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每天谈话的内容尽管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从来也没有接触到不纯洁或猥亵的话题。我的未婚夫以极其审慎和体贴的态度对待我少女的质朴和羞怯，很难做到比他更审慎、更体贴了。他对我的态度可以用他婚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明。1867年5月17日的信。——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29]
“上帝把你托付给我，要让你的心灵的源泉和财富不会枯竭，相反，将更为充沛和丰裕；上帝把你赐给了我，是要我以你来赎我深重的罪孽，使你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精神上成熟、具有明确目标、完美无瑕、摆脱一切使心灵毁灭的卑下心理的人。”
总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以保护我、使我免受各种邪恶的影响作为自己的目标。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就开始翻阅他桌子上的一本法国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走过来，悄悄地把书从我手中拿走。
“我懂法文的啊，”我说，“让我读一读这本小说吧。”
“这本书可不能看！你何苦玷污自己的想象力呢！”他回答。
甚至在我们结婚以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要指导我在文学方面的发展，亲自为我挑选书籍，怎么也不让我读轻佻的小说。这种监督有时使我生气，我就提出抗议，对他说：“那你自己为什么读这些书呢？你干吗要玷污你的想象力呢？”
“我是个久经世故的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有些书作为我的工作资料，我必须看。作家应该了解一切，体验很多事情。可是，请你相信我，我不会津津有味地去看那些下流的场面，它们常常使我厌恶。”
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滑稽歌舞也同样抱有反感：他自己不看滑稽戏，也不准我去看。
“如果有机会上剧院的话，”他屡次说，“应该选择那些能够给予观众优美和高尚印象的戏剧，要不然，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损害人的心灵！”
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信他是一个纯洁的人。因此，当我得知为我如此喜爱的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竟然认为费奥陀·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厚颜无耻之徒，并且放肆地称他为“俄国的萨德侯爵”[30]时，我是多么伤心。
十六
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两人都感到亲切的话题当然是我们未来的夫妇生活。
我想象着不再和丈夫分离，将要参与他的工作，有条件照顾他的健康，能够保护他，使他摆脱那些纠缠不休、使他气恼的人们，这情景对我是那么富有吸引力，以致想到这一切不能马上实现，我有时就差点儿流下泪来。我们的婚礼主要取决于和《俄国导报》打交道是否能够成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在圣诞节到莫斯科去，向卡特科夫米哈伊尔·尼基福罗维奇·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治家，翻译家，新闻记者，《俄国导报》杂志和《莫斯科新闻报》的主编和发行人。介绍他将要创作的长篇小说。他相信《俄国导报》编辑部愿意请他撰稿，因为1886年登载在该杂志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杂志招来了许多新的订户。[31]问题仅仅在于：杂志是否有几千卢布闲置的钱可供预支，如果拿不到这笔款子，我们就无法把新家庭的生活安排好。倘若《俄国导报》的事不成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在结束《罪与罚》之后立即着手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等写完大部分，就把它投到另一家杂志社。莫斯科之行一旦失败，我们的婚礼便有可能推迟很长时间——说不定得推迟整整一年。想到这一点，我就十分沮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经常把他的烦恼告诉我。他什么事都不愿意瞒我，为的是使我不致对我们俩未来的贫困、艰辛的生活感到突然而难以忍受。我对他的坦率十分感激，想方设法减少特别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苦恼的债务。我很快明白，按他目前的情况，要偿清债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长在富裕的家庭里，没有受过穷，对实际生活缺乏了解，但在婚前的三个月里，我还是发现了一个使我十分不安的情况：只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拿到钱，他所有的亲属——弟兄、嫂子、继子和侄子等等就突然来到，请求紧急支援，于是从莫斯科寄来的三四百卢布《罪与罚》的稿费到第二天就至多剩下三四十卢布，而且期票的欠款根本就没有偿还，只付了利息。接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心事重重，不知从哪儿弄钱来支付利息，应付日常开支以及满足很多亲戚的要求。这种境况实在使我担忧。我想婚后自己来掌管经济，控制提供给亲戚们的金额，每年付给他们每个人一定数目的钱。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的儿子们已经成年，他们可以支援她。[32]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弟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是个有才能的建筑师，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找到工作。继子二十一岁，已经到了着手认真工作的年龄，不能再完全依赖有病的、债务缠身的继父了。
我想到所有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就非常气愤；因为我觉得，经常为钱发愁破坏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良好的情绪，对他的健康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由于长期忧悒，他的神经受到很大的损害，癫痫病越来越频繁地发作。在我介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活以前，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结识以后，一切暂时有了改变。但是我想望，在我们未来的共同生活中，他的健康能够彻底恢复，保持饱满和愉快的情绪。
而且，由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受债务之累，他不得不主动把自己的作品投给各个杂志，这就自然使他拿到的稿酬比那些生活有保障的作家们，例如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要少得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取得的《罪与罚》的稿酬是每印张一百五十卢布，而屠格涅夫同样发表在《俄国导报》上的长篇小说却得到五百卢布一印张的稿酬。[33]
