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非典时代”是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特别是诸多新型传染病或以变种形式出现的传统传染病构成了新的挑战，与“非典”时期不同，政府危机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加，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强化，随着公共卫生的全球化，中国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全球卫生外交过程当中，强化了同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合作。
（一）禽流感对疾控体系的考验
2003年12月开始，禽流感在东亚多国，特别是越南、韩国、泰国爆发，并造成越南多名感染者丧生。其实，禽流感并不是21世纪产生的新型传染病，20世纪已经遭遇过三次全球性禽流感病毒（1918年的H1N1、1957年的H2N2与1968年的H3N2）。1997年，香港地区出现了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并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但禽流感大规模的爆发是从2003年底开始的。到2006年1月，美国出现了禽流感的新型变种H3N2，引发了人们新一轮的恐慌。禽流感疫情的传播考验着“后非典时代”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疾控体系。
1．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
2003年，就在“非典”肆虐之际，禽流感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出现，经过艰苦的战斗打败“非典”之后，我国即将面临新的考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警告说，从2003年开始，禽流感病毒再次进入活跃的高发期，每年都会有新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疫情，疫情大爆发的危机正日益临近（魏红欣，2005）。在这种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发生变异，在人际之间传播已经“不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2005年，我国的邻国泰国、越南相继爆发禽流感疫情，并出现人感染禽流感导致死亡的事件，我国政府立即启动了初建不久的危机管理机制，严阵以待，这是对我国初具规模的危机管理机制的一次检验。
城市社会要比农村社会更为复杂，所以也就更加要求管理体制的健全和有效，健全有效的管理体制可以降低传染病等社会风险的发生或减轻其发生后的危害以及次生危害。城市危机管理体系实质上就是对现有城市危机应急管理的各种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通过组织网络、指挥信息系统、救援队伍、物质保障、后续支持、综合法规、社会宣传教育等体系的建立，建立起领导一元化、指挥智能化、决策科学化、保障统筹化、防范系统化的城市危机应急预警系统，增强城市的危机综合管理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王茂涛，2005：202）。
2003年3月14日，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作出了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并明确了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紧急状态权的范围；2005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应急管理培训团赴德国考察，对德国的应急管理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卫生部，2006：207）。“非典”之后，公共危机的新闻发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已引起重视，并成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发布重要信息、澄清谣言、稳定社会、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制度性通道（张凯兰，2005：5-8）。同时，中国仿效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完善自己的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在交通、卫生、气象等部门建立起不同的预警系统，以红、橙、黄、蓝等四个等级实施危机预警。这种逐步与国际接轨和初具规模的危机管理机制在面对新的危机之时，能够促使政府和公众采取如下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
一是预警响应及时。面对禽流感的侵袭，我国的预警机制及时做出响应，基本做到跟踪预测、迅速报道、制定预案。更为重要的是，在泰国、越南等国遭受禽流感侵袭之际，我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加强边界口岸管理，加强检疫，限制乃至禁止从疫区国家进口禽类制品；对出入疫区国家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安检；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使公众增强了对禽流感的认识；严密监控各地可能出现的疫情，准备好充足的疫苗。
二是应急处理能力增强。应急机制是政府在危机管理阶段进行的各种紧急处置工作，是对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检验。2005年下半年，随着禽流感的传入，禽流感疫区由湖南省向我国各省市蔓延，政府的危机管理再度面临严峻考验。政府各相关部门迅速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特别是农业部、卫生部立即启动紧急预案，封锁疫区，扑灭疫情，加大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加强对于广大公众预防禽流感的教育，通过正面的教育宣传来防范禽流感可能导致的人畜交叉感染。
三是政府在疫情和相关信息的发布更加公开和透明，积极寻求国家合作。卫生部于2005年11月16日通报中国内地首次确诊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张悦等，2005）。对一些未确诊的疑似病例也非常积极，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调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禽流感防控工作，在全球禽流感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评价中国所采取的预防为主、免疫与扑杀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施，以及应急处理、疫苗研发、科技攻关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中国禽流感防控工作成效显著，禽流感疫苗研发能力世界领先；中国成立全国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指挥部、制定实施应急预案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在全球禽流感防控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些国家还认为，与中国在禽流感防控领域开展的务实合作是传统友谊的体现，是双边合作的典范（罗春华，2006）。
