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纪录片方式反映老年人生活的影片《桃姐》能够大热大卖，除了影片的真挚、朴素、细腻外，也与社会老龄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十多年来，社会的老龄化老龄化社会分为三个等级，1956年联合国按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计算老龄化率，老龄化率在7%~14%的称之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率在14%~21%的为“老龄社会”；而老龄化率在21%以上的为“超高龄社会”。成为人口统计学上最主要的变化。就家庭而言，尽管现在的大多数已婚夫妻较少考虑他们将来的养老问题，但是对年老父母的照顾问题已经触手可及了。就社会而言，我们还不能欣然面对年老带来的挑战，当然也看不到成熟带来的机遇。当前，个体、家庭、城市乃至社会的衰老已是势不可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该如何帮助社会成员成功地适应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系统，缓冲老年压力，使他们安度晚年，使社会平稳地走过老年期。
一、社会的老龄化
2010年6月，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在北京发布的《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较之世界其他国家，我们的老龄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规模大。据有关方面预计，2011—2015年（“十二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突破2个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15%；2016—2020年，平均每年纯增60岁老龄人口596万，到2020年老龄人口要达到248亿；从2021年到2050年，这30年又是一个加速老年化的过程。几乎每过十年左右要纯增1个亿的老年人，到2051年老年人口的数量就要达到老年人口最高峰，是437亿，占当时总人口的30%，亦即3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老年人。在本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基本上是维持在3到4个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30%以上。另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是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第二，增长快。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曾出现两次人口出生率高峰，一次是在50年代初战争结束时，人民安居乐业，出现生育高峰。第二次高峰是60年代，时间一直延长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实现计划生育之前。这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今后2021—2050年都要进入老龄队伍，这就使中国老龄化进入到一个加速的阶段。要知道，中国在1982年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5%，还属于成年型的社会。而到1999年时，老年人口却占10%，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一刻的到来，其他国家几乎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最长像法国用了130年时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用了79年，而我们国家仅仅用了17年多的时间。同时，根据预测，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计算，我们仅用27年就能由成年型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他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第三，高龄化。根据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94%。2008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样本数据，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是15%，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109%。在两年抽样调查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13%的样本数据特征情况下，8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和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却分别上升01%和15%。
第四，空巢化。由于经商、打工或结婚等因素，中青年跨地域的空间流动加大，区域跨度增大，并且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数量迅速增加，“空巢”家庭随之增多。2008年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497%，大中城市的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达到561%，其中独居老年人占121%，与配偶同住的占44%。与传统的家庭生命周期相比，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空巢”期延长了10年。（陈晓敏、杨柳，2003）对同一时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较，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平均为23年左右，而同龄非独生子女父母的空巢期平均为20年左右。（风笑天，2009）
第五，梯度化。城市老龄化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以上海最高，西藏最低。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667%，在这一水平之上的有：上海1166%，居全国之首；第二位是天津946%；第三位是北京861%；第四位是重庆806%；第五位是江苏760%；第六位浙江717%；第七位四川708%；第八位安徽674%。按东部、中部、西部划分，则东部沿海11省市城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18%，中部8省为608%，西部12省、区、市为620%。（邵凯、李楠，2010）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出生率、不断改进的医疗系统和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城市社会的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日益增长，而同时家庭网络变得越来越小。由于老年人的增加和年轻人的减少，社会结构也显得有些头重脚轻了，养老将是中国这个超级老龄社会的巨大问题。
二、老龄期的转型与挑战
21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老龄化时代，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其影响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衰老”看上去是个人的、家庭的问题，而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1.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作为生命周期中的最后阶段，个体在老年阶段会表现出生理的老化、心理的老化和社会功能与社会角色的退化，由此带来的问题开始集中到收入、退休、健康等问题上。
