，有人来对我说，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昨夜被捕了。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49年5月6日夜里被捕的。
他的妻子和孩子毫无财产，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担任过公职，没有任何财产，单靠为《祖国纪事》写些文学作品过活，每月撰写“国内评论”，发表些小小的中篇。随着他的被捕，家属顿时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只有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帮助他们度过这一不幸时期。我深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谦逊，克制，并不特别为他担忧。他尽管也常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去，但是他对那里的大多数客人并没有好感，他常常向我表示，那些比较极端而又不谨慎的人竟在那里发表激烈的言论，他是很不赞成的。据我所知，在他身上是得不到任何十分危险的口供的，况且后来他几乎完全与小组脱离了。因而我希望他的拘留时间不会长，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1849年5月底，我在克列斯托夫岛附近的科尔托夫村租了一套夏季住宅，把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儿子接来做客。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他当时七岁左右。他妈妈每星期来看他。有一天，好像是七月中旬，我坐在小花园里，忽然小费佳叫喊着向我奔来：“爸爸来了！爸爸来了！”果然，这天早晨我的朋友获释了，他赶紧来看儿子，和我见面。经过两个月的分离之后，我们是多么快活地拥抱，情况可想而知。晚上我们到岛上去，他向我讲了他的被捕、蹲单人牢房、侦讯委员会的审问以及他作供词的详细情况。他也告诉我，向他提问的疑点有哪些是针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我们推论，尽管他仅仅因为有自由主义的言论，指责某些要人，扩散当局禁止的著作以及别林斯基那封要命的信而受到控告，但是，如果他们要把案情看得严重起来——在当时十之八九是这样，——那么结局可能是悲惨的。诚然，有几个被捕的人四月间已陆续获释，可是关于其他人的谣传却无法叫人放心。据说，许多人要去流放，不可幸免。
夏天过得凄凄惨惨。我的一些亲密朋友，有的关在要塞里，另一些友人待在别墅里，有的在巴尔果洛伏，有的在皇村。我和维坚斯基偶尔见面，和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星期见面。八月底，我又回到城里，我们开始互相频繁地来往。关于我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很不确实：我们只知道他们身体还好，但未必有人会获释。侦讯委员会的调查会议已经结束，只须等待案件的最后裁决了。然而离最后裁决还很遥远。秋天过去，冬天也慢慢地过去，直到圣诞节节期之前，被告的命运才决定。使我们极其吃惊和害怕的是，所有的人一律被判处死刑（枪决）。不过，大家都知道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临刑那天，所有判了刑的人都被带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在这刑场上向他们宣读了新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让他们活命，死刑改判其他刑罚。根据这份判决书，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流放，服苦役四年，期满后他将被编入西伯利亚常备军的一个营当列兵。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那么突然，我和他的哥哥都没有到谢苗诺夫练兵场去，等我们得知朋友们的遭遇，一切都已经结束，他们又被押回彼得保罗要塞，只有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直接从刑场送往西伯利亚。
判了刑的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从要塞送去流放。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谢苗诺夫练兵场宣判之后的第三天，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我处，说是他的弟弟当天晚上要出发，他去和他告别。我也想去和他告别，因为要很久看不到他，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他了。我们乘车去要塞，直接找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位少校教官马依杰勒，希望通过他得到准许，见上一面。这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他明确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确实当天晚上就要解往鄂木斯克了，可是除了近亲之外，没有要塞司令的允准是不许与行将出发的人见面的。这一情况起先使我很伤心，然而我知道纳博科夫将军心地善良，为人宽厚，决定亲自去找他，请他允许我与朋友告别。我的希望没有落空：要塞司令决定让我也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杜罗夫见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