四是强化灾后跟踪修复。善后修复机制是危机处理和救援工作结束后要进行的全方位的修复、善后工作，对于巩固危机管理功效，应对可能出现的下一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希斯，2010：27）。在这次禽流感危机处理过程中，政府在禽流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对于因扑灭病禽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对于稳定农户情绪，使他们积极配合扑灭病禽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农业部在禽流感危机之后立即总结制定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处置技术规范》，并下发各地，这一技术规范对疫情处置提出“早、快、严”的要求，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对于进一步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规范疫情处置程序和措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全球合作背景下的禽流感防治
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速度比以往快得多，且疾病往往容易超越其本身严重程度而引发公众心理恐慌，再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集中地区易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灾区（Smith，et al.，2007）。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些疾病通过不同的渠道正在加速在全球传播和扩散。因此，不管是“非典”、禽流感还是艾滋病、鼠疫、炭疽病、疯牛病和口蹄疫等，都已不仅仅是一次恶性疾病的传播，更已发展成为全球公共事务危机。
在全球交往日益便捷，人员、物品跨境流动空前活跃的当代，控制住本国疫情、阻止疫病的跨国蔓延，已经成为全球划时代的重要的国际道义（王海京，2004：29）。中国发生禽流感疫情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落实各项预防措施，一旦发现疫情，坚决捕杀，彻底消毒，防止疫情扩散；尽力把疫情扑灭在疫点上，阻断疫情向人的传播，阻断疫情跨地区、跨国界扩散，从而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及邻国和地区的安宁。
与此同时，面对笼罩全球的禽流感乌云，国际社会开始联手，为防止一场灾难的爆发而共同努力。2005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应对禽流感大流行的威胁——建议的战略行动》，向所有国家发出详细的行动指南。同年10月7日，85个国家和地区与8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专家在华盛顿召开了“国际禽流感伙伴计划”会议，讨论禽流感防治的国际合作事宜。随着禽流感疫情的扩散，10月18日，欧盟召开紧急外长会议研讨对策，会议认为，禽流感从亚洲传播到欧盟是一个“全球性威胁”，需要国际合作。10月24日，全球流感预防部长会议和50国卫生专家会议分别在渥太华和哥本哈根召开。专家们呼吁，尽快建立联合行动机制，密切监控禽流感疫情，加紧疫苗的研制，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人类新型流感大爆发。亚太经合组织（APEC）各成员方的卫生和防疫专家10月31日在澳大利亚举行闭门会议，商讨共同应对策略，制订应对不同威胁水平的最佳方案。11月3日，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等五国提议，加强全面合作，通过建立指挥系统，共同对抗禽流感。11月9日，十多个国际组织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及专家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禽流感问题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用以指导今后国际社会抗击禽流感的行动步骤；此外，会议还通过了一项总额10亿美元的抗击禽流感全球行动计划，旨在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禽类接种疫苗及建立预警和监控体系（陈剑等，2006：20）。
2006年5月26日第59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决议，同意立即提前实施原定于2007年6月才实施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与防范禽流感和人类流感大流行相关的条款。这些措施包括快速和透明地进行疫情通报、为提出要求的国家调查和控制疫情提供支持等。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这项决议作为一项政治承诺，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快防控禽流感的步伐（世界卫生组织，2006）。2007年4月27日，世界银行提供赠款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及人流感大流行防控能力建设”项目顺利启动，项目由我国卫生部门和农业部门共同实施，其目标为通过加强项目地区人/禽流感防控能力建设活动，建立基于网络的多部门准备及应对人/禽流感大流行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开发出县级卫生部门人/禽流感大流行的准备计划，同时为国家人/禽流感大流行应对和准备计划的修订提供依据，该项目周期为2年，根据家禽数量规模、养殖方式、禽类市场流通和既往禽流感史等情况，共同确定覆盖安徽和辽宁2省8个项目县，其中覆盖卫生部门的有6个县（卫生部，2008：331）。
可以发现，在全球公共卫生政治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其成员正在经历一个转变，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转变是在卫生和外交关系领域的革命，代表了一个卫生体系的全球社会新联系的建立（Fidler，2007：243-244）。同时需要注意到，随着《国际卫生条例》的修正，其内容的调整显示，全球卫生事务的运作模式已从以往绝对尊重各国主权的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模式，进入相对尊重国家主权，参与运作的国家必须放弃部分国家主权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模式。而授予世界卫生组织更多权力的规定，更显示出了卫生事务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及趋势。但这种突破国家主权界限的做法能否在当今国际政治环境中实现，在经过H5N1型禽流感等全球卫生事件的反复检验后，被证实尚有许多不足（Fidler，2008：89-94）。
3．《动物防疫法》的修订
越来超多的动物疫病成为人畜共患病，如炭疽、结核病、狂犬病、口蹄疫等，都可在人群中传播，目前，已知的人畜共患病已达200多种。（解放日报，1999）这样，强化动物防疫也成为保障人类健康的重要措施，鉴于此，1997年7月我国通过了《动物防疫法》并于1998年开始施行。然而，在禽流感的防治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动物防疫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既行的《动物防疫法》中存在诸多盲区，因此，2007年8月30日经过修订的《动物防疫法》获得通过并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共10章85条，与原《动物防疫法》相比，增加了3章27条，新法针对动物防疫工作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针对兽医国际合作中提出的一些新要求，从动物疫病预防、控制、疫情处置、检疫、动物诊疗、动物防疫监督到保障措施等方面，对原《动物防疫法》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增加了疫情预警、疫情认定、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执业兽医管理、动物防疫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解决了当前动物防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增加了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促进畜牧业发展，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付景武，2008：28）。