退休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地位、收入、权力和声望。对退休有积极态度的人是那些身体健康有高度自尊的人，他们乐意退休以重拾属于自己的活动和空间，而那些身体虚弱自尊心不强的人会在退休后感到失落、抑郁，这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对大多数人来说，生命后期的最大特征就是收入的减少，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与退休前的收入是相去甚远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安度晚年也是常见的情形；健康的身体是老年人感到幸福的重要因素，尽管很多老年人身体状况较好，但他们仍然会担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逐渐恶化以及各种功能的丧失。对于65—85岁的老人而言，关节炎、高血压和心脏病是常见病，85岁以上的老人，罹患癌症和残疾的几率会更高对很多老人来说，精神健康会走下坡路，情绪混乱、自卑、抑郁、孤独在老人中非常常见。
对老年人来说，获得认同和自身价值的社会肯定是最为重要的需求。然而，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对年轻和效率的崇尚，我们的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老年歧视。Agism一词最早由美国的罗伯特·巴特勒提出（Butler，1969：234—246），专指针对老年人的偏见和歧视，主要包括制度歧视、社会歧视和家庭排斥（易勇、风少杭，2005），其中，不仅包含对老年人诸如病态、丧失性能力、丑陋、缺乏力量、累赘等刻板印象，也包含心理上对老年人的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在工作场所，老年人被拒绝、被歧视，如强制性的退休、因老年而非健康或能力因素失去就业、职业培训或晋升机会等。尽管权威的研究结果证实，年龄不是影响绝大多数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或负面因素（Segrave，2001），但是工作场所里的老年歧视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市场准则。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2000年)对“城市老年人对工作机会的评价”调查显示：48%的老年人认为工作机会很少，209%的老年人认为工作机会较少，仅有6%的老年人认为工作机会较多。在医疗救护的机构，往往会忽略，甚至根本不理睬老年人的各种慢性疾病，而将精力集中在年轻患者的急性病治疗方面。
对老年和衰老过程的误解比对生命的任何其他时期的误解都要多，对老年人抱有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灰色形象引发了社会性的老年恐惧。老年人试图通过改变形象来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为了青春常驻，正在衰老的人会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在健身、保养、美容甚至是整容上，于是许多老人成了“抗衰老”服务的牺牲品。
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成见都可能对老年人造成可悲的后果，因为社会可能对老年人期望过多或过少，致使老年人在社会上处于一个劣势地位，得不到公平的社会对待和发展机会，从而降低老人的生活质量。
2.家庭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幸福观中，晚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温馨而从容地享受儿女照料、儿孙绕膝。从养老方式来说，住家、由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网络照料的养老成为最必然也是最普遍的选择，并写进了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0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靠家庭，家庭成员应该关心和照顾老年人。”然而，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家庭生命周期也逐渐延长并且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平衡家庭资源和每个成员的需求变得愈发复杂。（贝蒂.卡特，2007：4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服务和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人口的预期寿命在持续走高，由联合国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增长了51岁，达到了731岁。从《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看到发达地区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80岁，例如上海7814岁。对于每个家庭来讲，晚年带来的挑战与子女自身生活阶段的突出问题常会相互影响。由于缺乏足够的社区支持、有限的医疗系统和人性化的缺失，家庭不仅是提供照料的最佳组织系统，同时也是价值感、情感联结和晚年自尊的来源。“老人与其成年子女间的关系逐步变为一种维持着的社会接触”（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1987：127），然而，老年父母与青年子女之间的应激和矛盾往往会比老年妇女、中年子女以及青少年孙辈之间的问题突出，一旦无法调和，会加剧冲突和关系紧张，使得失望和家庭疏离感更为强烈，由此导致一些年老父母即使愿意与其已婚子女共同生活也不可能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受到挑战。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夫妻限制家庭规模，到80年代初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下降：从1971年的307‰曾一度下降到1980年的182‰；由于60年代初“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在1987年达到峰值233‰；此后，人口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8年降至121‰。（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出生率的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应增加，老年抚养比随即增加。1982年老年抚养比是80%，即每100名适龄工作人口要负担8名老人，2008年老年抚养比上升到113%。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0年发布报告称中国老年抚养比到2025年将达到32%，到2050年将达到61%。由于更少的年轻人需要负担更多的老人，社会福利系统受到威胁，从而有可能加重对老年人的偏见，引发更多的不安全感。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特别是在城市里，出现4-2-1的家庭结构，每对夫妇上面有4个老人，从2013年开始，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的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的新趋势，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面临一对夫妻照顾4位老人，同时还要抚养自己孩子的巨大压力。由于长寿、慢性疾病、少有兄弟姐妹帮忙和缺少护理人员的支持，“三明治一代”的数量在扩大，特别是已婚的中年女性夹在照顾父母和子女需要中间，将会产生高度压力和疲劳。更为突出的是“老年早期”的人群在退休后尽管资源迅速减少但仍然要面临照顾她们“老年晚期”的父母，纵然有心敬孝，恐怕也有些力不从心。维持老人的独立，使他们不再成为别人的负担，关键在于建构他们的生活，但这需要充足的资源来促成这一可能性，更何况作为早期老年的许多人也有着自己一连串的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如果没有其他途径使他们获得更多可供选择的资源，就无法使这批老人获得发展。因此，缺乏社会支持的家庭照护，只能使照顾者和被照顾者更加弱势。
3.社会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