最令人感到抱屈的是，由于没完没了的债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只能写得仓促。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对自己的作品加以润色，这使他十分苦恼。批评家们常常指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的长篇小说的形式不理想，说他把几篇小说结合在一个长篇里，说他把一个个的事件堆砌起来，其中多数并不完整。[34]严厉的批评家们大概不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创作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部长篇的头三章已经发表，第四章处在付排阶段，第五章刚刚邮寄出去，第六章正在写，而其余各章甚至还没有考虑成熟。后来我有多少次看到，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突然意识到，他“把自己所珍视的思想写糟了”，而又没有可能纠正错误的时候，他真诚地感到失望。[35]
我为未婚夫经济上的困难而难受，可是我又自我安慰，想到不久的将来，一年以后，等到我成年之日，我将得到父亲遗赠给我的一所房子，那时候，我就有能力从根本上帮助他了。
从四十年代起，我的父母拥有两块面积很大的土地（约两俄亩），分别在亚罗斯拉夫街和科斯特罗姆街。其中一块地上建有三所木头造的侧屋和一所两层楼的砖石结构的房子，我们就住在这座房子里。在另一块地上建造了两所木房，一所已作为陪嫁，给了我姐姐，另一所是指定给我的。如果把它卖掉，可以拿到一万多卢布，我就能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偿还一部分债务了。使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我尚未成年之际，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我母亲劝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做我的监护人，但他坚决拒绝了。
“这房子是指定给安尼娅的，”他说，“等她秋天满了二十一岁，让她接受吧。我可不愿意干预她的金钱上的事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作为我的未婚夫，始终拒绝我给他经济上的帮助。我对他说，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的一切应该是两人共有的。
“当然，我们结婚以后会这样，”他回答，“目前我可不愿意拿你一个卢布。”
我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清楚，他的亲戚们有时候哭穷并不足信，他只是无法拒绝他们罢了，但他不愿意用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连我的亲人们指定给我的两千卢布陪嫁他也不愿意过问，而劝我用这笔钱去购买我想置办的未来的生活用品。我怀着柔情忆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怎样仔细地观赏我刚买到的银制刀叉，然后把它们放进盒子，总是赞同我的选择。他知道，他的赞扬会使我高兴得满面生辉，他就可以欣赏我的喜悦了。
他特别喜欢我的新衣服，当女裁缝把衣服拿来时，他要我试穿给他看。有些衣服（例如，樱桃色的）他是那么欣赏，要求我整个晚上都穿着它。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要我试戴我的帽子，觉得我戴着非常合适。他总是竭力对我说些亲切、动听的话，让我高兴。他那充满深情的心是多么真挚、善良，多么温存、体贴啊！
十七
时光迅速地流逝，圣诞节即将来到。近几年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乎总是在他心爱的妹妹维·米·伊万诺娃家度过节日，这一次，他也决定上莫斯科去。到那儿去的主要目的当然是打算把自己新的长篇小说提供给卡特科夫，取得我们结婚所需的钱。
在动身的前几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心情抑郁：他正在和我热恋中，跟我难舍难分。我心里也感到沉重，不知怎的，我觉得好像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打起精神，努力不让自己的愁绪显露出来，以免使他更加苦恼。当我到车站去送他的时候，他心里特别难受。他情意绵绵地望着我，紧握我的手，反复说：“我上莫斯科去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总会见面的，亲爱的安尼娅，我们总会见面的？！”
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侄子们也一起来到车站，由于他那荒唐、越礼的行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我们大家走进车厢，去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铺位，而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为了表示对“父亲”的关怀，突然大声说道：“爸爸，您可别打算睡在上铺！您一发起癫痫病来，就会掉到地上，跌得粉身碎骨！”
可以想象，这些话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们以及对我们周围的人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过了片刻，有位女乘客，这位太太大概很神经质，看到一个搬运工走过车厢，就要他把她的行李搬到女客车厢，因为“这里好像有人要抽烟”（其实，这儿是不抽烟的人坐的车厢）。
这整个儿事情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伤心到极点，他不喜欢在众人面前谈到自己可怕的病。就连我们这些送行的人也感到难堪，不知道说什么好；因此，当我们听到第二次铃声、不得不离开车厢的时候，大家倒觉得松了口气。我为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的越礼行为所激怒，忍不住说：“您为什么惹得可怜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气？”
“他生不生气，我才不管呢，”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回答，“我是关心他的健康，他应该为此感谢我！”
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所表现的总是这一类的“关心”，当然，这不能不激怒他的继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从莫斯科寄给我两封情意绵绵的信，使我十分高兴。[36]我反复把它们读了几十遍，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归来。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莫斯科逗留了十二天，顺利地结束了和《俄国导报》的谈判。卡特科夫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结婚，便热烈地祝愿他幸福。至于他要求预支的两千卢布，卡特科夫答应在即将来临的1月份里分两三次付给。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大斋节以前举行婚礼。
从莫斯科寄来的七百卢布分给了亲戚和债主，一下子就用光了。每天晚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胆战心惊地说，他的钱在“逐渐融化”。这使我开始感到不安，当他收到第二批七百卢布的时候，我便请求他至少留下一部分作为结婚的费用。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里拿着铅笔，计算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和结婚后招待客人的费用（他断然拒绝我的母亲承担费用），总计约四五百卢布。可是他的亲戚很多，每天都有新的需要，这笔钱如何保存呢？
“我说，安尼娅，你替我保存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他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亲戚们如果再来要钱，他便有合适的托词了。第二天他就把五百卢布带给了我。他交钱给我的时候，幽默而又郑重地说道：“拿去吧，安尼娅，把它们牢牢地抓住，我们未来的命运要由它们决定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